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克希东路抗战的晚年记忆

　　何克希是新四军高级将领中在苏南东路抗战时间最长的一人，从初到江阴西石桥争取梅光迪抗日，到跟随谭震林撤离东路，前后长达3年5个月。何克希是四川峨眉城关镇人。他一直把江阴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40年前，笔者有幸在杭州西湖畔采访了这位东路抗战功臣。今择其要点记录于下，以缅怀他在东路抗战的历史功绩。

在江阴筹建江南抗日义勇军

　　5岁那年，何克希就失去了母亲。做白蜡生意的父亲，忙着去云南购买生产白蜡的虫子，运到峨眉去繁殖，顾不上照料自己的儿子。在县城读完小学，父亲把何克希送到成都读中学。几年后又借了一笔钱，作为儿子去北京报考大学的费用。半路上，何克希的钱被人偷掉了，被迫回到四川，在亲友的帮助下进了成都一所军事学校，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35年何克希到上海，与上海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两年后全面抗战爆发，何克希奉党组织之命，于1938年5月到了江阴西石桥。

　　何克希是怎么来到西石桥的呢？原来，西石桥有一个叫梅光迪的人，江阴沦陷后组织了一支百余人的地方抗日武装，在四面是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严峻形势面前，找不到发展的方向。常州籍共产党员恽逸群，把梅光迪的处境向上海党组织作了汇报。上海党组织就派何克希前往西石桥，争取梅光迪的武装纳入党的抗日轨道。

　　与何克希一起来到西石桥的，还有共产党员吕平、刘史明。三人刚刚安定下来，就成立中共澄锡虞工作委员会，何克希任书记，分管全面工作，吕平负责党的工作，刘史明负责武装斗争。这是江阴土地革命后期党组织与上级联系中断后，第一次出现的党的组织机构。自此，党组织与党的活动像星星之火一样迅速地燎原江阴全境。

　　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何克希发现争取梅光迪抗日并非想象中的那样简单。梅光迪出生于西石桥街上中产阶级家庭，土地革命前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农民暴动，1928年10月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革命，曾在无锡、宝应、宿迁、丹阳等地充当特务员，对革命造成过损失。当何克希提出与党合作抗日主张时，梅光迪就以重新加入共产党为条件。何克希根据上海党组织指示，无法满足梅光迪的条件，梅光迪就对何克希等人的活动予以许多限制。怎样破解难题呢？何克希在请示上海党组织后，一边尽量满足梅光迪在职务上的种种要求，但是在重新入党问题上始终不肯松口；一边动员上海的工人、学生和本地青年农民、职员参加抗日队伍，在西石桥等地开办青训班，培养党的政治、军事骨干。不到几个月，青训班就扩大到40多人，直接控制在澄锡虞工作委员会的手里。

　　正当何克希艰难地做着梅光迪工作的时候，传来了朱松寿领导的抗日地方武装遭到国民党忠义救国军阴谋吞并的消息。朱松寿是江阴长寿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江阴农民暴动时的一员骁将，1928年被中央指定为中共六大代表，1935年8月被捕后脱离党组织，1937年11月在江阴沦陷前夕第一个组织地方抗日武装，1938年4月被忠义救国军收编。朱松寿名义上是忠救军第五支队司令，实际指挥权却被该部军事专员袁亚承一步步剥夺殆尽。何克希立即派张志强前去朱部做工作，动员朱松寿率部回到党的抗日轨道。狡猾的国民党特务袁亚承抢先发动兵变，拉走了朱松寿部一半以上人枪。何克希闻讯，连夜赶到朱松寿部驻地九思街，授以“苏浙人民抗日自卫军”番号，委任朱松寿为司令，张志强为政治部主任。这是何克希在江阴争取改造的第二支抗日武装。

　　1938年5月何克希离开上海的时候，党组织还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与新四军取得联系。何克希到了西石桥后，时时关心新四军的消息。9月中旬，有一支新四军队伍，驻到武进县塾村里。塾村里位于西石桥以南10多里的地方，何克希很快知道，这是新四军第二团参谋长王必成奉陈毅之命，率领一个营200余名指战员，从茅山出发，途经武进，不日就要进入澄锡虞地区，为江抗东进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史称“侦察东进”。何克希当天率领梅光迪部和青训班前往塾村里，经王必成同意，梅部和青训班跟随新四军二团一起行动。

