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湖北抗战的历史进程、战略地位与历史经验

　　二、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历史作用
　　湖北特殊的地理、经济和军事战略方位，使湖北地区无论是国民党军队主导的正面战场，还是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敌后战场，都在全面抗战时期、在事关全局的抗日战争战场上，发挥了极其重大的战略作用。湖北地区的军队和人民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湖北抗战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抗战中心，开创了极其重要的武汉抗战时期，开启和引领了抗日战争由片面抗战走向全面和持久抗战的历史进程。
　　武汉抗战时期，武汉作为临时首都和全国战时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对全国抗战发挥了中枢神经作用。军事上，武汉指挥着全国的正面战场作战，同时与延安的中共指挥系统进行较好合作。政治上，中共中央代表团与国民党军政机构合作良好，在许多方面协商进行必要的改革，其政治影响和示范作用辐射于全国。
　　武汉抗战时期是整个抗战时期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最好的时期，是举国团结、一致抗日的最好的时期。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领导人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就制定两党合作组织形式、改革政府机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武汉同国民党中央领导人蒋介石举行谈判，并取得进展。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吸收《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某些精神的《抗战建国纲领》。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武汉举行，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经过中共代表团卓有成效的工作，国民党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精神通令全国作为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使之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就战略战役问题向国民党提出一系列建议，并在战略上对正面战场进行积极、密切配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一时期得到深入发展，内容不断丰富，为全国抗战走向全面和持久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
　　武汉抗战时期，国民党的经济战略在此也做了重大调整，由和平经济转向战时经济，沿海内迁工厂与武汉工厂经由武汉而内迁，有效地保护了国家的工业经济，有助于我国西南和西北新工业区的形成，为全国抗战走向全面和持久抗战奠定了经济基础。
　　武汉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和领导下，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群众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群众动员参与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史无前例，且向八方辐射，把全国抗日救亡群众运动高潮推向顶点。其深度和广度，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也极为少见，由此构成这一时期中国人民抗战的重要内容和主要特征之一。
　　武汉抗战时期，以武汉为攻守中心，由国民党军队主导、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和支持的武汉保卫战（武汉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转折的枢纽。武汉会战是整个抗日战争乃至东方反法西斯战场投入兵力最多、战线最长、历时最久的战役，是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相持的转折点。在4个半月时间里，中日军队在皖、豫、鄂、赣4四省纵横数百里的辽阔大地上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大会战。中国共产党对武汉会战给予了多方支持和积极配合。中国军民血战到底的顽强精神，以沉重代价造成日军重大伤亡，使日军“速战速决”占领中国的计划破产，日军因此元气大伤，不得不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抗日战争从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会战为推动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不仅仅表现在消耗了日军的大量人力、物力，迟滞了其战略行动，还表现在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敌后抗战、创建敌后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至武汉会战结束时，八路军由原来的的1万人发展到2.5万，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已遍布华北、华中。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全面抗战路线的指导和勇敢、坚定的抗战行动推动下，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持久抗战的历史时期。
