邓小平的政绩观：“当好人民的勤务员”

丁小丽 曾祥明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邓小平对于政绩观有着诸多思考和论述，多次强调要“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创造出能经受住人民、历史和实践检验的政绩。

　　为民造福是核心要义

　　在抗战烽火中，邓小平就主张：“凡是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无不尽力提倡与实行。”他说，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个党员的最高准绳”，强调要“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在邓小平看来，发展社会主义最终是“为了人民”。

　　邓小平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中国共产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邓小平强调，“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党员干部只有紧紧依靠群众，树立服务意识，才能做出令人民满意的实绩。

　　在谈到我国改革开放政策时，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路线是不会改变的，因为改变了，“人民利益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如果改变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们就会丧失人心”。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要看“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强调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标准。1989年5月，邓小平在与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将衡量改革开放的是非标准概括为“三个有利于”，充分体现了政绩惠及人民群众的追求。

　　加快发展是重要内容

　　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建设高度，突出发展的重要性，立志把“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社会主义的先进的工业国家”。

　　邓小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发展。发展是提高生产力水平，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发展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保持稳定局面的需要；发展是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实现祖国统一的需要；发展是从根本上摆脱经济文化落后状况，振兴中华民族，使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需要。从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把发展作为检验政绩的一个方面，不是单纯地谈经济发展，还强调社会的全面发展。

　　邓小平指出要大力提高生产力水平。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针对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落后的情况，邓小平指出：“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从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角度，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同时，突出科学技术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特殊作用，邓小平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邓小平认为经济增长“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更“不能勉强追求太高的速度”。在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上，邓小平强调“适当”原则，认为不能“太急”，政策也不能“偏‘左’”，否则不但生产力无法顺利发展，反而会受到阻碍。也就是说，要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在谈到中共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时，邓小平指出，翻两番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的翻两番。在同国家计委、经委等负责同志讲话中，邓小平强调“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

　　真抓实干是根本方法

　　邓小平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主张求真务实、埋头苦干，坚决反对主观臆断、脱离实际。

　　在邓小平看来，思想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思想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而思想不解放，“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对于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1985年4月，邓小平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1991年1月至2月视察上海期间，邓小平鼓励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邓小平认为，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事业，“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而“艰苦创业，首先要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要“做许多踏踏实实的工作”。邓小平强调，“劲可鼓不可泄”，要“鼓实劲”不要“鼓虚劲”，强调“工作要扎实，效果要实实在在”。在选拔干部方面，邓小平主张“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强调要选“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1989年5月，在《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中，邓小平指出，要“真正干出几个实绩，来取信于民”，提倡“工作要扎实，效果要实实在在”。在邓小平看来，“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邓小平要求党员干部在经济建设过程中，“要面对国家的现实”，要考虑“经济、实用、美观”“不要脱离实际，不要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邓小平强调，“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还讲道，“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他建议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抓一下形式主义问题，“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邓小平认为，“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

　　建章立制是重要支撑

　　建章立制是加强党规党纪建设的重要抓手，是提升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组织力的重要手段。邓小平强调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共产党员要接受监督，健全民主和法制。

　　针对改革开放之初党的纪律、作风等“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邓小平指出，“由于纪律相当废弛，许多党员可以自行其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决定，党规定的任务，可以不执行或者不完全执行。一个党如果允许它的党员完全按个人的意愿自由发表言论，自由行动，这个党当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不可能有战斗力，党的任务就不可能顺利实现”。邓小平要求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起来”，严格地“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

　　邓小平认为，“不受监督”，就会“犯大错误”。“纪律是一个鞭子，鞭策国家工作人员把工作做好。这就要加强监察工作，发动群众监督。”1956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指出，要从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从党的内部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1962年2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认为，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也是一种监督，还有“党的监察制度的监督，组织部门对干部实行鉴定制度的监督”。

　　没有民主就没有活力，没有法律就没有约束。邓小平认为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都应该加强，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也要坚持下去，任何一方都不能削弱。1980年8月，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邓小平强调“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要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国民经济更快发展，使人民生活更好改善，而“对一切无纪律、无政府、违反法制的现象，都必须坚决反对和纠正”，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才能更快地实现现代化。

　　安定团结是根本保障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强调通过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整顿和改造社会风气来营造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安定团结提供政治保障。邓小平强调：“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

　　改革开放初期，面临复杂的社会环境，邓小平强调：“安定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政治条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条件，“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强调：“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到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

　　邓小平认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既要安定团结，也要使社会活力高度迸发，“要安定团结，也要生动活泼”。安定团结是生动活泼的前提和保障，只有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生动活泼；同时，要通过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来形成生动活泼的局面，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在实现生动活泼的基础上维持安定团结的局面。

　　（来源：《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