　　这是何克希到西石桥工作4个多月取得的又一重大收获。接着，部队穿越锡澄公路，在峭岐镇驻扎下来。自抗战爆发以来，江阴东乡民众第一次见到新四军。消息传到朱松寿耳朵里。他决定要与新四军会合。朱部自何克希授予“苏浙人民抗日自卫军”番号以后，多次遭到忠救军袁亚承部的袭击，民抗战士被迫分散隐蔽在各自家里。朱松寿立即通知民抗战士归队，几天之内共有120余人枪回到朱松寿身边。当这支队伍赶到峭岐的时候，何克希在江阴争取、改造的三支地方武装，第一次齐集在一起。他兴奋地说：“我们今天终于站在新四军的旗帜下并肩战斗，一起抗日。经王参谋长同意，江阴三支队伍，从今天起，就跟随新四军二团一起东进！”三支队伍全体战士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

　　吃过中饭，王必成就下令部队开拔。队伍经过璜塘镇时，突然下起大雨，全体指战员冒雨行军，气势轩昂，受到镇上民众交口称赞。当晚宿营于斗山脚下，第二天到达锡澄交界的寨门小镇，受到当地党组织和社会各界的欢迎。侦察东进任务完成后，何克希向王必成建议，把江阴三支地方武装带至茅山。王必成说：“此事事关重大，必须经陈毅同意才可实施。”于是，何克希把三支武装暂时安置在澄西乡间，自己跟随王必成前去茅山向陈毅汇报。陈毅指示何克希，立即把三支武装带至茅山整训。10月间，梅光迪、朱松寿以及三支武装跟随何克希到了茅山新四军一支队驻地。在讨论如何整编时，何克希建议用新四军番号。陈毅摇摇头说：“用了新四军番号，国民党就会限制你，钱受限制，武器受限制，活动的地盘更受限制。”何克希从陈毅的话中受到很大的启发，想了想说：“我党过去领导过东北抗日义勇军，我们能不能就称江南抗日义勇军？”陈毅听了连口称好，高兴地说：“你们就叫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以后发展了，就有江抗四路、江抗五路。”第二天，陈毅接见何克希、梅光迪、朱松寿、吕平、刘史明、张志强等人，正式宣布成立江抗三路，任命梅光迪为司令，何克希为副司令，实际是政委。原朱松寿部编为江抗三路第一连，原梅光迪部编为第二连，原青训班编为第三连。1939年1月，陈毅又任命新四军第一支队参谋长胡发坚兼任江抗三路副司令并主持全面工作。

　　成立江抗三路是江阴乃至东路抗日史上的一件大事，就创始人而言，自然就是何克希；就江抗组成部分而言，绝大部分是江阴子弟兵；就江抗番号沿用时间而言，从1938年10月起，直至1941年2月江南抗日救国军改番号为新四军第三支队，前后长达2年5个月。因此，把江阴誉为江抗发源地之一，并不是夸张的虚言。

协助叶飞率领江抗东进抗日

　　江抗三路成立后，何克希在陈毅的安排下，加强了对这支新生抗日武装的组织建设和实际锻炼。首先成立党的总支委员会，何克希任书记，三路参谋长徐绪奎及各连指导员任委员，各连都建立党支部。接着开展政治和军事训练。又把部队开到武南、锡西地区，接受实际的政治和军事锻炼。在武进王村袭击日伪军首战告捷，取得了歼灭9名日军的胜利。何克希又从江抗三路派出民运工作组，深入动员民众，组织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动员进步青年参加江抗。正当何克希在武南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上海党组织指示何克希回沪汇报工作。

　　何克希终于回到了阔别八九个月的家里，见到了年轻美丽的妻子吴恩灼。吴恩灼是四川成都人，父亲在重庆开了一家银行。吴恩灼8岁那年，何克希求学期间得到吴父的帮助，与吴家有了往来，自此认识了吴恩灼，长大以后两人产生了爱情。1935年，何克希在上海找到了党组织，为掩护何克希从事地下斗争，党组织批准了他俩的婚事，1937年12月生下大女儿何抗生。这次夫妇久别重逢，吴恩灼提出要去江阴参加抗战工作。何克希回答说：“新组建的江抗三路还没有固定的根据地。等待根据地建立起来，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第二天，何克希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后回到家里，就对吴恩灼说：“新四军那边来了电报，要我立即回去！”

