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

　　张秋实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说，她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与武汉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但她的创建也得益于共产国际、俄共（布）“东方战略”的实施。她与莫斯科派到中国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维经斯基提到的“革命局”有密切关系，其早期活动内容与俄罗斯解密档案中提到的“革命局”活动内容高度一致。因此，共产国际与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具有高度的关联性。

　　一、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得益于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之实施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那么，共产国际的创立及其“东方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则为中国共产党包括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提供了有力的外部支持条件。

　　共产国际是列宁领导世界各国共产党在“第二国际”破产以后创立的，又名“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创立把国际共产主义运纪念中共早期组织创立1 0 0周年纪念中共早期组织创立1 0 0周年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布尔什维克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这不仅为俄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而且也为列宁领导创建共产国际提供了历史条件。一方面，十月革命使马克思主义终于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终于在苏俄创建了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这个红色基地；另一方面，在列宁看来，由于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等诸多因素，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不可能与帝国主义和睦相处，冲突在所难免。因此，“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这成为当时布尔什维克党领袖们的共识，而国际革命需要有“国际联合组织”的指导。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所设计的革命程序，就是要各国共产党在“国际联合组织”的领导下，建立一个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在这一思路指导下，共产国际诞生了。

　　1919年3月2日至6日，代表着欧、亚、北美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组织的52名代表，聚集于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召开共产国际成立大会。52名代表中，只有19个政党和组织有表决权，中国、朝鲜、波斯等东方国家只是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大会。大会决定成立执行委员会和由它选出5人组成的执行局（1921年8月改称“主席团”）作为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与执行局设于莫斯科。大会通过的章程规定，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是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政党只是它的支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导共产国际的全部工作”，各国支部对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必须服从和执行。

　　1920年，苏俄的战争状态基本结束了，新生的革命政权得到巩固，俄共（布）也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面对形势的变化和管理大国以及处理国际关系的艰巨任务，俄共(布)的外交政策发生了转变。其“革命外交”转变为谋求与各国政府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同时，欧洲革命形势的逐步低落使得布尔什维克党在欧洲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希望破灭，俄共（布）也将注意力从西方转到东方，开始积极在东方各国寻找伙伴和盟友。

　　在这种背景下，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共有217名，分别来自41个国家的67个组织。东方各国，如中国、印度、朝鲜、伊朗、土耳其等国的代表也出席了大会。共产国际“二大”讨论了很多问题，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大会专门成立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并通过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该决议勾画出了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东方国家政策的总体轮廓：一是努力在东方国家组建共产党，传播共产国际政策、马克思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二是提出共产党支持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首先是民族革命运动的任务，这主要是鉴于共产主义思想很长时间内在东方国家的影响有限，民族解放革命在目前阶段按其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决议由此形成了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其主要内容就是号召、组织和领导东方革命，而中国又是“东方战略”的首选。

　　共产国际成立不久，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就开始考虑派人到中国开展革命工作。1919年9月，在莫斯科的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派到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担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在东亚民族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1920年2月，他前往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担负起具体指导俄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等国革命者建立联系和开展革命宣传的工作。随后，根据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的建议，海参崴分局下设一个“外国处”，主要负责人为东方学院毕业、懂中文的阿布拉姆松，其工作人员有我们所熟知的维经斯基，以及马马也夫、季托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等。4月,维经斯基被派到中国开展工作。与维经斯基同行的还有其助手季托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及其夫人库兹涅佐娃、翻译杨明斋（俄籍华人，俄共党员，到中国后转为中共党员）等。维经斯基到北京后化名吴廷康，和他的团队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组党活动。他们通过远东共和国的优林使团结识了柏烈伟（又译鲍立维，俄籍汉学家），然后通过柏烈伟结识李大钊，通过李大钊结识陈独秀和以“南陈北李”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进步人士。他们举行座谈会，维经斯基团队报告苏俄十月革命及其后的实际情况和内外政策，向他们介绍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交换有关中国革命状况的看法，并与陈独秀、李大钊交流组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维经斯基团队的访问、座谈、宣传，无疑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形成及其外围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立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在维经斯基到中国推动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也开始谋划创立中国共产党。早在1920年2月4日至7日，陈独秀应文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校长孟良佐（美籍）的邀请，出席该校毕业典礼，并进行学术讲座。在武汉期间，陈独秀不仅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还结识了文华大学的校工郑凯卿。陈独秀要郑凯卿调查武汉工人状况。郑凯卿按照陈独秀提出的调查方法和内容，组织文华大学的学生，对武昌的织布局、纺纱局、铜币局、银币局、麻布局的工人状况展开调查，并写出《武昌五局工人状况》的调查报告寄给陈独秀。该报告后来于1920年9月发表于《新青年》第8卷第1号。陈独秀武汉之行的演讲令湖北官厅“大为惊骇”，他被要求停止讲演，“速去武汉”。2月7日晚，陈独秀由汉口大智门火车站乘车离汉返京。接着，他为了躲避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在李大钊的护送下秘密潜往上海。陈、李二人在南下途中，一起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李大钊返京后，积极开展活动，准备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于3月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在上海也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讨论社会主义和改造中国的问题。因此，维经斯基等人的到来，与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趋势形成了无缝对接。

