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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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毛泽东又听取了关于运用大型管柱钻孔法施工的情况介绍。
管柱钻孔法是苏联专家西林从苏联带来的新技术,在当时属世界首创,即使在苏联也未使用过。用这项新技术可把施工从水下转移到水上,不仅保障了施工人员的安全,而且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还能显著降低工程造价。
在滕代远和茅以升的支持下,彭敏决定对管柱钻孔法先作试验,成功后再用于施工。1955年2月,在汉阳莲花湖畔进行管柱钻孔法试验并获成功。对此苏方也高度重视,部长会议派一架飞机,专程送苏联的一批桥梁专家到武汉观摩。
运用管柱钻孔法,需要大吨位震动打桩机,从苏联引进了几台30吨震动打桩机,但武汉大桥钻孔桩需要90吨的。想尽办法也没能突破这个难关。毛泽东知道后,指示调集全国相关技术力量与大桥局联合攻关,终于成功研制出BⅡ3至BⅡ5等系列的震动打桩机,突破了大型混凝土管柱穿过覆盖层下沉到岩层的难关,使新施工法迅速在施工中全面推开,不仅使大桥提前一年零三个月建成通车,还揭开了桥梁建筑史上崭新的一页。
毛泽东高兴地说:“管柱钻孔法,本是苏联工程师发明的,可他们不敢用,我们用了,证明了是成功的!”说到我国自主研制震动打桩机,毛泽东感慨道:“是啊,不能说苏联没有的我们就—定做不出来。个别的东西,我们也是可以创造出来的。长江大桥这三四年的建设,就是世界水平!”
毛泽东又关切地询问:“潜水工如何在水里沉下去?水里怎样进行烧割和电焊。”彭敏详细地作了回答。
对岩石和水下混凝土的抗压强度,毛泽东也问得很详细。彭敏作具体解答:假定冲刷为百分之一百,就是假定把河床的覆盖层全部冲掉,事实上不会全冲掉。毛泽东说:“这样就是更保险些,更坚固些。”
大桥建设还采用了钢梁悬臂架设技术。彭敏用通俗的语言向毛泽东介绍全伸臂安装法:“半根筷子悬在桌子外面不会掉,是因为桌子上面那半根筷子用它的重量平衡了它。我们拼装钢梁就运用了这一原理,叫做悬臂法,先在桥头架好平衡梁,然后悬空地架出去。”
对书面材料中“管柱钻孔新方法从社会意义上说是社会主义的劳动方法”的提法,毛泽东说是错误的:“假若美国采用了这种方法,也是社会主义劳动方法?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了30年还未采用这个方法?劳动方法从历史上看,石器时代是使用石头,资本主义使用机器。在劳动方法上已大进了一步。在劳动方法上,资本主义国家至少比我们的劳动方法还进步。从社会制度上说,我们是社会主义。而劳动方法只有科学不科学,不好分哪些方法是资本主义,哪些是社会主义。”
在汇报快要结束的时候,毛泽东问彭敏:“长江上还要修哪几座桥?”彭敏回答:“第二、三个五年计划草案里,有重庆长江大桥、芜湖长江大桥。”毛泽东说:“将来长江上修上二十座、三十座桥,黄河上修上几十座,到处都能走。”
中午,毛泽东在船上用餐。“武康”轮是艘轮渡,没有做饭的厨房,东湖宾馆名厨师杨纯清用汽油桶改造的煤炉为毛泽东做了午餐,四菜一汤,主菜是清蒸武昌鱼。这一餐,毛泽东喝一小杯茅台酒,吃了一小碗米饭,武昌鱼全吃光。
下午2时许,毛泽东沿着船舷的扶梯从容跃入水中。江流中他如鱼得水,游得轻松自如,时而侧游、时而仰泳。每当浪峰打来,便侧身迎浪;每当浪层退去,就顺势而下。他游了两小时零四分钟,一直游到汉口谌家矶江面才上船,游程近14公里。有人问毛泽东累不累,他一脸轻松地回答:“给我个馒头吃,还可以游两小时。”
当晚毛泽东诗兴大发,写下了气势磅礴的《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词作中“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所指的就是建设中的武汉长江大桥。在毛泽东已公开发表的诗词中,唯一吟诵过的现代建筑只有武汉长江大桥。“一桥飞架南北”,跨越龟蛇二山的长江大桥即将横空出世,“天堑变通途”,再无“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的沉重,只有“当惊世界殊”的豪迈。