　　在抗战相持阶段到来之际，中国共产党以武汉为决策和指挥中心，全面部署华中敌后抗战，全面完成新四军的组建和走向抗日战场的工作，开创了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的新阶段。
　　湖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大抗战主力之一的新四军的诞生地。全面抗战爆发后，特别是1937年11月日军占领太原后，华北地区正面战场大规模的战役作战基本结束，日军进攻的重点渐次由华北转向东南和华中地区。中共中央在加紧部署党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战的同时，开始思考和部署华中地区的敌后抗战。为此，中共中央在当年8月成立中共中央长江沿岸委员会，同时成立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直接指导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1937年9月，国民政府军委会通报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宣布原活动于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0月底，中共中央确定项英为新四军副军长，并指示他从延安回武汉组建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1937年12月工作会议精神，同月23日召开的长江局第一次会议第一个议程，即就新四军改编问题作出决议，决定南方各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应迅速集中，不必留三分之一的部队在后方，应即拿出一切力量到抗日前线去，将集中南方各地红军和游击队作为组建新四军的首要任务。其后中共中央长江局又电请中共中央书记处，调八路军第一二0师参谋长周士第到新四军任职。为加速新四军的组建，在中共中央和长江局的领导、指导下，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在武汉分别多次与国民政府军委会直接协商、谈判，双方于年底至1938年1月上旬达成原则协议，决定新四军不归八路军节制，编为四个支队，江南部队由第三战区统辖，江北部队暂归第五战区指挥，国民党不派人到新四军任职。中共中央复电表示同意，并提出以张云逸、周子昆为新四军参谋长和副参谋长。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正式在汉口成立。国民政府军委会兼参谋总长何应钦随即于1月8日核准新四军编为4个支队，照委陈毅、张鼎臣、张云逸、高敬亭分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游击支队司令。1月下旬，国民政府军委会根据叶挺呈报，正式发表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的委任令。1月4日项英和张云逸、曾山、周子昆一起，率新四军军部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离汉开赴南昌，21日，在武汉即开始筹备的新四军直属战地服务团在南昌成立。叶挺和李一氓仍留武汉，继续就新四军编制、防区、军费和装备等事项与国民政府军委会协商，至2月9日结束军部在武汉的工作，离汉赶赴南昌，12日与项英会合后即部署部队的集中行动和补充整训工作。4月4日，新四军军部撤离南昌，随后即向安徽歙县、太平县、南陵县和泾县等地进发、停驻。
　　在此前后，新四军各支队亦完成组编与集中，迅速挺进长江南北敌后，展开广泛的敌后游击战争，发展人民军队，在大江南北开辟广阔的敌后战场，开创了以新四军为战斗主体的南方敌后根据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规抗日武装以新的集团编制形式迅速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扩展到南方抗战的核心区域，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友军作战。中共中央长江局为部署、实施华中地区敌后抗战作出突出贡献，武汉也因此成为实施华中敌后抗战的前期指挥阵地。
　　以湖北地区为中心的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场，是党领导的具有特殊和重要意义的敌后独立战略区。
　　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一个特殊的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着特殊意义的敌后独立战略区，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并夺取最后胜利的主要战略区之一。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为了部署武汉失守后的周边敌后工作，中共中央提出在华中着手开辟鄂豫皖边、鄂豫边、苏皖边区工作，建立三大战略区，其中鄂豫皖边、鄂豫边两大战略区的主要地带皆位于鄂豫边区。次年三月，毛泽东设想中共中央将来准备陕甘宁边区转移时“最好是鄂豫边”。由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发动反共高潮，为应付万一出现的突然事变，毛泽东又设想以精兵一部“出鄂豫陕边”、“出陕甘川边”，刘少奇也由此设想新四军五师地区是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东出大别山、北出河南，在华中作“大文章”的战略区。1941年初，鉴于日军屡犯鄂西、鄂北和豫南，中共中央确定华中目前指导中心应着重鄂豫陕边、江南根据地（包括苏南、皖南、浙东、闽浙赣边）和苏鲁战区，同华北、南方（闽粤）组成全国三大战略根据地，新四军五师的发展方向是鄂西、豫西、鄂东，并配合新四军二、三、四师的战略行动向西推进，在鄂西、豫西、陕南建立游击根据地，造成鄂豫陕基本战略区，鄂豫边区又成为这一新的战略布局的主体。1944年12月，为扩大解放区和经略中原，完成华中西面争取平汉线、武汉和大别山区的任务，中共中央决定以五师为主力、八路军南下河南的部队协同，将鄂豫边区从华中划出为一个新的独立战略区。这些构想和部署说明，在中共中央关于敌后抗战的战略布局中，鄂豫边区始终处于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作为华中最大的一个独立战略区，作为中共领导的整个敌后几个较大的战略区之一，她不仅屏障中原，经略武汉，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捍卫国民党后方的前哨，而且还是向北接应陕甘宁边区、向南跃进湘粤赣桂边、向东进取大别山、向西发展鄂豫陕的战略轴心基地，是具有应变条件的主要战略区之一。