　　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东京和巴黎等地分别组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些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共产国际与俄共（布）对“东方战略”的实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其中包括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诞生的有力外部条件。

　　二、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与维经斯基提到的“革命局”密切相关

　　1920年7月4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带着几名助手，从海参崴来到北京。5日至7日，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在华工作的俄国共产党员第一次代表会议”，就他们在中国工作的成果、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出版报道工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7月19日，维经斯基、陈独秀等在上海举行了“最积极的中国同志的会议”，实际就是中共上海早期党组织正式诞生前的一次筹备会议。8月，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的《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全国其他地方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相继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拥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良好革命基础的武汉，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积极联络、推动建党的重要地区之一。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在筹备过程中，李汉俊就写信给董必武，约请他与张国恩会商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董必武接到信后，立即与志同道合的好友陈潭秋、张国恩商量，并得到他们的热烈赞同。然后，董必武复函李汉俊，表示愿意承担武汉地区的建党任务。李汉俊接到董必武的回信后，迅速从上海赶到武汉，与董、陈等人面商此事。与此同时，早年曾留学日本、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湖北鄂城人刘伯垂，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加入共产党，然后按照陈独秀的要求，回到武汉发展共产党组织。刘伯垂和李汉俊首先共同介绍董必武入党，随即联络张国恩、陈潭秋以及既是张国恩的学生又是陈潭秋的同乡的包惠僧。1920年2月上旬，陈独秀来武昌文华大学演讲时，包惠僧曾以《汉口新闻报》记者身份采访过他。陈独秀托刘伯垂转给包惠僧一封亲笔信，要他参与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筹建工作。包惠僧见到信后，表示愿意，并根据陈独秀的意见，立即与文华大学校工郑凯卿联络。刘伯垂秘密联络上这些人之后，便与他们商讨建党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之后，又联络上了思想进步的赵子健。1920年秋，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七人，集聚在武昌抚院街97号，由刘伯垂主持召开会议。他首先在会上传阅了从上海带来的由陈独秀与维经斯基共同商议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有关决议和草案。接着，他介绍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经过和组织活动情况，继而宣布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是合乎中国社会革命发展方向的历史必然结果，其中也有共产国际、俄共（布）使者秘密工作的身影。充满革命热情的维经斯基，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运动之间最初的桥梁。维经斯基在中国进行访问、座谈、传播活动后，于1920年6月在上海给派遣他到中国工作的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写信说：“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虽然他们在汉口、广州、南京等地尚未设代表处，但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可以通过一些朋友——即当地的革命者立即得到反映。在这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在汉口，我们有可能吸收一位编外副教授参加我们的工作。此人在中国生活好几年，通晓中文（毕业于东方学院），是柏烈伟教授推荐的。目前，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益群书店’可以作为一个核心，把这些革命团体团结在它的周围。”

　　维经斯基的这封信中透露了很多关于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形成过程中的信息。首先，这段史料说明共产国际、俄共（布）对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比较关注。其次，说明维经斯基到中国后，派遣了俄共（布）的专门使者到武汉，帮助指导武汉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展建党工作。第三，维经斯基信中的“益群书店”被称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革命团体”。“益群书店”，根据当时武汉的实际情况，应该是指恽代英、林育南、李书渠等创办的利群书社。恽代英虽然不是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人，但他于1920年2月领导成立的利群书社却是武汉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利群书社专门代售外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潮的报刊。

