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军
[摘 要] 五四时期,许多知识分子都期望通过建立社团,来达到更新自我和社会的目的,但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社团真正有效地组织起来。本文即以恽代英在五四时期的社团组织实践为例来探讨这一问题,力图勾画出一条从以“良心”为组织支撑,到以“主义”为组织支撑的线索,从而揭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组织意识的觉醒是其社团实践困境的自然结果,并为解释20世纪20年代初知识分子纷纷转向“主义”的现象提供一个组织学的视角。
[关键词] 五四时期;恽代英;组织困境;良心;主义
从晚清到“五四”前后,许多知识分子都期望通过建立社团,以组织化的方式来更新个人和社会,以求凝聚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以对抗各种社会与政治的离心力。据统计,从1895年至1899年,全国有学会68个,到戊戌政变后多星散;从1899年至1911年,全国公开性的结社不下600余。到“五四”前后,社团的建立达到高潮。然而,与先前相比在五四时期发生了变化,即此前的社团组织化程度比较低,存在时间也比较短暂,用武昌人社一位社员的话说,就是“有始无终”。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越来越关注社会问题,并参与到社会运动当中,这使得他们越来越感到个人能力的有限,而日益“倾向将一切交给一个集体化的组织去管理”。然而,建立一个社团是容易的,而真正将社团有效组织起来却要困难得多。这样,社团的“组织化”在当时成为一个亟须面对的问题:谁来支撑“社团”,如何将社团真正有效组织起来?对于这一问题,过往的研究甚少涉及。为此,本文将以恽代英在五四时期的社团组织实践为例来探讨这一问题,以求勾画出一条从以“良心”为组织支撑到以“主义”为组织支撑的线索,从而揭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组织意识的觉醒是其社团实践困境的自然结果,并为20世纪20年代初知识分子纷纷转向“主义”的现象提供一个组织学的视角。具体而言,本文将从三个层面展开:(1)恽代英在基督教青年会 (YMCA,下文简称“青年会”)中发现组织的有效性,通过仿效青年会于1917年建立互助社,并以“良心”对应“上帝”作为组织最高的律令;(2)他于1919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而“工读互助团”的失败,让他发现“良心”无法让组织有效运转;(3)他在1921年到1922年期间陷入苦闷当中,“良心”不足据 ,“主义”何所据?经过一年多的彷徨,他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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