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名震荆楚 风范昭千秋

                          
    今年5月26日，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王树声同志诞辰100周年。王树声同志是我省麻城县(今麻城市)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出生人死，身经百战，屡建奇功。土地革命时期，他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历任红四军十一师长，红三十一军军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鄂西北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鄂豫军区司令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他是中共第八、第九、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防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为中国人的解放事业、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此百岁诞辰之际，我们更加怀念这位党的忠诚战士、湖北人民的优秀儿子。
    王树声同志参与领导了著名的黄麻起义，是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创始人之一；西路军副总指挥。
    王树声早年投身大革命运动，是麻城县农民运动的领袖。在董必武等人的影响下，他追求真理，投笔从戎，走上了革命道路。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创建了麻城县乘马岗区第一个党小组和麻城县第一个农民协会，参与创建了麻城县第一支农民武装。在大革命形势的推动下，他领导和指挥农民自卫军，与反动豪绅地主武装红枪会进行殊死搏斗，先后进行了瘌痢寨、杨泗寨、破寨岗、水界河等战斗，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势力，使农民运动在麻城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为后来举行的黄(安)麻(城)起义，在思想上、组织上奠定了基础。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决定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建立革命政权和军队作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任务。会后，中共湖北省委召开会议，制定了在黄安(今红安)、麻城等7个地区举行秋收起义的计划。
    为了贯彻执行中共湖北省委的暴动计划，9月下旬，中共麻城县委召开会议。会议后，王树声作为麻城县委委员和县防务委员会负贵人，迅速投入到武装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中。在经过充分地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准备和武器等物资准备后，轰轰烈烈的“九月暴动”开始了。与此同时，黄安县农民在戴克敏、郑位三等人领导下，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并一度攻克黄安县城，但由于反动武装的力量过于强大，暴动被迫停止。但经过这次起义的锻炼，农民自卫军取得了宝贵经验，为继续发动起义创造了条件。
    11月13日，根据黄麻暴动指挥部的安排部署，黄安、麻城农民自卫军组织“干余精锐义务队”攻城部队，高举黄犁头红旗，率先攻克黄安县城，消灭反动武装，活捉了国民党县长。王树声带领指挥麻城县农民自卫队一部，守卫在黄安北部，勇敢地阻击豫南新集等地反革命武装救援，保证了黄麻起义的胜利。后被任命为鄂东军第二路军的分队长，大队党代表、支队长、团长等职，正式成为鄂豫皖红军的一名指挥员。
    1931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标志着鄂豫皖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王树声担任红第十一师师长。随着红军的不断发展壮大，王树声领导指挥下打了许多硬仗、恶仗，成为红四方面军主要将领之一。他指挥若定，屡战屡胜，屡建奇功。例如：在黄安战役中，王树声率领装备极差的红十一师打败装备极强的援国民党正规军。他亲临前线，身先士卒，指挥红军战士英勇作战，与敌进行白刃格斗，威震敌胆，多次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保证了黄安战役的胜利。在商潢战役中，王树声指挥第十一师打头阵，力克北亚港，切断敌人的联系，为全军打援创造了有利条件；继而发扬机动灵活、猛打猛追的战斗作风，率领全师与兄弟部队以10个团的兵力击败了敌优势装备的19个团的进攻，重创了国民党大量有生力量。战斗中，王树声受了重伤。
    1932年10月，国民党调集30万兵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大“围剿”。张国焘制定了“进攻、进攻、再进攻”的错误的作战指导思想，使没有得到休整的红军仓促应战，陷入被动，最后在与敌决战。在七里坪血战中，虽然歼敌8000余人，但全军伤亡损失2000多人的宝贵力量，而且战略上是极大失败。在红军撤退的关键时刻，王树声负责断后，率部死死顶住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他适时组织部队实施反冲击，并亲自率领敢死队，与敌肉搏，为方面军主力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在红四方面军主力长征途中，王树声率部打退了国民党军数次的围追堵截。12月，王树声指挥红七十三师二一七团担任挺进大巴山的开路先锋团。他们伐木搭桥，破冰开路，不畏饥寒，快速开进，顺利找到了人川的门户两河口，进而又指挥部队在大河口全歼敌人一个团，夺取南江县城，随之与兄弟部队一起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4年初，王树声升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他在西线指挥十余个团，抗击四川军阀刘湘发动的“六路围攻”的第一、二、三、四路等60多个团的进攻，任务十分艰巨。他率领部队勇敢机智地拖住敌人，同时，利用一切机会，主动歼敌，配合东线徐向前总指挥直接指挥的二十余个团战斗。经过10个月的鏖战，取得了粉碎敌“六路围攻”、歼敌八万余人的重大胜利，为巩固川陕革命根据地起了关键作用。
