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的宣传动员工作

王加友 徐波 王刚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举行第十四次常委会。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16日红二十五军2900余人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途经四个省，转战近万里，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平镇（今永坪），16日同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红二十五军是长征先锋，是长征中最先到达陕北的一支工农红军。红二十五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武装，在长征途中，从部队领导到普通战士，都非常重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努力做好宣传、组织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为长征胜利和创建新的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实行战略转移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红二十五军的诞生地一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有关文件精神，作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重大决定。16日，红二十五军发布了由省委常委兼秘书长郑位三起草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简称《宣言》）。《宣言》本着“不能坐视国民党将中国出卖给日本，特调动一部分队伍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领导并组织群众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收回华北失地”的精神，对红军指战员、沿途群众进行党的抗日政策教育，对围堵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势力进行“反对投降卖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抗日宣传，充分调动广大红军的积极性，激发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宣言》的发布，对沿途民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红军长征的意义起了重要作用。
　　11月下旬，红二十五军途经河南泌阳时，当地有许多地主豪绅盘踞的围寨，而且大都配有武器，不时对红军进行骚扰阻拦。当时前有堵敌、后有追兵，形势紧迫。为了争取时间，尽快顺利通过围寨地区，红二十五军在通过围寨之前，专门召开会议，政治委员吴焕先在会上强调指出，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打土豪，不进围寨，沿途所需粮草，一律实行购买。政治部主任郑位三还根据《宣言》精神，亲自给围寨头目写信，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晓以民族大义，促其保持中立，并说明红军是借路北上，沿途勿加阻拦。他还将当时所规定的不进围寨、不打土豪、实行公买公卖等有关政策纪律，编成通俗易懂的宣传口号或顺口溜，让宣传队一路宣传或喊唱。正是由于红二十五军正确地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进行了出色的宣传工作，不仅党和红军的影响不断扩大，而且还避免了地方反动武装的纠缠，使部队赢得了时间，顺利地通过围寨地区，摆脱了敌人的追堵。
　　在12月召开的庾家河会议上，当中共鄂豫陕省委作出在陕南创建根据地的决定后，为了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推动创建根据地工作的开展，省委随即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政治部的名义，编印了《什么是红军》的传单。传单指出：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的基本主张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穷人，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人农民管理政权的苏维埃政府。红二十五军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很快在鄂陕边区建立了第一块根据地，初步奠定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并扩增红军400余名。次年1月，红二十五军攻克镇安县城后，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推动创建根据地工作的迅速展开，中共鄂豫皖省委又以红二十五军的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简称《告群众书》），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捉拿反动首领，打土豪分田地，发展生产，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府。在《告群众书》的号召下，广大农民很快被发动起来，他们配合红军镇压土匪恶霸，摧毁反动的保甲制度，建立革命政权，同时部队也得到扩充，从而为以后反“围剿”斗争和继续创建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宣传省委在创建根据地中提出的经济政策，2月5日，省委又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了《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宣布：苏维埃政府的商业政策的原则，是保证贸易自由，反对奸商，取缔一切苛捐杂税、厘金、关卡，实行统一的累进税，没收军阀、官僚、卖国汉奸、民团首领以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开设的商店，保证遵守苏维埃政府的法律、没有参加反革命的行商在红军行动的境内运输行走。这些传单、布告，实际上是省委在创建鄂豫陕根据地中的“施政纲领”，对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参加创建根据地的斗争起了积极作用。
　　8月中旬，部队长征进入陇东回民地区时，政委吴焕先向全军宣布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族的经典文字，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注意遵守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使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不准谈“猪”骂“猪”等。在军政委的动员号召之下，部队从军直机关到每个连队，都在进入回民区之前，把一些剩余的猪肉、猪油自觉地予以清理，还把带有荤腥油味的炊具拿到河里进行冲洗。“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的条文内容，还由政治部写成大幅布告，先行张贴在回族聚居地兴隆镇的街头和清真寺门口。这些举动，对回族群众的震动很大，他们认识到红军是仁义之师，当红二十五军前来进驻时，他们敲锣打鼓，披红戴花地欢迎，不少回族青年还义无反顾地参加了红军。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产生了广泛影响，“红军好”的赞誉在甘肃一带不胫而走。后来，中央红军长征从这一带路过时，毛泽东也曾赞扬红二十五军民族政策水平很高，执行得很好。
　　8月下旬，红二十五军征战平凉期间，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红军每过一个村庄、一个宿营地，首先张贴安民告示，书写大幅标语，画画，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共产党主张，鼓舞人民群众起来革命。红军每到一地，不顾征战疲劳，积极热情地帮助群众担水劈柴、维修房屋、收割庄稼、清扫院落、喂牛喂羊、扶老携幼、治伤医病等。同时，对当地土豪、恶霸进行斗争，对罪大恶极者坚决镇压，为民除害，并没收地主老财的牲畜、粮食、衣物、布匹等，召开群众大会，直接分给群众。无论走到哪里，红二十五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凡是使用了人力或米面、油、菜、柴、盐等，都要给群众付款，每斤面粉付三个铜板，一个鸡蛋付一个铜板。
　　毛泽东讲“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二十五军事实上就是这样做的。通过广泛宣传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支援红军，红二十五军扩大了影响，使沿途群众对红军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播下了革命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