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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存社,创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最早团体

2020/07/10

  于  丽    田子渝

  距离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龙山镇林家大湾背后1里多路的地方,有一个小山,因山坳下有一丘八斗田,人称八斗湾。沿着小路,林木葱茏的山坡上,一个传统砖瓦结构的建筑便映入眼帘。它原是清末“兴隆寺”建筑的一部分,后为八斗湾林家大姓的宗族私学,林氏给它起了醒目校名“浚新学校”。

  1921年7月16日至21日,来自汉口的24位革命青年在这里聚会,成立了共存社。他们公开宣布它是布尔什维克党性质的组织,从而标志着近代中国第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团体诞生!2天后(7月23日),另外13个青年在上海聚会,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共存社的团员闻讯后,大部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共存社没有共产国际的背景,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没有组织联系。它是以恽代英为代表的革命青年,在十月革命的感召下,自觉选择社会主义为改造中国之道路。它的诞生说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近代中国半个多世纪救亡图存符合逻辑的正确选择。对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特别指出:“1921年夏,湖北利群书社在黄冈开会,在三天的讨论中,其成员一致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拥护苏维埃,赞成组织俄国式—布尔什维克的党”。“这些事实说明,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已经成为当时中国革命者的共同愿望。”

  这样,共存社与八斗湾的浚新学校,便载入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册。

  互助社:共存社的萌芽

  鸦片战争彻底地改变了旧中国,曾一度居世界中心的封建王朝,在西方先进工业与武器的打击下,沦落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一部分进步的中国人便急切地寻找振兴中华之路。

  湖北武昌以恽代英为代表的激进青年,目睹国家内忧外祸频仍,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产生强烈的危机意识。他们非常清楚要救国必须要组织“死党”,即成立团体。

  1917年10月8日,正在武昌私立中华大学求学的先进青年恽代英,组织成立了互助社。这个团体是以爱国为目的的进步团体,这在它的《互励文》中表现得很清楚:

  “我平心静气,代表我们大家说,以我们的良心做见证。我们今天来,报告了、商量了一切事情。我们所说的,都是出于我们的真心。我们都晓得:今日我们的国家,是在极危险的时候,我们是世界上最羞辱的国民。我们立一个决心,当尽我们所能尽的力量,做我们所应做的事情……我们晓得:我们不是没有能力,国家的事情不是没有希望。我们散会以后,在明天聚会以前,还盼望都有个有价值的报告。因为我们从这以后,是实行的时候了。”

  互助社最初只有4个成员,很快就发展到20多人,其中恽代英、黄负生、林育南、刘仁静、余家菊成为近代中国叱咤风云的人物。

  这群进步青年积极投身到火热的爱国运动中。他们本着“人心革命”的意愿,宣扬民主启蒙的文化革命。他们在《新青年》《教育杂志》《光华学报》等报刊发表文章,鞭挞“吃人血”的封建思想,指出将孔教定为国教,实为“专制之护符”“‘愚妄’之举”;只有“民权日张,大同之学说日盛”,封建专制和一切野心家才“失其势力”。他们号召同胞们发扬“猛勇精进之志”“挥其慧剑,招我国魂”,望热血少年攘臂奋起,为“人道而战”。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五四运动。5月6日,《汉口新闻报》刊登了汉口中华通讯社的一个电讯稿,首先报道了五四运动。当天晚上,恽代英与互助社的骨干——他的学生林育南商议响应北京爱国学生事。他们油印了600份由恽代英起草的爱国传单《勿忘五月七日之事》。第二天,是五七国耻日,武汉三镇各机关、各学校一律放假一天,以示不忘国耻。中华大学为“鼓励尚武精神”“振扬国威”举行运动会,互助社成员均积极参加。恽代英、冼伯言等担任招待员,沈光耀为唱名员,喻进贤为纠察员,汤济川为音乐队员。他们散发了《勿忘五月七日之事》的传单,振聋发聩的呐喊,引起了莘莘学子的强烈共鸣。

  传单后来刊登在5月9日的《大汉报》上,成了发动、鼓舞武汉人民投身爱国运动的号角。在武汉五四爱国运动中,互助社起到了核心作用。每次大游行,几乎都有互助社成员组织参与。恽代英起草了《武汉学生联合会宣言书》《武汉学生联合会提出对于全国学生联合会意见书》等爱国宣言和文件。林育南是武汉学联会的领导人之一,并参加全国学联会的工作。