    在指挥部队取得渡(嘉陵)江战役、剑门关战役胜利后，王树声率部驻守岷江东岸千佛山一带军事重地，掩护了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和党中央的安全。对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错误行为，王树声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因而被撤去红三十一军长的职务。
    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宁会师，中央军委决定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打通国际路线。红四方面军主力奉命组成西路军后，西渡黄河。此时大病初愈且在长征中被张国焘剥夺了实际指挥权的王树声临危受命，兼任第九军军长。他率领部队与青海马家军激战，在倪家营子战役中，王树声和战士们一样挥舞大刀与敌肉搏，英勇壮烈地杀伤数倍于我的敌军。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又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粮绝弹尽，兵员无法补充，西路军失败了。王树声杀出重围，奉命回到延安。
    抗日战争期间，王树声同志领导创建了豫西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初期，他是中原军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参与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并领导部队创建了鄂西北革命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王树声先后任八路军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兼人民武装力量动员部部长。他率领军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参加反“扫荡”和百团大战，战功卓著。他直接领导太行区人民武装工作期间，大力抓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培训了大批民兵干部，广泛开展民兵教育训练工作，全区民兵获得了迅速发展，不仅保证了主力部队的补充及发展壮大，而且为此后根据地民兵、游击队、主力军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4年10月，王树声接受毛泽东的重托，任八路军河南军区司令员。他率部深入河南敌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日伪顽夹击中游击、发展生存。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建立起了拥有6个军分区、28个县级政权、300多万人口、面积约2．1万平方公里的河南(豫西）抗日根据地，圆满完成了党中央的战略意图。抗日战争胜利后，王树声指挥八路军河南(嵩岳)军区部队在中原大地纵横驰骋，从日伪手中接收了不少城池、要地。1945年10月奉中共中央命令，率部南下，与李先念、郑位三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以及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胜利会师于唐河祁仪地区，经中共中央批准，组成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不久，又兼任政治委员。
    这时，全国各界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呼 声高涨。为谋和平，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停战协定。王树声所部主动撤出豫南的息县、光山等地，进驻大别山北麓的泼陂河地区，执行战略坚持任务。
    1946年6月，中原地区的形势严重恶化。国民党调集11个整编师26个整编旅30多万人，企图一举消灭中原军区部队。针对蒋介石准备全面大打的情况，中共中央决定中原军区迅速突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原局，中原军区决定6月26日实施突围计划。按照总体部署，25日，王树声率领中原军区主力一部，作为南路军向西围。