　　鄂豫边区还是在中原正面战场之近后方对日军实施战略钳制的主战场、实施战略跟进的前进基地。鄂豫边区处于华中日军西线的中央，在敌我中原战场的敌之近后方，一直拖住并打击大量日伪军，有效地起到了钳制作用。从1939年夏至同年12月的短短几个月内，鄂豫边区人民军队对敌战斗百余次，毙伤俘日伪军5000人以上。1940年至1941年内，对敌作战347次，毙日军少将以下官兵786人，毙伤伪军团长以下官兵2850人。日军为巩固以武汉和主要交通干线为中心的据点，1942年至1944年间在鄂豫边始终保有8个半师团共15万人左右的兵力，是华中抗日根据地日军布兵密度最大的地区。在反击国民党顽军不断摩擦的同时，鄂豫边区抗击着65%的日军和全部伪军，对日伪作战473次，摧毁伪组织300余处，一度攻克黄陂、安陆、云梦、孝感、蕲春等敌占县城和麻城宋埠等日伪据点几十处，毙伤日伪军4万人以上，俘日官兵100余人，收复国土50余县。在中原正面战场敌之近后方，鄂豫边区已经成为抗战的主要战场，将敌之后方变成人民军队打击日军的广阔战场，成为中原抗战的中流砥柱。
　　处于敌我中原正面战场敌之近后方的鄂豫边区，具有向四面发展的独特优势，对国民党中原正面战场进行了高度有效的战略配合。除了向东发展敌后纵深地带外，还可在日军对我正面战场发动战役或战略性进攻时，依据现有阵地，尾敌跟进，向西、北、南发展，从背后予敌以打击。1940年至1941年间，日军先后对鄂北枣阳和襄阳、鄂西宜昌、豫南平汉线两侧和湘北长沙发动战役进攻，鄂豫边区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以鄂中抗日根据地白兆山为指挥中心，派主力北上豫南、一部向襄河以西挺进，同时相机进取鄂南。1941年12月，日军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再犯长沙，次年4月又发动浙赣战役。为了钳制日军，策应同盟军和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经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批准，新四军五师一面坚持江北阵地，同正向津浦、淮南沿线之敌进击的新四军兄弟部队配合，积极开展沿平汉线、长江沿岸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一面挥师南下，向武（昌）瑞（昌）公路两侧和粤汉线北段展开，建立了鄂南抗日根据地。1943年2月和10月，日军两度发动对湘鄂西地区的进攻，五师立即跟进，从同年3月起，以主力部队继续发展潜沔江监湖区，并向东开辟洪湖的抗战局面，建立了襄南抗日根据地，随后又建立洞庭湖畔以桃花山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1944年4月起，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连续发动豫中战役、湘中战役、桂北战役、粤湘赣战役。根据中原局指示，五师立即向河南发展，以完成使华中、华北、陕北连成一起的战略构想。次年2月，又根据中共中央部署，派出有力部队配合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挺进江南，创建了湘鄂赣边根据地。
　　鄂豫边区还是对华中战略中枢武汉之敌实施战略包围的近敌战略区。对盘踞武汉之敌实施战略包围，是中国共产党在华中敌后战略布局的关键。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实际采用中共的建议，重新划分战区，占领武汉外围的大别山、桐柏山、大洪山、幕阜山、庐山，对武汉之敌构成远距离战略包围。随着鄂豫边区的发展和五师的战略展开，五师在国民党军队占据的山头以内，在武汉外围，不断实施向内进逼和外向挺进，相继建立豫中、豫南、鄂中、襄西、鄂皖边、鄂湘边、赣北沿江等外层抗日根据地，并连接为鄂豫皖湘赣解放区，形成对武汉之敌实施战略包围的近敌战略区，其战略作用，是国民党军队在鄂豫边区周围山地构成远敌战略包围所无法匹敌的。
　　湖北是战略相持阶段屏障西南大后方的前哨阵地，湖北抗战为保卫西南大后方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和防御作战虽然在全国范围告一段落，湖北境内的战役性进攻和防御作战却一直没有停息。在日军不断向战区前沿发动攻势作战的态势下，驻防湖北境内第五、第六战区中国军队仍先后投入随枣战役、枣宜战役、反攻宜昌战役、鄂西会战和老河口战役。尽管这时国民党内的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甚至掀起反攻高潮，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共组织在对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有理、有利、有节斗争的同时，仍顾全大局、忍辱负重，领导新四军第五师和根据地人民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予西进日军以重创。在湖北境内长达七年的全面抗战中，仅就正面战场6次规模较大的会战、战役及新四军五师各次战斗而言，共约伤亡日军15万人，其中有9名高级将领毙命于湖北。湖北抗战不仅时间长，而且规模大、地域广、歼敌人数多，这在全国并不多见。鄂豫边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的敌后抗战，与国民党在湖北的正面战场一起，构成了一道保卫西南大后方的坚固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