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时期湖北党组织经费来源初探

　　赵晓琳

　　中国共产党是由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所创建的。在党的创建时期，从上海发起组织到各地方组织都没有经济来源，筹措活动经费十分困难。湖北党组织在建立过程中，白手起家，经历了经费完全靠自筹的困难时期。党的一大之后，有了来自党中央的拨款，但数量有限。许多早期党员靠自己的公开职业解决生计问题，并无偿为党的活动提供经济支持，为党的创立和早期活动打下了经济基础。

　　湖北武汉地区参与筹建党组织和一大前后入党的是一批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青年。他们忧国忧民，一心挽救中国。虽然其中有人是律师，有人是教师，有人以给报刊写稿为生等，都有正规职业、正式工作，但大多数人收入微薄，生活十分清苦和节俭。可是，为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命运，他们不惜抛弃个人的一切，倾尽全力投身革命事业，经历了无数的艰辛。早在五四运动中，为了探寻新的革命道路，董必武曾到上海主持湖北善后公会，租住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的一处房子里。1919年夏，他与张国恩、詹大悲等人经济上缺乏接济，“为了购买新书和维持生活，不得不将蚊帐甚至身上穿的衣服拿去典当。有时只剩一条裤子和一件汗衫。裤子每晚洗了次日再穿，长衫两人共一件，谁外出谁穿”。但他们绝不把这类生活上的事放在心上，每天与李汉俊等聚会，交谈读书心得，议论天下大事。1920年8月，湖北早期党组织在武昌抚院街97号董必武、张国恩合办的律师事务所宣告成立。之后，在多公祠5号以刘芬律师事务所的名义设立党的秘密机关。次年农历2月，为数不多的几位党员各自回家过春节，身为党的书记的包惠僧只身一人在武昌，“几乎无钱举火”，生活十分窘迫。湖北党组织负责人之一的陈潭秋在武昌高等师范毕业后，曾经失业半年，经常以典当借贷维持生活，但“处之泰然，不以为苦”。1921年夏，湖北早期党组织接到上海发起组通知，派董必武、陈潭秋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他们二人的路费各100元是上海发起组织所寄来的。可见当时湖北党组织经费之紧张。

　　据田子渝教授考证，湖北先进知识分子得到的第一笔经费援助来自孙中山先生。田教授曾经撰文写道：为了救湖北、救中国，董必武决定回湖北办报纸，宣传革命思想，可他“一钱不名”。于是，詹大悲给孙中山写信，请求给予帮助。孙中山先生接到信后，给董必武100元作川资。董必武回汉后，从孙中山给的100元中拿出40元，印刷了办报的股票、章程和宣言。后来，因资金没有着落，报纸流产。孙中山提供的100元成为湖北早期党组织创建活动中的第一笔援助经费。

　　现实中，湖北先进知识分子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筹备建立党组织的过程中，经费来源主要靠自筹，是众人拾柴燃起了革命的火焰。

　　创办学校

　　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为寻求救中国的正确道路，在李汉俊的影响下，开始接受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他“确认革命要有真正的群众基础。为此目的，我要着手从事报纸和学校工作”，通过宣传革命道理，唤起民众，挽救危亡。他与李汉俊、张国恩等人商量，首先要在学生和工农民众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确定“目前能够做的是办报纸和办学校两件事”。他们使用孙中山资助的经费筹办报纸，但这些经费远远不够所需，此计划遂成泡影。接着，董必武和张国恩等在汉联合七名教师重点开始倡办武汉中学，“可是根本无钱”。董必武等多方奔走，四处求援，才先后解决了校址、校舍、教员等问题。他们“利用属于政府教育局旧址的两间房”作为校舍、教室。然而，经费仍十分紧缺。董必武手中无积蓄，只得将身上穿的一件皮袍子拿去当铺换了钱，又写信向在山西当排长的表弟张醉华借了一笔钱，共捐赠20元（当时1元为1200文），筹够了开办费。当时，武汉中学聘请了陈潭秋、陈荫林、钱介磐、恽代英、刘子通、黄负生等进步教师任教。这批教师同时任教于其他学校，他们在武汉中学的报酬很低，董必武本人不仅没有薪水，还要筹款支持学校所需，为此，他还在一所女子中学任课。尽管如此，武汉中学既为一批进步教师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也有利于他们聚在一起发动学生青年，同时，少量的收入也为建党活动提供了经费补助。武汉中学的这批进步教师后来都成为湖北早期共产党员，他们利用学校、课堂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0年2月，武汉中学在武昌涵三宫正式开学。初期只有120名学生。董必武等采用白话文和文言文两种方式授课，深受学生喜欢，因此学校规模不断扩大，每年增设一个新班。该校日渐在武汉教育界产生较大影响力。武汉中学的创办，为从事革命活动聚集了骨干，培养了人才，提供了场地，成为湖北先进知识分子救中国的活动中心，客观上为党组织的创建提供了经济资助。