  每次爱国大游行,都有互助社成员的战斗身影。6月1日,武汉爱国学生举行响应北京、上海学生总罢课的号召,举行大游行。湖北督军王占元派大批军警包围各主要学校,不准学生外出。互助社成员就从学校的墙上一跃而起,与其他学生从粮道街、巡道岭、昙华林冲上大街,迅急汇合成汹涌的洪流,又卷向阅马场、黄鹤楼、督军署……刹时,武昌全城到处是飞舞的传单、激昂的演讲、正义的呐喊,汇成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洪流。这一天,恽代英激动的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为罢课演讲之

  第一日,即湖北学生与官厅宣战之第一日也。同学越墙外出,高二三丈,一跃而下,亦勇矣!”

  利群书社:共存社的母体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恽代英等认识到救国光靠学生不够,必须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而让群众觉悟,最好的办法就是文化启蒙。于是,他带领互助社的成员走出校园,到社会上办文化事业。

  1920年2月1日,元宵节的前三天,大雪飞扬。在武昌横街(今武昌民主路)南口18号,一个叫利群书社的新书店开张了。恽代英创办的这个书社,给过年的武汉市民带来了春天的气息。许多青年学子在这里接受新学,许多市民在门前驻足观望,有的走进店铺浏览新书。

  利群书社是互助社实践他们救国理想的实验地。他们看到了劳动者推动历史的伟大作用,便从我做起,使自己成为劳动者。在筹办时,这些身着长衫的青年卷起衣袖,自己动手搬运桌椅、书籍等,肩背手提。劳动一天,虽然腰酸腿疼,但他们心情格外舒畅,以能够实践劳动、平等的生活而兴奋不已。

  他们聚居在一起,共同生活、工作、学习,过半工半读的生活。恽代英等在《城市中的新生活》中,发起工读互助团,称它“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他们还计划在农村经营乡村的新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通过自己的劳动,纯洁灵魂。他们办实业,用资本与资本家决斗,打破资产阶级,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的黄金世界。他们知道要全部做到是不可能的,但这些“未来之梦”是努力的方向。

  为什么要共同生活呢?他们认为这种新生活是一个帮助自己、解决社会问题的好办法。个人与社会是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越进步,个人才越幸福;首先办好每一个人的事,便越能为社会多负些责任。在新生活中实现财产的公有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私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只有使每一个人的财产都归公有,才能使私心得以根本铲除。他们每一个人的工作都不是为金钱,他们营业的盈余用不着讲什么分配,这样私有和金钱的分配制度将被打破,同时也更加体现出正义、纯洁、互助和牺牲的精神。

  利群书社是长江中下游传播新文化与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阵地、出售新思潮书籍的营业机关、为“社会服务的共同生活的雏形”。它与上海、北京的出版社、书店、新潮报刊来往,成为它们在汉口—湖北的代售点。它出售《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进步杂志,销售《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自由之路》《互助论》《杜威五大讲演》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进步思潮的图书,供读者购买或阅读。

  1920年春,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来到武汉,参观了利群书社,并与恽代英交谈。他与恽代英早有文字交,思想上产生共鸣。事后,他委托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名著《阶级争斗》。

  这本书是考茨基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爱尔福特(Erfurt)纲领的解读本,批判了拉萨尔主义,比较准确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受到恩格斯的肯定。精通英文的恽代英大约花了半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任务,将中译文交给陈独秀。1921年1月,由新青年社作为“新青年丛书第八种”出版,成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著作之一。该书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正在进行空想社会主义实验的利群书社成员,推动他们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还极大地影响了很多进步青年。毛泽东是其中的代表,他在向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自己思想转变过程时,说道:“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争斗》,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互助社自办了《互助》刊物。这本10多万字的期刊,比较完整地记录了从互助社到利群书社的历史,以及他们的救国理念。其中《未来之梦》一文最具代表性,彰显这群爱国青年痛恨军阀的黑暗政治、孤军奋战建立共产主义实验地的努力。

  利群书社是长江中下游进步社团的联络站。它与毛泽东的湖南文化书社关系密切,互相支持。1920年9月,文化书社成立后,毛泽东恳请恽代英作信用介绍,以便文化书社向外埠购图书时,和利群书社一样,免去押金。