　　回到武南，何克希才知道，江抗三路副司令胡发坚在几天前的3月15日，在武南谈家村对大刀会会众训话时，因场面发生混乱，不幸被乱弹击中牺牲。胡发坚是江抗三路第一个牺牲的高级干部，何克希不胜悲痛。胡发坚牺牲不久，陈毅下达了新四军第六团东进的命令。为了避免国民党方面干扰，根据陈毅的指示，第六团团长叶飞化名叶琛，将六团改番号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1939年5月1日，叶飞率部从溧阳水西村附近出发，越过宜兴县境，在武南戴溪桥与江抗三路会合。当天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梅光迪任总指挥，叶飞、何克希、吴焜任副总指挥，乔信明任参谋长，刘飞任政治部主任。因为全军打着“江抗”的番号，所以史称江抗东进。

　　随后成立中共东路工作委员会，叶飞为书记，林枫、何克希为副书记。5月5日，1000余名江抗指战员从武南戴溪桥出发，越过京沪铁路，进入江阴境内。5月7日穿过锡澄公路，5月8日到达无锡梅村，受到中共江南特委、无锡县委及当地群众的隆重欢迎。

　　何克希对朱松寿有着很好的印象。他说，1938年10月，朱部120余人在茅山被整编为江抗三路第一连后，朱松寿虽然没有担任职务，但并没有情绪，带着陈毅交给他继续收集旧部的任务，回到江阴秘密动员旧部人员和抗日青年，等待江抗东进的消息。1939年5月上旬，当朱松寿得悉江抗到达梅村的时候，立即带领新收集的100余人赶到梅村，叶飞对朱松寿的行动十分满意，安排朱松寿带着100余人跟随江抗一起行动。何克希说：“朱松寿是江阴农暴时期的老同志，1928年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在朱部被江抗整编和参加东进等活动中，他对党的态度都很真诚，在祝塘反顽战斗中，叶飞征求过他的意见，他骑着马亲自冲锋陷阵。在1939年8月的江抗整编中，江抗总指挥部任命朱松寿为江抗五路司令。”显然，这是叶飞、何克希对朱松寿的信任。1941年5月，朱松寿在苏州做一支地方游击队的争取工作时，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

　　江抗东进前期，先后发生黄土塘战斗、夜袭浒墅关火车站、袭击虹桥飞机场等重大战斗，狠煞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打出了江抗的军威，这些战斗都写进了新四军史册。何克希在回忆时，谦虚地说自己协助叶飞做了一些工作，很少讲自己在东进中做出的贡献，即使遇险一类故事也很少提及。其实，何克希在东进期间，确实遇到过一次险。那是1939年6月的一个晚上，何克希带着一名警卫员，在江阴华士砂山北麓执行任务，突然遇到一队日军。敌我力量悬殊，正面抵抗必将遭到重大损失。何克希看见正北方向有一幢古老的建筑，就借着夜色掩护，向那里快速地奔去。原来，这是普宁庵，前后两进，东西两侧各建有侧厢。何克希急忙上前敲门。须臾间，大门打开了，里面站着一个教师模样的年轻人。何克希平静地说：“我们俩正被一队鬼子追捕，请你迅速把我俩藏起来！”普宁庵部分房屋已改建为一所小学，年轻教师叫季品章。季品章虽然不明来人的身份，但强烈的爱国精神不容他多想，立即把那个警卫员领到庵里摆放牌位的堂厨里，又随手把门关上。接着领了何克希走到自己的卧室里，拉开一块地板，地板与地面有一尺半的空间，又有通风的空隙，足可容人藏身。刚把何克希藏好，外面就响起了敲门声。鬼子等不得季品章开门，就踢开了大门冲了进来，里里外外搜了一遍，却一无所得。何克希和警卫员获救，非常感激季品章，不久江抗总指挥部就在普宁庵建了一个联络站。