三
1957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36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建桥大军把最后一根钢梁平稳地安装在大桥合龙处,完成了最后一个“米”字。在一穷二白的艰苦年代,中国能够建成如此雄伟的大桥,靠的是党中央的坚强领导,靠的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精神。
武汉长江大桥全长1670米,正桥长1156米。江中8墩9孔,每孔跨度128米。大桥上层是公路,桥面宽22.5米,行车道相当于现在的双向4车道;下层为双线铁路桥,可同时穿行两列火车;桥下与水面净高可通航万吨巨轮。该桥在长江之上、龟蛇两山之间,矗立起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座不朽丰碑。
9月6日傍晚,武汉大桥工程局的负责人,都聚集在汉阳桥头。他们在等待着毛泽东的到来。此时工人已经下班,大桥上显得十分宁静。
6点多钟,毛泽东乘坐的小汽车从汉口方向直接开到长江大桥的汉阳桥头。在王任重等的陪同下,毛泽东和大家一一握手,然后健步行走在大桥的公路桥上,向武昌方向走去。大桥工程局副局长杨在田、政治部主任杜景云紧紧跟随在他左右。
毛泽东详细地向杨在田询问建设大桥用了多少钢,花了多少钱。杨在田一一作答:“一共用了5万吨钢,一亿三千万元钱。”毛泽东说:“不算多。”
毛泽东又问杨在田:“建桥工人最多的时候有多少?”
“有13000人。”
“技术人员有多少?”
“300多人。”
“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来了多少苏联专家?”
“28人。”
“有苏联专家在这里可以修这样的桥,现在如果没有苏联专家可以修了吗?”毛泽东关切地询问。
“可以修了。”杨在田回答。
“可以修了吗?”毛泽东又重复问一句。
“能修,能修。我们技术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杨在田信心十足地说。
自打1956年5月毛泽东视察大桥工地,肯定大桥局党委的思路,提出了“建成学会”的方针后,极大地激发了建桥大军向苏联专家虚心学习建桥技术的积极性。“坚持执行建成学会方针”的标语牌醒目地悬挂在工地大门上方,成为建桥大军的共同理念和行动。当时有个职工家生了一对双胞胎,一个就取名“建成”,一个则取名叫“学会”。广大员工把建桥的过程,当作向苏联专家学习的过程,也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精神的过程,真正实现了“建成学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支技术成熟、作风过硬、勇于创新的桥梁建设人才队伍。
走到大桥中段,毛泽东停在涂着灰、黑、天蓝三种不同颜色的栏杆旁,问:“怎么漆三种不同颜色呀?”
杜景云回答说:“我们想让武汉三镇人民来挑选,看漆哪种颜色好些。”
毛泽东笑了,赞道:“好啊,你们搞建设还不忘走群众路线啰!”他又转过身问王任重,“你是湖北的负责人,你看漆什么颜色好?”王任重说:“我还没想好呢!”
杨在田乘机请示:“请问主席,您说哪一种颜色比较好?”
毛泽东不语,用手指了指无垠的蓝天,又指了指奔腾的江水。大家明白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大桥栏杆的色彩应当使蓝天和江水结合起来。后来,武汉长江大桥的主体色调,如钢梁、栏杆等都采用了天水颜色相和谐的银灰色。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继续往前走,一会儿面向下游,眺望武汉三镇;一会儿又面向上游,指着江中问道:“鹦鹉洲不是在江中间吗?”