  这两个书社关系甚密,成为我国中部宣传新文化的两颗耀眼明星。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的进步学生蒋啸青、蒋先云和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的夏明翰曾到武昌,受到恽代英的热情接待。返回家乡后,他们在湖南省立第三师范成立了书报贩卖部,销售宣传新文化的报刊书籍。1921年3月将书报贩卖部改名为衡阳文化书社,从利群书社和长沙文化书社购图书。廖焕星在武昌求学时,加入了互助社、利群书社,回到家乡湖南衡阳,组成端风团,创办《端风》,在衡阳掀起了新文化运动。河南信阳的雷趿唐是利群书社成员,经过他穿针引线,恽代英到信阳柳林镇活动,将革命的火种播散到大别山。

  1920年夏,恽代英在廖焕星的陪同下,先后到长沙、衡阳、新城煤矿区等地活动,特别是在衡阳的一个半月里,给当地进步青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第二年初春,他再次到衡阳,在湖南省立第三师范授课,1921年3月29日的长沙《大公报》详细记载了这次活动。利群书社的另一个重要成员余家菊与陈启天于1920年8月到长沙,通过努力使湖南第一师范第二部在湖北招生,一年毕业。10月初,唐际盛、卢斌等8人到长沙,到第二部作旁听生,后转为正科生。此外,唐际盛、萧鸿举、李求实在黄陂,廖焕星在河南信阳,王尚德在陕西赤水从事教育,林育南、郑兴焕在北京求学。他们每到一处,都将他们的主张如种粒播撒在那里。

  共存社:利群书社历史性的跨越

  利群书社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受到了两方面的打击:一是资金来源几乎枯竭。利群书社营业额很低,无法支撑各项开支,又没有固定的经济接济,举步维艰。二是他们企图脱离社会整体改造,闭门建设乌托邦新村,在现实中不断碰壁。

  此时,中国共产党人有组织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批判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向利群书社的成员展示了改造中国的新天地,促进先进成员世界观发生根本的转变。他们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反省利群书社的实验,在社内展开了如何改造中国的讨论。

  利群书社最先觉悟的是刘仁静、林育南。他们两人先后到北京求学。刘仁静在北京大学直接受到李大钊的教育,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是恽代英的学生,此时,学生却影响了老师。他与老师“大谈”如何根本改造中国问题,是用“平和运动”,还是用“大破坏的激烈运动”?恽代英希望尽量避免流血斗争,而学生写了封信给老师,指出:“中国的问题是根本改造,进行社会革命,流血一途是无疑的,我们的任务,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Inslitions Customs,求出一个合适国情而又能达到共产主义的方针来。”

  林育南也给老师去信:“我们的理想是仿佛对的,但审查社会情形和我们的力量,恐怕终究是个‘理想’,终究是个‘梦’呵!”

  陈独秀对恽代英的《未来之梦》,批评道:“在社会的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决没有单独改造的余地。试问福利耶(今译傅立叶)以来的新村运动,像北京工读团即恽君的未来之梦等类,是否真是痴人说梦?”

  这些批评让恽代英深刻反省。在现实生活中,他的改造方案不断受挫,也促使他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识到只有社会的根本改造,才能实现经济生活的改造。这个觉悟首先是对教育救国的否定。他指出:教育改造是社会改造的一部分,旧教育只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为学生“造了个刮地皮、杀人的资格”的行业,只有彻底改造社会,才能改造教育。团体的思想,也发生飞跃。在少年中国学会里讨论学会前途时,他旗帜鲜明地主张学会成为“波歇维式(布尔什维克式)的团体”,就是团体分裂也在所不辞。

  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后,恽代英决定从根本上改造利群书社,他与林育南等商量,决定在林家大湾八斗湾浚新学校开会,成立共存社。他写信告诉湖南毛泽东。此时,毛泽东已经接到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闻讯十分高兴,派文化书社的经理易礼容去参加共存社成立大会。

  1921年7月16日至21日,恽代英等利群书社的成员在浚新学校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名单如下:吴景钟、唐际盛、李求实、卢斌(陆沉)、林育南、汉儒、浚孙、郑遵芳、郑兴焕、龚士希、易礼容、克友、镇山、恽代英、李书渠(李伯刚)、冼百言(冼震)、行健、沈光耀、林洛甫、刘光起、刘茂祥、卢春山、廖焕星。

  7月16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就明确了共存社的宗旨: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目的。它“组织严密,俨然一国家”。

  这些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文字,在中国政党史上却是石破天惊!它意味着第一个公开宣布以“波社”为榜样的无产阶级政团在湖北、在中国诞生。这个伟大事件记载在《我们的》第7期(1921年8月10日)上,彪炳史册!

  来源:《党史天地(202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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