　　1939年8月，江抗完成了东进抗日的任务，奉命回师西进。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对江抗东进取得的成绩和扩大的政治影响充满了嫉恨，迅速集中优势兵力，在江阴顾山、无锡鸿山等地向江抗发动攻击，在一系列反摩擦战斗中，江抗付出了重大代价，政治部主任刘飞身受重伤，副总指挥吴焜中弹牺牲。面对国民党顽军的疯狂挑衅，何克希协助叶飞筹划于室内，厮杀于阵前，狠狠打击了顽军的反共气焰。时任江抗五路参谋长的夏光，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何克希“手提盒子枪，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日夜辛劳”。为了保存实力，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陈毅亲历风险，前去国民党江南行署谈判，达成了双方撤兵的方案。

　　由于江抗在反摩擦战斗中连损大将，全体指战员憋足了怒火，高呼要为吴焜报仇。叶飞向陈毅连发加急电报，请示要与忠救军决战。陈毅连夜率领老二团一个营，从茅山来到江阴定山湾。对这一重大事件，何克希到了晚年依旧记忆犹新。他说：“陈毅主持了一个会议，明确要求战争期间讲话从简。结果，叶飞汇报了一小时，我补充汇报半小时，其他同志发言不超过10分。”接着，陈毅传达了与江南行署谈判的经过，分析了当前东路的形势，下达了江抗立即西撤西石桥整编的命令。

　　何克希告诉我们，“扬中整军”前还有一个江抗西石桥整编。陈毅在镇上戏楼场上主持召开江抗全体军人大会，这是一次江抗战绩的大检阅：东进前夕，江抗只有1000余人，现在扩大到5000余人。从日伪军那里缴来的数十挺机枪整齐排列闪闪发亮。军人大会以后，陈毅将江抗整编为两个主力团，江抗一团，乔信明任团长，刘先胜任政委；江抗二团，徐绪奎任团长，何克希任政委。江抗二团是以原江抗三路为基础整编而成，何克希回到自己一手创建的部队任职，感到无比的亲切与自信。

配合谭震林创建东路抗日根据地

　　西石桥整编的时间不长，江抗一团、二团即奉命到扬中整训。陈毅又把何克希调到苏南东路，加强对新江抗的领导。1940年3月，何克希担任江南抗日义勇军（新江抗）东路司令员，吴仲超任政委，夏光任参谋长。这是何克希第一次独当一面负责东路的工作，直接掌握了一支400余人的武装队伍，他计划以此为基础，巩固苏常太抗日阵地，再向澄锡虞发展。据夏光回忆，何克希用果断措施，前后收缴了杂牌部队丁松林和太仓保安团一个反动营长的武器，对两人所属官兵区别对待：愿留者吸收参加新江抗部队，愿走者从优发给路费。

　　何克希担任江抗东路司令部司令不久，谭震林由中共中央东南局、新四军军部派到东路全面领导党政军工作。1940年4月下旬，谭震林将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改建为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谭任司令兼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何克希任副司令。又建立东路军政委员会，谭任书记，何克希等人任委员。从领导东路工作的一把手改为谭震林的助手，何克希没有半点失落感，相反，他极为尊重谭震林。夏光对此曾经有过中肯的评价：“在谭震林的领导下，何克希自觉地多承担部队作战和建设方面的工作，谭震林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党政军全面领导的重大问题。”

　　如果说何克希在协助叶飞率部东进时承担了打冲锋的重任，那么，他在配合谭震林创建东路抗日根据地的前期，依然走在军事斗争的最前列。谭震林在常熟徐市会议上，曾作出“东出昆嘉太、西入澄锡虞”的作战方针。在实施的时候，何克希总是把最艰难、最危险的任务压在自己的肩上。1940年6月初，何克希和夏光、陈挺率领江抗二支队，从常熟向东进入太仓境内，在该县北部打据点，抓汉奸，摧毁伪政权。日伪军急忙调集兵力围追堵截。6月5日，何克希和陈挺在太仓沙溪、浏河、茜泾等地，与200余名日伪军一日三战，毙伤日伪军60余人，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当晚，何克希出其不意，指挥江抗二支队胜利返回常熟。太仓日伪军连夜集中优势兵力实施报复，却找不到江抗二支队的影子，恨得直咬牙。

