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工人群体与近代武汉社会

　　黎  霞　　

　　随着码头工人群体的形成与发展，群体意识逐渐增强，码头工人的活动能力及其所显示出的力量也日渐强大起来。从开始自发的经济斗争、反对封建头佬的残酷剥削，到参与社会政治斗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再到有组织、有计划地反对封建把持、抵制帝国主义在华统治，码头工人的政治觉悟日渐提高，政治参与日渐深入。

　　一、码头工人登上政治舞台 

　　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逐渐深入，码头工人在关心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开始关注国家与民族的利益，自发地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1911年1月21日，汉口人力车工人吴一狗拖车至英租界大汉舞台，遇英巡捕房印度巡捕，误触印度巡捕脚部，印度巡捕当场将其打死。路旁有4人见此惨状，甚为不平，印度巡捕又将此4人关押起来。22日，1000多名人力车工在华景街鸣锣集合，涌至英巡捕房要求惩办凶手，抚恤死者家属。码头工人群起响应，在英巡捕用警棍驱赶工人时向巡捕房扔石头还击。

　　二、有组织参与反帝反封斗争 

　　1925年5月30日，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武汉各界掀起了反帝斗争的热潮，码头工人也积极参与其中。三镇群众分别举行了援助沪案的大游行。

　　1926年夏，北伐军将要进入武汉，湖北省委分配张计储担任工运工作，领导码头工人支援北伐。他派陈春和组织汉阳沿河的码头工人、划业工人，他自己组织汉口沿河从集稼嘴到易家墩一带的码头工人、划业工人，在北伐军到时断绝敌人交通，拆毁汉水浮桥，等北伐军占领汉阳后再迅速恢复交通，使北伐军顺利进驻汉口。

　　武汉码头总工会成立后，码头工人在其带领下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斗争。1927年元旦，湖北省召开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对于发展码头工会决议》中总结了汉口码头工人所参加的一系列政治活动：“（一）打回租界石灰路。租界石灰路向来不许中国人行走，码头工友对此愤慨万分。一月前，北伐军约一连人，全副武装，经过英租界，巡捕、水兵强权制止通过。码头工友观此不平状况，即群起以武力占领石灰路，北伐军得以通过。从此神圣不可侵犯之石灰路，华人遂得以自由行走：（二）援助理货工会的同盟罢工。理货工会要求增加工资，商助于码总拟作一租界的总罢工。由码总召集各码头工会开会讨论，各工会无一不赞成；（三）搜获逆军枪械。不久前由沪开来法国商轮富源，载有杨森所运军火多件。日清、大阪取装月工工会接受码总训令前往搜获，计工作一夜一天，枵腹从公，不计丝毫报酬，此亦系实际贡献于国民革命者；（四）扣留逆军军米。吴佩孚逃出武汉，然饷粮遗存者尚夥，一周前工会会员由栈运输军米四百包下河，问有知为吴逆军米者，即以之报告于码总，当即派人前往扣留，并专程报省总工会；（五）收回租界运动。1月3日，大智门铁路转运码头工会会员夏兴发夺得英水兵步枪一支。次同各码头工友进一步作收回租界运动而包围租界者，不下万五千余人，失业停工亦在所不惜。”

　　汉口英租界的收回，码头工人功不可没。由于武汉人民的英勇斗争和全国反英运动的强大压力，英帝国主义被迫于1927年2月9日在谈判协议上签字，承认汉口英租界无偿由中国收回。码头工人成为收回英租界的主力，是以有“扁担收回英租界”之说。

　　汉口英租界收回后，全国各地群众相继提出收回当地英租界和其他帝国主义租界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日本帝国主义竟又在武汉制造了“四三”惨案。1927年4月3日，日本水兵4人乘坐人力车，不但不付车资反而当场刺死拉车工人。愤怒的群众从四面赶到，抗议日军暴行。驻守在日租界的码头工人纠察队三中队员集合拢来声援。日本总领事调水兵200余人登陆，用机枪向群众扫射，打死7人，码头工人刘正之等受重伤。手无寸铁的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用石头、瓦块与日军搏斗，将凶手大冈胜芳及水兵和田裕松、长田武雄等10人捕获，押送至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将日兵团团围住，开展抵制日货、拒绝为日人服役的运动。经过长时期的围困，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允许工人的要求，给死伤者赔偿安葬费、殉难费、养伤费等，斗争才告一段落。

　　三、支持抗日战争，反抗日伪统治

　　抗日战争爆发后，码头工人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并用实际行动支持抗战。1937年10月，中共湖北工作委员会成立。1938年3月，武汉成立了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并在工人中展开了宣传活动。武汉码头工人积极参加了全市性的宣传、游行、集会等活动。1938年，日军大举进攻武汉，《新华日报》连续载文，要求政府紧急抢救人力，抢救物资，决不能留下资敌。广大码头工人冒着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克服饥饿、疲劳，靠着肩挑背扛，将工厂的机器设备装船装车，抢运出物资十几万吨。

　　武汉沦陷后，码头工人与日伪统治进行了斗争。日军战场消耗极大，军需物资除靠掠夺中国人民的血汗外，不少还要从本国运来。水陆运输各个要道港口的码头工人，采取拖延战术，尽量延长货物装卸时间。日军的军需品只好囤积码头，迟迟不能运走。在被迫不得不为敌人装卸物资时，工人们就乘机破坏，有的利用晚间停电熄灯的机会，将军用品丢入江中；有的故意砸碎货箱，戳破货包，让货品流失损坏。当时武汉各码头还不时发生苦力赤手空拳与日伪拼打的事件。

