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路径探析

臧金峰

　　一、湖北地区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的路径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这是我国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原因分析的权威论断，也完全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际。湖北地区共产党早期组织正是沿着这条历史脉络应运而生的，有所不同的是，由于信息渠道的不同、个体思想转变的差异加之当时建党所需之秘密环境，湖北地区呈现出了两条颇为不同的建党路径。
　　（一）在共产国际、俄共（布）和上海发起组的帮助下，以董必武为代表的旧式知识分子建立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武汉是辛亥首义之地，又是当时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产业中心，再加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武汉的蓬勃发展，使武汉受到共产国际、俄共（布）和上海发起组的密切关注，纷纷派出代表来汉帮助发展地方党组织。
　　1、共产国际、俄共（布）的帮助
　　共产国际、俄共（布）组织一直密切关注武汉地区的建党工作，不仅为其提供理论上的指导，还通过多种途径来推动武汉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据苏俄档案史料记载，早在1920年6月前，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就曾帮助创建“汉口、武汉和济南的革命委员会”，并准备在汉口吸收柏烈伟推荐的一位中文系副教授参加武汉地区的建党工作。维经斯基在写给远东局海参崴分局领导人的信中提到：“我们事实上和所有的中国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都有了联系……现在我们主要致力于将分散的各个革命小组统一到一个中心上来。‘益群书局’可以成为团结这些小组的核心。”从这可以清晰地看出，共产国际、俄共（布）来华人员在推动建党工作事宜过程中与武汉“益群书局”的某些联系以及“益群书局”在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特殊地位。此外，据董必武等人回忆，1920年秋，俄共党员马马耶夫也曾在武汉短暂逗留，帮助发展党的组织。
　　2、上海发起组对武汉地区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及对建党工作的直接指导和资金支持
　　上海发起组主要是通过与武汉知识界有广泛联系的李汉俊、陈独秀、刘伯垂等人来推动武汉建党工作的。早在1919年春董必武与张国恩暂居上海时，李汉俊就曾向他们介绍过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推荐了《马克思主义入门》、《政治经济学入门》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这对董必武等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起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董必武曾称李汉俊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1920年陈独秀受邀赴汉讲学时，毫不掩饰他的阶级立场和思想信仰，提出了改造社会的三种方法：即“打破阶级制度，实现平民社会主义；打破继承制度，实现共同劳动工作；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在武汉的演讲，成为武汉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一环，对推动武汉地区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上海发起组对武汉地区的建党活动给予了直接指导。上海发起组在筹备过程中，“李汉俊又致函董必武，约请他与张国恩会商，在武汉筹备共产党组织，后来又亲自到武汉与董必武商讨此事”。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陈独秀即委托刘伯垂回汉，推动武汉建党工作。刘伯垂到达武汉后，根据陈独秀的意见，先与包惠僧、郑凯卿取得联系，后又分别与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进行秘密联络，就建党问题进行商讨，参与武汉共产党的筹备工作。
　　武汉党组织成立过程中，上海发起组还曾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据包惠僧回忆，“武汉共产党组织成立时，上海的‘临时中央’曾拨款一二百元，支部成立后的两三个月间，上海方面每月汇来两百元活动经费”。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共产国际、俄共（布）以及上海发起组的直接推动和帮助下，1920年8月，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7人齐聚武昌抚院街97号召开会议，正式宣告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二）在甄别各种思潮的基础上，以恽代英为代表的湖北新式知识分子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自主成立了布尔什维克式组织——共存社
　　恽代英是湖北新式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思想历程及行动实践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作为一名爱国知识分子，为了拯救民族危亡，恽代英本着“常预备欢迎新学说到我心里来，亦欢迎他到我耳朵里来。能欢迎新的，还应欢迎更新的”的态度，先后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等思想，并一一付诸实践。在成立“互助社”、倡导新村运动过程中，恽代英身体力行，与黄负生、林育南等一起构建着理想社会蓝图。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与考察，恽代英对他最初所信仰的这些思想中的不合理因素以及中国现状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他深深地感到无政府主义是“割肉饲虎的左道，从井救人的诬说”，工读互助“不是容易做到事，不要轻易的盲从妄动”。
　　1920年3月，恽代英在《怎样创造少年中国？》一文中写道：“然果遇着显见政治活动或流血为简捷有力的改造手段的时候，甚至于显见其为改造的独一无二不可逃避的手段的时候，亦没有不赞成取用政治活动或流血的手段的道理。”这表明他开始具有了主张阶级斗争的倾向。同年4月在负责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过程中，他将《布尔塞维克》等二十六项目列为研究书目，并把“马克思及其学说”列为其所“盼望看见的书”的首位。回到武汉后，恽代英开始大量接触马列主义书籍，1920年秋还翻译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部分章节，并受《新青年》杂志的委托，翻译考茨基《阶级斗争》一书。该书的翻译出版，不仅深化了他自己对阶级斗争、中国现状以及革命手段的认识，还促进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批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转化。
　　然而，恽代英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最终确立并非一蹴而就的，在他表示赞同唯物史观、承认“阶级革命的必要”之时，仍难以割舍其它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困扰，大做“未来之梦”，提出了通过“共同生活的扩张”和在乡村发展教育、实业，从而由经济方面压服资产阶级，使全世界变为“社会主义的天国”的主张。对此，陈独秀、刘仁静等在不同场合都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他的好友林育南亦诚恳地提出了批评：“这种理想仿佛是对的，但审视社会情形和我们的力量，恐怕终究是个‘理想’，终究是个‘梦’呀！”
　　马克思主义旗帜在全国日益鲜明之际，在创办利群书社和《武汉星期评论》期间，恽代英最终彻底抛弃了“未来之梦”中的幻想。于1921年7月16日，与萧楚女、林育南、林育英、李求实等先进青年一起在浚新小学共同创办了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共存社”，明确表示“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共存社的成立，标志着以恽代英为核心的大批湖北知识分子最终摆脱了各种思想的纠缠，正式踏上科学社会主义的坦途，表明湖北新式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付诸实践的自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