    在突围的艰难历程中，王树声率领部队，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勇往直前，冲破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围追堵截，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考验。在冲破平汉铁路封锁线的战斗中，面对国民党军天上有飞机的俯冲扫射，狂轰滥炸；铁路两侧的明碉暗堡构成纵横交错的火力网的拦阻射击。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王树声指挥部队浴血奋战，终于在花园以北王家店撕开一公里宽的突破口，打破了国民党苦心经营达半年之久的所谓“平汉铁路钢铁封锁线”。在抢渡襄河恶战中，他藐视奔腾咆哮，浊浪滔滔的天然屏障和如狼似虎的国民党追兵，背水一战，临危不乱，处变不惊，果断地指挥部队强渡。当南路突围部队进抵石花街西南之苍苔沟地区时，又遭敌疯狂阻击。当时天气炎热，部队经长期行军作战，非常疲劳。英勇的一纵部队在王树声的指挥下，发扬我军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坚决突破敌之阻击，开辟通道。我军又一次化险为夷，取得了进军西北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受到中共中央的通令嘉奖。在王树声带领部队向武当山地区挺进途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全国的战局变化，及时调整了南线作战方针，并对中原军区主力战略转移终点的选择作出了新决断，电示中原突围部队在豫、鄂、皖、川、陕广大地境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牵制国民党大量军队。至此，南路突围部队的突围战役胜利结束，开始了创建新根据地的斗争。
    王树声坚决执行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在房县青峰镇地区主持召开纵队党委会议，研究部署分散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鄂西北游击根据地的工作。由于敌情过于严重，加上鄂西北山大人稀，物资奇缺，条件异常艰苦，非战斗减员甚多，创造根据地的工作非常困难。在和先期到达的江汉军区部队胜利会师后，为了统一军政领导和开展创建鄂西北根据地的工作，纵队党委决定成立鄂西北区党委和鄂西北军区。经中共中央批准，王树声任区党委书记、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鄂西北军区党委和军区的成立，使创建鄂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王树声竭尽心智，多次向各分区发出指示，领导斗争，指示方法，调整部署。10月初，经中央批准，成立了鄂西北行政公署，标志着鄂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正式成立。
    鄂西北革命根据地是我党解放战争初期新开创的两块革命根据地之一。根据地内先后建立了5个地委、军分区和公署，6个中心县委和政府，18个县(工委)委和10个县政权(办事处)。鄂西北根据地的创立，友其前后的战略转移，均在敌后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有力地支援了兄弟解放区的斗争，为夺取解放战争全局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后来“大举出击，经略中原”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鄂西北根据地创建、巩固和主力部队全部撤出的10个月的斗争中，充分表现了王树声的聪明才智和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优秀品质；充分表现了王树声面对强敌，顽强拼搏、勇于战斗、勇于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革命精神。1946年10月1日，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的(三个月总结》中，高度评价了包括王树声领导的中原突围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指出：“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北两区，创建了两个游击根据地。……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重要的作用。”
    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后，王树声任鄂豫军区司令员。他率部艰苦奋战，重建了鄂豫解放区，与其他部队一起实现了中央军委“问鼎中原、定鼎中原”的战略目标，并有力支援了淮海战役及渡江战役。
    王树声同志是湖北军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指挥大别山剿匪和军区的正规化建设；后奉调进京任国防部副部长，军械部部长，为全军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9年5月，王树声任湖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湖北军区成立之初，面临严重匪患。匪患严重威胁着大别山地区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沉重的灾难。8月上旬，湖北军区正式成立了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王树声主动请缨，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还成立了中共鄂豫皖边区联合剿匪工作委员会,王树声任书记，统一领导大别山地区的剿匪工作。
    王树声毅然挑起了指挥大别山剿匪的重担后，即要求各级党委把剿匪工作提到战略高度来认识。他强调指出：“不剿匪就要犯战略上和历史上的错误，就要对人民犯罪。”“鄂豫皖边土匪不单是经济土匪而有其严重的阶级性、政治性。”必须在思想上对土匪有足够认识和正确的估计，必须认识到目前的“工作中心为剿匪反霸”。针对匪情，王树声提出了鄂豫皖边区剿匪的方针与任务:“剿匪、反霸、发动群众，三管齐下。总的以政治为主，积极的军事行动为骨干，下最大决心集中尽可能的足够力量，剿灭鄂豫皖边区一切残存的封建反动土匪武装，彻底根绝伏匪、潜匪，摧毁其反动统治。、”他把剿匪工作分为三步进行：第一步以军事打击为主，以集中对集中。根据匪情有目标、有重点地组织进剿，大小合击，以求压缩聚歼集中股匪于一定地区内，歼灭大部，打乱其他。第二步以政治攻势为主，不放松军事打击。进行分区清剿，多路合围。大力发动政治攻势，争取瓦解匪特武装，建立广泛的群众性的剿匪统一战线。第三步开展全面的反霸，发动群众，普遍建立政权，并配合政治攻势，军事打击，分区清剿，达到彻底肃清匪特公开武装活动的目的，全面变匪占区为人民统治区。