　　太仓一日三战后不久，何克希又把“西入澄锡虞”的作战任务领到手里。6月17日晚上，谭震林获悉活动于武南的江抗二团已于16日凌晨到达澄锡虞腹地长泾，下令江抗二支队连夜出发，西入澄锡虞，与江抗二团会师。接到谭震林命令后，何克希率部连夜向澄锡虞地区进发。这天晚上，坚持反共立场的顽军保三纵队第三支队700余人，夜宿顾山南麓童庄角等几个大村庄里。这是江抗西入澄锡虞的第一道重大障碍，必须出其不意地将其歼灭。6月18日凌晨，何克希指挥江抗将童庄角等村庄包围，顽军正在沉睡之中，勉强抵抗，就向顾山方向夺路而去。是役俘获顽军45名，缴获捷克式轻机枪1挺，步枪35支。战后，何克希与江抗二团取得联系，双方约定在锡澄交界的张缪舍胜利会师。

　　随着新老江抗会师，以谭震林为司令的江抗东路指挥部西移澄锡虞，经常驻扎在锡澄交界的张泾寨门、长泾蒲市里等村庄。何克希协助谭震林迅速开展建党、建政、建军等工作，江抗办事处遍布各地，民运工作队走村串巷，动员民众成立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等抗日群众组织，澄锡虞地区出现了全民抗战的热潮。

　　何克希想到去年夏天在华士普宁庵遇险被救的事，带了警卫员前去看望季品章老师。3人见面分外亲切。何克希询问了普宁庵联络站开展情况，指示要加强力量，在周庄、后塍、杨舍、锡北各设一个联络点，分派专人负责，各地情报于每星期三、六送到普宁庵，再由季品章向江抗东路指挥部有关部门汇报。这个联络站一直干到1941年8月新四军六师十八旅北撤才停止工作。

　　皖南事变发生后，谭震林两次离开东路，第一次是1941年2月初至3月1日，前去苏北盐城向新建立的新四军军部汇报工作，听取军部首长有关将苏南抗日武装成立新四军六师的指示。第二次是4月初至5月底，前去西路组建新四军六师十六旅。在此期间，何克希遵照谭震林的嘱托，留守蒲市里主持东路工作。3月上旬，新四军六师暨十八旅成立，谭震林任师长兼政委，何克希任副参谋长。一天，谭震林对何克希说：“东路地区各级抗日民主政府都在迅速成立，这是创建抗日根据地一项重要任务。组织上决定将你由江抗副司令调任即将成立的江南行政委员会主任兼江南保安司令部司令。”何克希青年时代毕业于军事学校，自1938年5月从上海来到江阴西石桥，一直从事军事工作，有志把毕生精力献给党的武装斗争，但是，他的组织观念很强，服从党的需要超越了自己的志向与专长，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自此，他全身心投入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村、镇、区、县都先后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接着又建立了苏南六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到了1941年四五月份，东路抗战形势空前高涨，建党、建政、建军都取得了突出成绩。一些人误以为东路根据地已经很稳固了，看到的成绩多了些，潜在的隐患少了些，特别是对日伪可能采取的行动缺乏相应的应对措施。7月，东路日伪军集中优势兵力，先对苏常太进行“清乡”，不久又蔓延到澄锡虞。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又乘人之危，与日伪军配合默契，进入澄锡虞地区挑起一系列摩擦战斗。新四军六师十八旅及党政机关面临严重威胁。在这紧急关头，何克希向谭震林主动请缨，率领保安司令部暨警卫一团进入沙洲反“清乡”。8月下旬，谭震林奉命率领六师十八旅包括东路党政机关，全部撤离澄锡虞，进入西石桥为中心的澄西地区。何克希与警卫一团在沙洲遇到了自创建东路抗日根据地以来最危急的局势。他不惧困难，不畏艰险，在沙洲民众的掩护支持下，以弱小的兵力与强大的敌人斗争。至9月中旬，警卫一团5个连伤亡过半，奉命撤至苏北如西整训。何克希接到六师师部电报，立即前往西石桥参加谭震林主持的军事会议，不久北渡长江。自此，何克希离开了他浴血战斗了3年5个月的苏南东路抗日根据地。

　　“我撤离江阴已经41年，可我心里总忘不了那里的山山水水，田野村庄。”当年，采访结束时，何克希深情地对我们说。9个多月后，一个令人心碎的噩耗传到江阴：开国少将、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何克希不幸于1982年12月17日在杭州逝世，享年76岁。自此，江阴人民再无机会见到这位新四军高级将领亲切的容颜，唯有当年他留在东路的抗日足迹和丰功伟业，是永远不会从共和国史册和人民的记忆中消失的。

　　（来源：《世纪风采》202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