王任重回答说:“鹦鹉洲从前是在江中间,后由于泥沙淤积,已和汉阳连成一体,现在汉阳江边就叫鹦鹉洲了。”
“啊,那就看不到鹦鹉洲了!”毛泽东的话里明显流露出失落感,又问,“那黄鹤楼呢?”
王任重说:“为了修建长江大桥,黄鹤楼已经拆了。现在正计划重修。”
毛泽东点点头说:“应该重修,这是历史古迹。”可惜黄鹤楼重修工程一直到1981年10月才开工,1985年6月落成。不过重修的黄鹤楼高大雄伟,拆掉的黄鹤楼不能与之同日而语了。
人们陪着毛泽东继续朝武昌桥头走着,这时夜幕已经降临,武汉三镇闪烁着初上的灯火。毛泽东走到下游的栏杆边,眺望着北岸的汉口,无比兴奋地说:“好啊,灯火辉煌,灯火辉煌!”
从汉阳走到武昌,毛泽东已经是一身汗了,但参观大桥的兴致还很高,到了武昌桥头,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以往过长江是坐船过,今天是走着过,我们创造了历史!”
走近桥头堡的凉亭处,毛泽东问:“从这里可以下去吗?”“楼梯上的电灯还没有安装好。”大家考虑毛泽东已经累了,就劝他在这里停—下。他不无遗憾地说:“啊,这次不下去了,以后再说吧!”
这时,杨在田将一本《武汉长江大桥工程》的图册送给毛泽东,并说:“这本书里有一封信,是大桥局全体职工写给主席的。”毛泽东点了点头,接过书与王任重、杨在田一起翻阅起来。
随后,杨在田又拿出笔和纸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认真地说:“这可要好好想想。”然后和大家一一握手,登车离开了长江大桥。几天后,他派人给杨在田送去题词,上书:“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1957年10月15日,也就是毛泽东视察大桥后的一个月,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伟大的理想实现了》,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喜悦心情。那一年出生的孩子,起名汉桥、建桥的比比皆是。
上午10点通车典礼正式开始,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部、省、市领导及大桥局局长彭敏、专家组组长西林分别致辞后,列车由汉阳岸缓缓驶进大桥,观礼的人们纷纷将手中的花朵和纸屑抛向车厢。半小时后,李富春又来到武昌岸桥面为公路通车剪彩,几百辆大小汽车组成的车队蔚为壮观,桥上桥下人头攒动,一片欢乐的海洋。
武汉长江大桥像一道飞架的彩虹,在长江天堑上铺成了一条坦途。打通了京汉、粤汉铁路,连接成京广铁路,结束了南北交通被长江阻隔的历史,一列火车越过长江只需短短的几分钟。武汉三镇被连为一体,九省通衢,成为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通车头5年,通过的运输量就达到8000多万吨,缩短火车运输时间约2400万车小时,节约的货运费用超过了整个大桥的工程造价。
1958年9月11日,毛泽东再一次来到武汉长江大桥,欣喜地观赏了车水马龙的雄伟桥梁。然后从武昌桥头下去,再次畅游长江。此后,毛泽东来武汉,一大爱好始终不变,就是畅游长江。他选择的游泳水域基本在长江大桥附近,可见他与武汉长江大桥有着深深的情结。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以73岁的高龄再次畅游长江,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畅游长江。在他向广大群众挥手致意的照片上,依然映有武汉长江大桥的雄姿。
60多年过去,风雨沧桑,虽受到巨轮多次碰撞和特大洪水冲击,如今万里长江第一桥依旧巍然屹立,和谐地横卧龟山、蛇山之间,俨然成为了大自然的一部分。
建设武汉长江大桥拉开了中国现代化桥梁建设的序幕。一支“建成学会”的建桥大军,撒向全国,不断发展壮大,他们一代一代地接力奋斗,在长江干流上已建成了近100座跨江大桥,仅武汉一地就有11座,早已超出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在长江上修上20座、30座桥”的愿景!
(摘自《档案春秋》2019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