    作为剿匪总指挥的王树声，：密切关注着各线战局的发展。针对匪情的变化，不断调整部署，改变策略。在军事进剿的同时，王树声特别注意对土匪发动政治攻势，瓦解敌军。为了从精神上给匪以震撼，瓦解其斗志，剿匪全面开展后，王树声与副政治委员何柱成联合发出(全国人民解放军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布告)，阐明了全国的形势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剿匪方针和政策；举办了一系列活动，促进了土匪内部的分化瓦解。在股匪基本被消灭后，王树声按照李先念的指示，及时将剿匪部队工作队化，建立农村基层政权，人民生产、生活转入正常，为实行土地改革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1950年4月，湖北全省除鄂西地区仍有股匪活动外，其他地区的股匪已被消灭，只有少数顽匪活动在省、县、区交界的偏僻地区。为了迅速清除匪患，王树声与李先念决定，全区部队在前期清剿的基础上转入各边区联合会剿，鄂西地区以消灭股匪为主，其他地区则清剿残匪。湖北军区自1949年6月至1952年12月，共歼匪特6．4万余人，彻底肃清了湖北地区的匪患。王树声为彻底剿灭湖北匪特，巩固湖北新生的人民政权，建设新湖北立下了不朽的功绩。1950年5月，中央军委任命王树声为中南军区第三副司令员兼湖北军区司令员，他与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军区政治委员的李先念密切配合，团结一致，互相支持，使湖北军区的军政建设成绩斐然。
    在他和李先念的领导下，湖北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组织了两次(三期)扩军，先后扩组新兵18．8万余人，共上调10．46万余人，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加强海军、空军、公安部队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和李先念一起，组织领导了湖北军区四次
整编，进一步精简了机构，理顺了关系，为部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他们还依据形势的发展，结合军区实际情况狠抓部队的文化教育、军政训练、贯彻共同条令、加强党委建设、加强司令部建设等工作，从而推动了军区工作的全面发展。
    在注重部队正规化建设的同时，他和李先念还十分重视民兵工作，从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全面加强湖北的民兵建设。他们强调各级党委要把民兵工作提高到国防建设的战略高度来抓，并且制定了《湖北民兵组织暂行条例》，使民兵建设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建立起了基干民兵制度。至1954年底，全省民兵发展到400万人，成为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他们在保卫社会治安和推进湖北省的治建设、经济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
    1955年3月，中央军委任命王树声为国防部副部长、总军械部部长，肩负起领导全军军械工作的重担。武器装备现代化是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王树声深入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对症下药，通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和总军械部领导机关一起，建立了军械装备的保管保养、处理与利用、供应、统计、运输、安全等各种制度，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械管理和保障体制基本走上了正规化。
    在王树声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治委员、中共军事科学院党委第二书记期间，他协助叶剑英元帅创建了军事科学院军事技术直观教研馆，组织编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军师战斗条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团营战斗条令)，主持修改(共同条令)和(战斗条令)，为我军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文化大革命”中，他同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坚持执行党的正确的干部政策，保护了军事科学院一批老干部，保证了军事科学院工作的正常开展，推进了军事科研事业的发展。
    王树声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王树声表现出彻底的革命精神、崇高的思想品德和优良的作风，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精神风貌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王树声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任何时候都始终对党忠贞不渝，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去。大革命时期，他旗帜鲜明，大义灭亲，沉重地打击了专与农会作对的土豪劣绅的反革命气焰。在鄂豫皖苏区，他在弟、妹、兄、嫂被张国焘“肃反”错杀、自己也身处险境的情况下，仍指挥全师英勇作战，身负重伤后自觉地接受党的审查和考验。西路军梨园口血战后，他率少数部队在祁连山打了几个月游击，弹尽粮绝，只剩十几个人。然而，他身遇危难，矢志不渝，历尽艰辛，辗转回到延安。在中原突围战役和创建鄂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一次次面对生与死的考验，指挥部队勇往直前，克敌制胜，在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顾全大局，牺牲小我，创建了鄂西北革命根据地，牵制了国民党大量兵力，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战略任务。