　　四、反对国民党统治，保护国家财产 

　　抗日战争胜利后，码头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对国民党专制统治和封建头佬剥削压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有利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同时，积极展开了革命宣传活动，宣传党的政策，介绍解放区的真相。从1949年4月至5月，单是武昌区的码头工人就张贴标语和布告2000多张，散发传单1万余份。

　　随着国民党军队面临全线崩溃，其在汉部队准备在撤离时把能带走的机器、财物全带走，不能带的工厂、港口和交通设施等一律破坏。码头工人和其他工人一道广泛开展了反迁移、反破坏的斗争，保护了大部分公用设备和工厂、仓库、码头。

　　五、码头工人群体与武汉城市化 

　　码头工人群体的壮大是城市吸引大量周边农民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结果，而他们的到来也相当程度地改变了原有的城市社会结构与存在状态。

　　首先，码头工人群体的壮大增加了城市人口。人口是城市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城市化首先需要一定量城市人口的聚集，近代武汉水陆码头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涌入，提供了城市化所需的人口。

　　其次，码头工人群体的壮大改变了城市社会结构。

　　（1）码头工人数量的增加带来了武汉城市人口性别结构的变化。武汉码头工人基本上是青壮年男性。武汉男女性比例相差很大。据《汉口小志》记载：1916年男女性别比是183。21：100；1928年是167。18：100。总的来看，三镇性别比差以汉口最高。

　　（2）码头工人数量的增加带来了武汉城市人口职业结构的变化。至解放前夕，武汉有正式码头工人约3万余人，加上散筹工人约9万，以近代武汉城市人口140～150万人推算，相当于15个人中就有1个是以装卸搬运为业的码头工人。

　　（3）码头工人数量的增加带来武汉城市家庭结构的变化。码头工人大都是孤身一人或与兄弟来武汉工作，有的工作居住稳定后携妻子进城。在长期的城市生活中他们与传统农村的大家族式家庭居住上分开，经济上独立，使得城市中的小家庭（核心家庭）逐渐增多。扩展家庭的式微与核心家庭的普遍化，既是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进城务工之农民为适应城市生活所进行的理智选择。进而城市人际关系中的血缘、亲缘关系逐渐削弱，业缘关系逐渐加强。

　　（4）码头工人数量的增加带来了武汉城市阶级与阶层结构的变化。码头工人与广大产业工人、铁路工人、海员及人力车夫共同构成了处于近代武汉城市底层的工人阶级，码头工人群体的发展与近代武汉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同步的。

　　（5）码头工人群体自身的发展带来了武汉城市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清末的码头工人是在封建衙役管辖之下，其组织按“码头”分帮；到20世纪20年代，在共产党引导下逐步建立起工会，到1926年底出现了统一的组织_——武汉码头工人总工会，其职责不仅包括协调码头工人内部利益，规范码头工人行为，码头工人之间互助，甚至延伸至码头劳资纠纷的处理，乃至码头秩序之维持，具有高度的自治性。此后，国民党领导下建立的码头工人工会之活动能力及范围虽远不及码总，但在协调码头工人内部利益，规范码头工人行为方面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使数万名码头工人统一于码头职业工会之内，改变了城市社会组织结构。

　　第三，码头工人群体的壮大促进了武汉城市文化的多元化。码头工人来自不同区域，大部分来自湖北省各县市农村，也有部分来自山东、河南、四川、湖南、安徽等省，拥有各自的地域文化特色，使武汉逐步形成了一种复合型的城市文化。

　　六、码头工人与城市社会问题 

　　码头工人数量增加远远超出交通运输业发展需要，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首先，过量劳动者涌入码头增加了城市就业压力，导致失业率升高。

　　其次，数量众多的码头工人沦为各种封建势力争夺利益的工具，严重骚扰了社会治安。

　　第三，混乱的码头秩序、频繁发生的劳资纠纷与劳工纠纷，也影响了武汉的投资与经营环境。

　　第四，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造成劳动力价格低廉，导致了劳工贫困化更加严重。

　　第五，码头工人大都搭棚居住，影响了城市市容与环境卫生。

　　总之，不仅是武汉，在近代中国各大、中城市中，都有一两个码头工人群体发展壮大的过程。他们往往与车夫、轿夫、挑水夫、清道夫、粪夫等一道被称为“苦力”。在近代中国，这一苦力队伍是十分庞大的，所不同的是码头工人与人力车夫是在近代随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而兴起的职业，挑水夫等则是传统职业。

　　码头工人群体的产生与壮大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政治层面看，码头工人数量的增加改变了城市阶级结构，壮大了无产阶级队伍，因而成为国共两党政治动员工作的重点；从经济层面看，码头搬运工作关系交通便利、物流畅达，对工商业发展影响甚巨；从社会层面看，大量农民涌入码头，在改变自身的同时其生活、文化中的异质因子也在改变城市，使近代中国城市呈现出土洋杂呈的面貌，也塑造了城市海纳百川的开放型性格。

　　但是，过于庞大的码头工人群体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随着中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以人力劳动为主的码头工人群体必然走向消亡，而代之以运用现代经营理念管理、使用现代化劳动工具的新型工人。

　　原载《武汉文史资料》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