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熹姬 龚齐珍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趁机对陕甘宁边区进行断供、断邮、断捐的经济封锁,严格限制与边区有关的货物往来。一时间,边区陷入“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困难境地。为渡过难关,边区政府和人民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同时,及时调整贸易政策,主动拓展内外商贸交流,给边区经济带来了蓬勃生机。
1939年2月,陕甘宁边区经济困难刚显露时,中共中央就号召根据地居民开展生产运动。皖南事变前,军民的全部需求,除部分自给外,不足部分主要向边区外采购。皖南事变后,边区外援几乎断绝,军民供给极端困难。在毛泽东“自己动手”的号召下,各机关、学校和部队除开荒种地外,也开始发展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商业贸易。虽然由此解决了部分经费问题,但随之也出现了各自为政、互相竞争等不良倾向。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强调经济工作要集中统一领导,“使政策和制度能贯彻到底”,明确发展经济要“公私兼顾”。1943年2月,边区政府成立物资局,由其负责“统一管理边区出入口贸易、物资、物价”,并将此前各自独立的盐业公司、土产公司、光华商店等大型公营商业机构划归物资局管理,通过一系列办法,边区对外贸易的组织性和时效性不断增强,为保证供给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发展内外贸易
为争取贸易平衡、增加财政收入,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贸易局工作的决议》,边区开始实行“对外调剂、对内自由”的贸易政策。在扩大对外贸易方面,一是积极组织特产输出。1942年,边区成立了盐业公司和土产公司,主要任务是立足边区自身实际,根据财经条件和财经政策,统销边区特产出口。在此过程中,贸易机构非常重视搜集经济情报,在各口岸建立情报联系,及时掌握物价行情及金融动态,机动灵活地开展贸易斗争。当时,进出口物资采用三个价格(高价、中价、低价)浮动。这样既能节省物资、保存实力,又能打击、制止投机商贩及国民党的扰乱活动。比如,边区运盐季遇到国民党压价收购,就筹集足够资金囤积,待其缺盐时,提价出售。二是改善交通运输条件。为解决边区道路崎岖,物资运输不便等问题,边区政府专门拨款修路,修建和拓宽了许多大车路、驮道,运输能力大幅提升。1937年边区仅有公路二百一十一公里,到1943年时,边区的公路里程达到了一千六百八十公里。同时,为了便利商旅往来,边区在主要干线上建立转运站、骡马店和草料店。广泛发动群众力量组织运输,组建各种形式的合作运输队,形成了运输网络。这些措施使得边区特产的出口量明显提高,仅食盐的出口量就由1940年的十五万驮增至1943年的二十五万驮,以食盐为代表的特产出口,在打破边区贸易困境、换取紧缺物资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活跃内部市场方面,边区政府十分重视私营商业和集市贸易建设。一是发展私营商业。1939年1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决议中就将“奖励商人投资,保护商人营业,以利商业发展”作为政府重要任务之一。1940年12月,毛泽东在《论政策》中指出“应该奖励民营企业”。1941年5月,边区公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在这些政策激励下,边区私营商业发展迅速。以延安为例,1936年有私商户数一百二十三家,到1944年私商户数已达四百七十三家,经营范围涉及数十个行业,从业人员逾千人。二是繁荣集市贸易。无论是新建或恢复集市,相关地区政府都会在此之前选定成立“集市筹备委员会”“负责管理街市建设,集会筹备工作”,规定具体的开市时间,并要求公营商店、合作社准备大量货物到集市出售。每逢集日,摊贩林立,百货云集,交易成果丰硕。边区集市常与骡马大会相伴举行。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延安举办骡马大会,很多商贩慕名而来,市面上牲口、粮食、柴炭、布匹等物资丰富,交换方便,牲口买卖日交易额就有二百多万元。毛泽东、朱德等到访延安集市,“缓步场中,细心观察,关心每一商家的营业状况”。为了使交流更加便利,在骡马大会期间,定边分区税务局还专门在会场搭建一布棚,为往来客商办理牲畜过境及出境登记,设置货币交易所为外来客商兑换货币。
加大金融支持
抗日战争时期,边区银行成为贸易机构的重要外部融资渠道。边区盐业、土产公司成立后,边区银行便为其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除长期投资外,还经常临时性透支数十万元支持其开展对外贸易。物资局设立后,边区银行更是以法币、现洋等投入,物资局系统的资金占有额占银行可用资金(发行额)百分之四十以上,为开展贸易斗争提供了保障。1941年以前,边区银行的商业贷款对象主要是公营商店。随着边区政府对私营经济的重视,边区银行也开始在业务上加强对私营商业的兼顾,为边区商人提供小额抵押放款、救济性放款等融资支持,帮助商人维持营业。如1942年,“银行施行普遍救灾贷款,借以扶持其继续营业,为数达十余万元”。边区银行发放的贸易贷款余额由1941年末的三百万元增至1942年上半年的一千六百五十多万元,1942年下半年更是占各项放款的首位。此外,为适应商业发展及市场需要,延安还设立了商业代办处,专门办理商业往来事务,为商人提供法币兑换业务,发行流通支票,有力地支持了边区商业发展。
维护市场秩序
为保障贸易安全,保持市场稳定,边区采取了多项措施。一是制定管理办法。在严密的封锁环境下,出入口贸易是边区实现经济突围的重要路径,因此边区政府对进出口贸易管理尤为重视。1943年,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战时管理进出口货物及过境物品暂行办法》,将进出口货物划分为允许、特许和禁止三大类,对每类货物都列出了详细的货物单,并分别规定了管理办法,该制度的出台,不仅使边区进出口货物管理在防止敌顽倾销、破坏金融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二是发起平价运动。抗战时期,边区由于物资缺乏,边币贬值,加上部分商人囤积货物、哄抬物价,导致边区物价波动。对此,边区政府组织边区内各大公营商店有计划地从外购进生活必需品,以低于市价出售。1941年6月,延安开展平价运动,通过稳定工业品价格,降低农产品价格,广大群众消除了恐慌心理。三是整顿商会组织。为了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1943年,边区政府对商会进行了改造,在政府的领导下改组了商会委员会,增加了中小商人的名额,以纠正大商人包揽一切的现象。同时,边区还以行政、法律等手段对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等不正当的商业贸易行为予以严厉的惩戒,以保证商业健康、稳定地发展。
(来源:团结报 作者单位:中共南昌市委党校)
Copyright @2014-2024 www.hbdsw.org.cn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技术支持:荆楚网 鄂ICP备18025488号-1
微信公众号
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