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地位与时代内涵

　　黄建芳

　　1992年早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以88岁高龄从北方南下，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南方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收录的“南方谈话”要点虽篇幅不长，总字数不超过1万字，但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大大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科学总结，被誉为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宣言书。22年过去了，其质朴的言辞依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芒。今天，站在新的历史阶段，重温这篇纲领性文献，对于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毫不动摇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向前推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南方谈话”的历史地位

　　（一）“南方谈话”是把中国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新阶段的宣言书
　　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中国又一次面临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发表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1988年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都陷入了低谷。而几乎同时发生的苏联、东欧“易帜”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的政治、经济封锁，更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国改革开放面临严峻的挑战，随时有放慢、停滞甚至“走回头路”的危险。
　　此时的邓小平尽管已从主要领导岗位上退下，但仍无时无刻不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不顾高龄，前往南方视察，发表重要谈话，对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作了明确回答。他精辟地分析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批判“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代表中国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拒绝了回头路，又拒绝了垮台路，明确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南方谈话”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即将进入新世纪中国的唯一出路。
　　为此，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以邓小平同志的谈话和今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以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并形成体系的重要标志，构成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支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中全党智慧，总结实践经验，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邓小平理论，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水平。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全方位、多层次展开论证，由一系列具有深刻内在联系的思想、观点构成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的准备阶段，从十二大到十三大基本形成阶段，经过“南方谈话”到十四大、十五大的成熟阶段。以“南方谈话”为根本指导精神的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提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概念，提出坚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建立了这一理论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直接称为邓小平理论，并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次会议将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正如《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以“南方谈话”作为全书的压轴之作，“南方谈话”，实际上是新时期邓小平全部理论的总结、展开、发挥、深化，是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并形成体系的重要标志。
　　如果将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构成，按哲学基础（或精髓）、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或主题）、基本理论问题在各个领域的展开等三个层次来划分，不难看出，“南方谈话”中贯穿始终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根本立场和方法，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基本理论问题的科学阐释，以及围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总体发展战略和各个具体领域发展战略上所进行的系统回答，在上述相对应的三个层次中都居于重要的地位，构成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支柱。就逻辑关系而言，以“南方谈话”为重要标志，这一理论体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已作了科学的回答，一个全面、系统、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的框架已经形成。

　　（三）“南方谈话”拉开了市场经济改革的序幕，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代
　　“南方谈话”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精辟论述，从理论上破除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制度属性的陈旧观念，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束缚，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据此，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是我党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199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对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总体规划，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原则具体化、系统化，对有关重大问题做出明确的原则性规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又大大推进了一步。
　　1992年以来，由于加速推进市场改革，中国经济发生了惊人的变化。199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2。8%，远远高于之前估计的6%，从这一年起，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高居世界首位。由于经济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实现了从商品短缺到相对过剩、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历史性转变，结束了商品短缺的时代，中国提前实现了小康目标。1995年，提前五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随后在1997年，又提前实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到2000年，全国人民的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大幅度提高。20多年来，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既保持了较快速度发展，又避免了大起大落，经济总量在全球排名已升至第二位，人均收入迅速增加，总体上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