　　为了加强对中国革命力量的领导，维经斯基等人不仅在上海建立了“革命局”，而且还在中国主要大城市，如北京、天津、广州、汉口等地筹划和建立革命局。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上海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写信说：“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3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在中国各工业城市建立与上海革命局相类似的局，然后借助于局代表会议把工作集中起来。目前，还只建了一个北京局，该局在按照我的指示与米诺尔同志（即斯托扬诺维奇的化名，他是1920—1927年间远东通讯社和俄罗斯通讯社驻广州记者——引者注）和柏烈伟教授合作。现在我把米诺尔同志从天津派往广州，他要在那里组建一个革命局，下面暂设两个部，即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在这封信中，维经斯基还说道：“在成立广州局的同时，我们在汉口也成立一个局。”实际上，维经斯基写此信时，“广州局”和“汉口局”还没有成立，但这是他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和必定会完成的任务。另外，维经斯基此前离开北京南下上海的途中，曾带着团队到过济南，与王尽美、邓恩铭会谈，商讨建党问题。由此可见，维经斯基到中国后，在柏烈伟、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大力帮助下，几个月间就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以及主要工业城市上海、济南、广州、汉口等地建立起了类似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革命局”，而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与维经斯基信中提到的“汉口革命局”有很大关联性。

　　三、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与“革命局”的活动内容高度一致

　　维经斯基等人在中国各主要工业城市组织起“革命局”后，主要工作是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面向工人、士兵和学生等群体开展工作，这与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展的革命活动内容高度一致。

　　维经斯基1920年8月17日在给上级的报告中说，上海革命局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出版部在上海有自己的印刷厂，主要出版印刷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籍，如《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等。报道部在上海创办了华俄通讯社，北京设分社，该社为31家报纸提供消息。组织部在学生中间开展工作，把各种革命学生团体组织起来，建立一个总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青年团”）。要求青年团派代表参加革命局，引导他们到工人和士兵中间去做有效的革命工作。为了培养中国革命领导人才，组织部还在上海创办“外国语学社”，召集进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学习俄语，然后选送到苏俄，进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等人就是较早经“外国语学社”送到东方大学学习的。

　　1920年9月，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以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的身份，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在东亚各国人民当中工作情况的简要报告》。该报告谈到东亚书记处中国科的工作主要是建党、宣传、出版、工会等方面：“1.通过在学生组织中以及在中国沿海工业地区的工人组织中成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2.在中国军队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3.对中国工会建设施加影响。4.在中国组织出版工作”“中国科的工作进行得较顺利。依靠工人和学生组织，该科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为共产主义组织打下了基础”。从上述文献资料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中国科这四个方面的工作与维经斯基提到的中国“革命局”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向是一致的。其实，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内容也与上述维经斯基提到的“革命局”和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中国科的工作内容高度一致。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主要开展了下列工作：

　　其一，重视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教育，建立党的机关刊物。武汉建党伊始，就成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为早期党员和先进知识分子提供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公开平台和组织形式。1920年冬，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借李汉俊从上海回潜江老家路过武汉之机，请他为党员们讲《唯物史观》课，介绍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表现，以提高党员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辨别能力。1921年春，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期刊《武汉星期评论》逐步改造为机关刊物，并吸收该刊的创办人黄负生、刘子通加入党的组织。

　　其二，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为了推动自身组织建设和发展，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根据党纲草案的要求，采取个别发展的方式，将思想进步的失业工人赵子俊发展为共产党员。当时，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还积极加强同武汉进步社团利群书社的联系，吸纳其中的进步青年加入党的组织。此外，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很注重纪律建设，对于违犯党的纪律、不符合标准的党员坚决处理。如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没有多久，张国恩不遵守党的纪律，党组织坚决将其除名，从而维护了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其三，重视学生工作，建立青年团组织，开展青年运动。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十分重视青年工作。董必武、陈潭秋以武汉中学为基地，成立半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之后，又以武汉中学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为中心，积极在武昌高师、高师附小、省立女师等学校进行教育宣传活动，发展了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董必武在成立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号召青年团员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同现存的旧社会的各种不合理现象进行斗争”“从细微小事做起”“着手改造社会”。随后，湖北武汉地区的青年运动迅速发展。

　　来源：《党史天地（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