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湖北抗战的历史进程、战略地位与历史经验

　　
李 福 珍

　　内容提要：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一，作为全面抗战阶段中日双方的必战之地、难战之地和久战之地，湖北具有特殊的地理和战略方位，湖北抗战时间长、地域广，经历了局部抗战、全面抗战初期及抗战的相持直至反攻胜利三个阶段。第二，湖北抗战在全国抗战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武汉作为全面抗战初期的抗战中心，开创了极其重要的武汉抗战时期，引领了全国抗战由片面抗战走向全面和持久抗战的历史进程；以武汉为决策和指挥中心，中国共产党全面部署华中敌后抗战，开创了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的新阶段；以湖北地区为中心的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的重要战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敌后独立战略区；湖北地区是战略相持阶段屏障西南大后方的前哨阵地，为保卫西南大后方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湖北地区抗战以极为广阔、深入和丰富的抗战实践，不仅创造了彪炳千秋的辉煌战绩，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了泽被永远的历史经验和精神财富。
　　一、特殊的地理、战略方位与历史进程
　　湖北“当四战之地，居天下之中”，制控八方，绾毂中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水陆大动脉交汇、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特殊地理位置，日军侵华由华北转进华中华南、由东部进犯中西部的战略态势及其在武汉外围的战略布局，中国共产党对战略防御阶段全国敌后抗战的战略部署，决定了湖北为全面抗战时期中日双方的必战之地、难战之地和久战之地。
　　湖北边界东北西三面环山，只有中、南部稍见开阔，地势险阻，为四塞、四战之地，运动及补给困难，易于短期凭险而守，长期战守则皆为不易，是为难战之地。日军在湖北占据、扼守武汉及其周边大小城镇和京汉粤汉铁路、长江汉水等主要铁路、公路及水道点线，以武汉为中心，一方面南进长沙、衡阳、南宁等地，打通大陆交通线，并以此为主要补给线；一方面以小池口、鄂城、武汉、沙市、宜昌等为要点，横贯东西，连接上海与武汉并西进威胁、攻袭重庆、四川。整个湖北抗战过程中，中日双方为此战略要点及交通线的得失进行反复、长期争夺。无论是国民党军队主导的正面战场，还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都围绕此战略要点对日军形成或远或近的战略包围圈，进攻袭扰，力图最大限度的打击、消灭敌人。据此，湖北成为抗战的久战之地。
　　湖北重要的战略方位与中国持久抗战的总方略密切相关，还表现在鄂西中日基本作战线是中国持久战略成败的关键。对西，此高山地带为日军从三峡进窥重庆、四川之屏障，对东，我军长期占领即可守住宜昌及其南部之长阳、宜都，并凭借湘西北武陵山、雪峰山之险，阻滞日军从鄂湘边西进四川，并经常德及洞庭湖盆地西部，威胁、南攻长沙、衡阳之日军侧背。武汉沦陷后的七年间，中日军队虽在此基本作战线拉锯作战，但日军始终未能由鄂西进攻三峡和鄂豫边，进入四川，也始终未能由鄂湘边进入贵州。
　　湖北抗战时间长、地域广，整个抗战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为湖北抗战的局部抗战阶段。
　　这一阶段，内战尚未停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形成，湖北地区农村根据地党组织以开展土地革命战争、发展和巩固农村根据地为主要任务，但始终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湖北地区党组织响应中共中央号召，中共鄂豫皖分局、湘鄂西分局和湘鄂赣省委相继召开群众示威大会，发布宣言、通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同时通过爱国知识界出版各种进步刊物，组织读书会、时事座谈会，唤起民众抗日救国。在湖北地区诞生并以湖北为主要战场的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之命，在北上创建豫鄂陕根据地途中，率先打出抗日旗帜。1935年12月北京学生发动一二九爱国运动，湖北武汉、应城、安陆、宜昌、襄阳、樊城等地学生、工人和工商业者纷纷举行罢课、集会游行和请愿活动，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湖北地区以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为主要形式的抗日斗争拉开序幕，湖北人民的爱国热情开始全面觉醒。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至武汉沦陷前期，为湖北抗战的全面抗战初期，即战略防御阶段。
　　这一阶段，一方面由于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由局部抗战转变为全面抗战，湖北地区由国民党政府主导的片面抗战，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和党领导的以武汉为中心不断高涨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逐步转化全面抗战；另一方面，日军以速战速决为目的，企图以武汉一战而屈人之兵，结束在中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湖北抗战仍处于战略防御阶段。
　　这一阶段，在整个中华民族抗战史上，湖北抗战具有突出的历史地位，由于南京沦陷，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抗战中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武汉抗战时期。以国共合作的空前加强为背景，以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掀起高潮为起点，以国民党军队进行空前规模的武汉保卫战（武汉会战）及各界群众广泛支援为中心，在近一年的武汉抗战时期，湖北地区人民群众的救亡怒吼与前线战士刀光血影的英勇搏杀，一起汇成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壮阔洪流。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为了部署武汉保卫战，国民党政府军政机构西迁重庆途中驻留武汉，华北、上海、南京及东南沿海地区内迁企业亦暂停于武汉，各地文化界人士及机构团体也迁移武汉。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设立派出机构——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同国民党政府进行一系列协商和谈判，推动了华中、华南地区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改编为新四军并走上敌后战场，同时积极组织、领导东南、华中、华南、西南地区13省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开创了武汉抗战时期的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秉持团结、全面和持久抗战的方针，早在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就根据与国民党政府达成的协议，开始进行红军改编和人民军队走上抗日战场、开展敌后抗战的部署。湖北及其周边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军政当局达成停战、改编协议，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队，1938年3月东进至皖南，正式编入以陈毅为司令员的第一支队。鄂豫皖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以高敬亭为司令员的新四军第四支队，于同年3月在黄安（今红安）七里坪誓师，踏上东进抗日征程。