    他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和待遇。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出生人死，九死一生；他爱兵女口子，每到一地，都亲自下连队督促检查战士用热水烫脚，关心干部战士的生活。全国解放后，他十分关心鄂豫皖的老同志和他们的亲属，经常问寒问暖，帮助安排生活，解决实际困难；对待一些老同志、老战友的妈妈，他都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多方给予关照。无论任什么职务，他都能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尽心尽力地做好本职工作。他说：“职务大小，都是为人民服务。我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争名誉地位的权力。”
    他坚持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勇于自我批评。同志之间或工作上发生了矛盾或误会，他总是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多作自我批评。西路军失败后，他怀着“负荆请罪”的心情回到延安。毛泽东打电话安慰他：“西路军失败，不是你个人的责任，你回来就是胜利。”在接见并听取王树声思想汇报后，毛泽东当面表扬他勇于承担责任的自我批评精神。解放战争时期，尽管鄂西北军区部队在国民党军的疯狂围攻下在外线顽强坚持了10个月，但王树声还是主动承担没能坚持下去的“责任”。他在病重期间，周恩来、徐向前、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医院看望，称赞他的好品质、好作风以及他对党对人民做出的重要贡献，他却说：50多年来，党对我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而我给党做的工作太少。    
    他注重学习，勤于思考，善于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在战争年代，他养成了一个勤于动笔的习惯，每次大的战斗后，他都及时总结战斗经验，写战斗总结报告。解放后，为了总结红军发展壮大的历史，他与陈再道、詹才芳联名撰写了《从黄麻起义到鄂豫边割据》，载入(星火燎原)。他还亲自撰写了《麻城的火焰》、(黄麻起义及其前后的一些斗争情况》等文章，全面回顾总结了初期革命斗争的历史，记述了自己追求真理、投身革命的艰难历程。1959年7月，中央军委成立了以徐向前为主任委员、以王树声等7人为副主任委员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在王树声的参与组织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名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例选编)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参考资料)等相继问世，为后人研究中共党史和红四方面军战史留下了宝贵财富。他一生戎马倥偬，南征北战，在长期的革命生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军事科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了《王树声军事文选》，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他始终保持正直、廉洁、普通一兵的本色。建国前王树声生活俭朴已是有口皆碑。建国后，他身居高位，也仍然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在大别山剿匪期间，和战士们一起同吃、同住；进京后，他的住宅与普遍居民的平房没什么两样。1969年，有关部门3次为他选点建房，他都以涉及影响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搬迁居民为由而婉言谢绝。在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第二政治委员和党委副书记期间，他经常去食堂与一般干部一起排队买饭。他严格要求家属，不允许妻子、儿女搞特权，他从未利用职务之便为子女安排工作。在用车上，他公私分明，每个月都要亲自检查司机的因私用车登记本，督促司机按时到财务部门从他的工资中扣除因私用车的费用。
    缅怀王树声同志的光辉业绩，学习他的高尚的革命情操和优秀品质，对于我们今天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永远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具有重要意义。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为湖北在中部地区的崛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
                                  (彭剑青刘飞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