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山转战是创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起点

　　二、木兰山转战保留了革命火种初步积累了游击战争经验

　　革命根据地建设是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三位一体的革命运动，武装斗争是打头并贯彻始终的，没有武装斗争，甚至就没有革命根据地的开辟。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就是在游击战争中创造出来的。然而，建立根据地的意识，并非一开始就已明确，而是在游击战争中，由于缺乏巩固后方的困扰而被逐步增强起来的。

　　鄂东军转移到木兰山，旋即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吴光浩为军长，戴克敏为党代表，汪奠川为参谋长。全部队伍不过72人，53支长短枪。然而，这是黄麻暴动以后得以保留的极其宝贵的一份火种。经过短暂休整，于旧历年夜，攻下了黄陂东南之罗家岗当铺。第七军开仓分粮，没收当铺，号召群众无偿取当。一连三天，前来取当的人群络绎不绝。这次重大行动，受到湖北省委重视。1928年2月10日，省委关于各县工作的决议，列举了第七军的胜利，指出：“黄安农民于黄安农民政府失败后，在黄陂（东乡）、黄安（南乡）之间实行大游击，杀戮豪绅地主与官吏无数（二百余人），开放当铺，将当物无条件的发还农民。”

　　第七军的这次重大行动，也立即引起国民党军的注意，木兰山地区的形势迅速紧张起来。本来，木兰山上庙宇宽宏，山下人烟稠密，可以暂留，但回旋余地有限，不宜坐地坚守。怎么办？戴季英回忆说，经请示省委得到指示，大意是：如能回返黄、麻活动即返回去，如不能则由你们自己看情形决定，不要被敌人消灭；在黄陂活动得很好，以后还是这样干；云云。第七军遂决定：“木兰山如不能立足，到黄冈去游击，现在还不能返黄、麻；为恐被敌围困于木兰山，决定到山下准备应付环境。”非常状态下的组织联系，以其及时性来衡量，经常是不通畅的。因此，很难说第七军东进黄冈的决定是事先征得省委的同意，而且，木城寨会议决定转兵木兰山也不曾事先请示省委。是故，笔者宁肯相信，东进黄冈也是第七军的自主抉择。

　　2月3日，第七军由吴光浩率领，转移到黄冈大崎山之金鸡坳。曹学楷、徐朋人等少数人留原地坚持斗争。稍后，徐朋人在洪界山集中60多人，组成第八军。在大崎山，有黄罗蕲特委、黄冈县委和第六军活动。黄罗蕲特委和黄冈县委计划以大崎山为中心，向四周发展，形成鄂东割据局面。这个设想，与第七军的初衷，也与他们的使命并不一致。第七军无意在黄冈久留，为此，黄罗蕲特委和黄冈县委负责人曾向省委投诉。在黄冈境内，第七军同样屡屡受到国民党军进攻。于是，又转到罗田。他们日夜与强敌周旋，毫无后勤保障，餐风露宿，历尽艰辛。3月初，重返木兰山，整合第八军于本军。

　　到木兰山不多日，得知敌人即将来攻，于是，在陈秀冲召开会议，决定埋长枪，持短枪，穿便服，分成几个小队，扩大游击，并争取红枪会、仁义会群众，加强地方工作。第七军化整为零，分头行动。据王树声、陈再道和詹才芳回忆，当时，戴克敏、徐其虚率一个队北返黄安，廖荣坤率一个队东进麻城。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联系群众，了解情况，打击反动势力，准备接应部队重返黄、麻。其余两个队分别由吴光浩、汪奠川率领，继续在黄陂活动。戴季英的回忆有所不同，具体情况是：王树声等向麻城南部白果出击，汪奠川等向黄安南部杨子山出击，江竹溪等向长江北岸游击，戴道谱、徐其虚分向黄、麻北部秘密侦察，军部在黄陂木兰山地区。不过，他们的回忆也有相同之处，那就是第七军分散行动，一部先行潜入黄、麻北部地区，为全军重返旧地准备条件。在分兵游击的20多天时间中，第七军先后在至武汉的路上，击毙了麻城福田河反动团总彭汝霖、黄安公安局长曹屠夫（绰号）等人。4月清明之夜，戴克敏、徐其虚率队消灭了麻城紫云区上戴家的民团，缴枪10余支。其时，国民党第十八军与十二军发生冲突，十二军撤回河南，第七军便乘机全部脱离木兰山，北返黄、麻。

　　从黄、麻到黄陂，再东进黄冈、罗田，几个月的游击战争，既要打击敌人，又要保全自己，第七军领导人从实践中总结出开展游击战争“要八会”，即：会跑（跑路与跑脱敌人）；会打（不打无益之仗）；会散（散开）；会集（集合）；会进（进攻）；会退（退走）；会知（知敌）；会疑（疑惑敌人反动派）。重返木兰山以后，为适合便衣队行动，又决定实行昼伏夜动，远袭近止，声东击西，绕南进北的战术。以此“八会”和“十六字诀”为基础，不久以后形成了鄂豫边红军游击战争的七条原则，从感性认识上升到成文规定，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