　　在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湖北地区党组织获得迅速发展，至1938年4月全省党员人数由1937年8月的数十人发展至1120余人，基本形成了遍布湖北城乡的党组织体系；经过协商和谈判，湖北地区国共两党军事对峙结束，并在红军改编、与国民党地方政府合作等方面达成协议，湖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正式形成，为湖北地区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动奠定了组织和政治基础。
　　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和湖北党组织的领导下，湖北抗日救亡运动声势越来越大，武汉迅速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中心。从1938年2月初开始，武汉群众连续开展各种形式的反侵略运动宣传周活动，数万乃至数十万群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武汉三镇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从1938年7月开始的献金运动狂潮，将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推向巅峰，推动了湖北全省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为尔后进行的全面、持久抗战奠定了思想、社会和群众基础。
　　这一阶段，日军发动大规模的武汉会战，国民党军队全力组织、中国共产党极力支持和配合进行的武汉保卫战，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抗战中阶段性的标志事件。日军投入立体作战兵种30万人及飞机300架、各型舰艇120艘，于1938年6月开始发动攻占武汉的战役。国民党军队以持久作战方针，投入包括第九战区、第五战区参战部队共计100万人的庞大兵力。6月12日，日军占领安庆，8月2日侵占黄梅后，即向武汉东面门户、位于广济境内的田家镇要塞发起强攻，9月29日攻破田家镇要塞，从东面迅速逼近武汉。与此同时，日军一路从淮河流域向位于大别山区的光州（今河南光山县）、商城一线进击，经安徽六安、霍山和河南商城于10月24日进入麻城，直抵武汉东北面。一部于10月12日占领河南信阳，沿平汉铁路南下，直逼武汉。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于10月14日发表要求武汉守军转移阵地的训令。 10月26日日军进入武汉，武汉会战结束。
　　从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至1945年8月日军投降，是湖北抗战的战略相持和反攻、胜利阶段。
　　作为八年全面抗战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武汉会战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军事图谋，迟滞了日军的战略进攻，日军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被迫转入战略保守，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湖北地区抗战也由此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崛起并逐步占据抗日战场主体地位的时期。新四军五师在鄂豫边区进行的敌后游击战争，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与国民党军队在湖北地区的正面抗战交相辉映，构成了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直至抗战胜利湖北人民团结御敌的战略格局。
　　鄂豫皖和湘鄂赣边区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并走上抗日战场后，根据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将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及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在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直接领导下，中共湖北省委派出大批优秀干部，以武装留守和统一战线的合法形式，在鄂东、鄂中和鄂南相继建立党领导的战略支点，发展党的组织，训练党员骨干，发展民众武装，掌握抗日政权，先后建立大小不一的三十余支共数千人的抗日武装，在正面战场的前沿阵地和日军近后方的夹缝中，寻求战机，勇敢出击，点燃了湖北地区党领导的人民抗日烽火，开始建立几个小块、分散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随着湖北沦为敌后和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全面、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被提到更加重要的战略高度，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湖北抗战的主战场。从1939年1月李先念率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160余人南下湖北开展游击战争，至1940年1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成立，党领导的湖北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和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1941年初新四军豫鄂挺进大队奉命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后，这支英雄部队与湖北人民一道，以前赴后继、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抗击着15万日军和8万伪军，对日伪军作战1260余次，毙伤俘敌伪军43770余名，粉碎了日军的反复“扫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频繁进攻，在长期孤悬敌后的困难情况下，坚持中原前哨阵地，主力部队迅速发展到5万余人，地方部队和民兵发展到30万人，被分割孤立的小块根据地逐步联接成片并不断扩大，并与1945年1月抵达湖北的八路军南下支队协同，最终创建了以湖北为主体（基本区38个县中湖北就有32个县）而跨越五省、面积达9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300万的鄂豫皖湘赣解放区，造成对盘踞武汉之敌的战略包围态势，直至1945年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成为中原抗战的中流砥柱。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南方敌后人民军队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的楷模，中共中央誉其为“一个伟大的成绩”，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也给予了“发展第一”、“独立工作第一”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