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在武汉大革命的危急关头

　　徐方平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1927年1月，广州国民政府北迁武汉，中共中央也从上海西迁武汉，从而揭开了中国大革命史上的“武汉国民政府时期”（1927年1月-1927年8月，或称“武汉大革命时期”）的新篇章。武汉大革命时期既是中国大革命的高峰时期，同时是中国大革命由盛转衰以致最终失败的低谷时期。当时，武汉作为全国革命的中心，各方要人荟萃于此。3月，以中共中央身份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蔡和森从莫斯科回国。4月，蔡和森莅临武汉，开始了他在武汉为期4个多月与大革命同舟共济的奋斗岁月。

出席中共五大，批评陈独秀退让政策

　　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昌第一小学礼堂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约80人，代表全国党员57000多人。蔡和森和他的前妻向警予出席了会议，他的现任妻子李一纯担任会议记录。国民党要人汪精卫、徐谦等到会表示祝贺。大会由陈独秀主持，这是他有生之年所主持的最后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他穿着长衫作了关于政治和组织问题的报告，足足讲了5个小时。报告不仅没有对大革命受挫作全面深刻的检讨，反而继续坚持鲍罗廷提出的“西北学说”，因而引起了代表们的极大不满。

　　蔡和森和瞿秋白等人对陈独秀的报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蔡强调指出，我们在广东和南京等地失败的根本原因是退让，不敢与国民党右派作坚决的斗争。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土地革命，大力支持工农运动。另外，蔡和森还着重阐述了如何正确处理与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大会吸收了蔡和森等人的正确意见，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等。蔡和森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宣传部长，并代理中央秘书长的职务。

面对反革命叛乱，力主“以暴动对付暴动”

　　5月17日，驻守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夏斗寅发动叛变。他的如意算盘是趁唐生智和张发奎的主力正在与奉军苦战、武汉防卫空虚之际，一举推翻武汉国民政府。为应付这一突发事变，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蔡和森、李立三在会上力主发展共产党自己的力量，迅速将叶挺所部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部学员开赴前线，击退叛军，进而攻取湖南作为根据地。同时，为应付更大的革命危机，必须积极发动广大工农群众，扩大工农武装，“以暴动对付暴动”。中央接受了蔡和森等人提出的派遣叶挺所部反击夏斗寅的建议，但拒绝了发动工农建立湖南根据地的主张。

　　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叶挺为前敌总指挥，立即率其所部第二十四师和中央军校学生1500多人开赴前线作战。大敌当前，留在武昌的毛泽东坚决支持蔡和森的正确主张，率农讲所400多名学员，听从张国焘的统一指挥，加强了对武昌的防范，稳固了后方，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作战。不久，叛军被击退。

　　然而，对于夏斗寅的叛乱，无论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还是国共两党的一些领导人，都只是把它视作突发事件，而并未对之进行全面深刻的检讨和分析。革命潜藏着更大的危机。5月21日，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湖南工农运动横遭厄运，共产党和工农团体的负责人被杀害者达100多人。陈独秀、鲍罗廷竟然同意国民政府派遣所谓的“查办代表团”前往长沙，既查许克祥叛变，又查工农运动“过火”。但谭平山等查办代表很快被许克祥驱回武汉。对此，蔡和森严厉地批评了陈独秀等人。他指出查办工农运动“过火”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不想用实力去对付反革命，而希望通过所谓的法律手段来查办反革命，无异于痴人说梦。

　　“马日事变”后，江西的朱培德，河南的冯玉祥跟着反动。陈独秀为勉强维持与武汉国民党左派的关系，竟然在一次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提出了“东征”的主张，打算联合汪精卫、唐生智，反对南京的蒋介石。共产党内还有一些同志或主张继续北伐，或主张直取广东，就是不谈武装工农，不与目前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因此，蔡和森一针见血地指出，夏斗寅敢在湖北继续屠杀工农，许克祥敢在湖南叛乱，都是我们反击不力的结果。大家不要高唱东征和北伐的空调，如果那样，征来伐去，共产党依然两袖清风。我们必须把摆在面前的两湖反革命大暴动解决，组建大约5万人的自己的军队，推翻代表土豪劣绅的国民党中央。他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央所采纳。他受命以常委会的名义指示江西省委，要求他们组织力量以反击朱培德的反动。在中央的领导下，两湖革命力量有所恢复和发展，武汉出现了一点“进攻”的新鲜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