　　开办书社，经销书刊

　　五四运动以后，武汉地区出现许多进步社团。这些社团办有书社，经销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具有新思想内容的报刊，其中尤以利群书社最为突出。利群书社是恽代英等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先进知识分子联系几个进步社团创办的。该书社经销《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代售《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少年中国》《晨报》等大量进步书报，深受青年欢迎。利群书社因此成为武汉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此外，中华大学书报经理部、进化书社、时中书社等进步社团书社都经销各种进步书刊。这些报刊书籍的销售，既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新思想，也为武汉先进知识分子从事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活动提供了经费。当时，恽代英等领导的武汉学生联合会创办有《学生周刊》。在五四运动中，该刊“行销畅旺”，学联会员在汉口游行时“沿途售卖，民众争相购取”。党的创建时期，武汉地区的先进知识分子、进步社团创办的刊物还有很多，如黄负生等创办的《武汉星期评论》（后成为湖北党组织的机关报）、施洋和湘浦创办的《真报》、李求实等创办的《日日新报》、张心余等创办的《湖广新闻》等。这些报刊的创办，唤醒和鼓动了民众，武汉的工人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工人运动蓬勃高涨，盛极一时。

　　这些书社和报刊收入为党的创建和各种宣传活动提供了经费。但这些经费非常有限，其中有一些报刊，后来因为自身经费不足，无以为继，不得不停刊。

　　个人捐赠

　　建党时期，各地早期党组织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是早期党员的个人捐赠、无私奉献，湖北也不例外。如前所述，董必武为维持武汉中学的正常运转，不得不在女子师范学校任教，陈潭秋同样兼职数所学校，他们将所得收入用于党的活动。在个人捐赠方面，恽代英的贡献非常突出。为了创办利群书社，恽代英、林育南、李书渠等人各方奔走，积极筹措。“他（恽代英）鼓舞家庭富裕的同志，向家里索钱，再集合他们的学膳费，亦自可观。”恽代英带头，动员伯父捐资20元（1元等于1200文），加上销售书报得来的30万串钱，租下武昌胡林翼路18号作为利群书社社址。为了办好利群书社和利群织布厂，恽代英在百忙之中，翻译出版了考茨基的著作《阶级争斗》，所得稿费400元全部用作书社、工厂的资金。恽代英勤于写作，经常撰文投稿，在《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所得稿费用于发动青年开展爱国主义宣传。1920年11月至1923年夏，为了传播革命思想，恽代英先后到安徽宣城、四川成都等地以教书为职业从事革命活动。1922年春，恽代英应邀到四川泸县川南师范学校任教。他全身心地投入讲课、办报，积极参与学校管理，每月工资和稿费在200元以上，这在当时是一笔很高的收入。恽代英规定每月自己只用4元钱，节衣缩食，生活十分节俭，除给家里寄一定生活费外，绝大部分都用于资助穷苦学生读书，捐献给革命活动。他从四川寄钱到武昌黄土坡27号党的机关，支持黄负生的工作和生活。1921年9月，党组织派张浩去黄石港石灰窑开展工人运动，恽代英预支自己的薪水为张凑足路费，使之成行。

　　湖北早期党组织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学术团体按照其章程，收取会费，每人每月小洋1角。武汉学生会也向会员收取会费，尽管数量很少，但这是当时党团经费来源之一。

　　湖北早期党组织在创建过程中，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都不是职业革命者。他们通过直接捐赠、办报办刊、销售书报、撰文写稿、教书育人等方式，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思想提供了经济支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的捐赠没有留下记载，无法用金钱衡量。

　　党中央拨款和共产国际支持

　　据包惠僧回忆，1920年夏，刘伯垂从上海回汉时，带有经费。因此，湖北早期党组织成立后，租用了多公祠5号作为党的机关。这笔经费应该是共产国际给上海党的发起组织支持经费中的一部分。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不固定，上海党的发起组织给各地的经费也是零星的。包惠僧回忆道，1921年1月间，因维经斯基回国，中央的经费来源断绝，湖北党组织十分困难，他本人只好去上海，武汉的工作停顿了一个时期。

　　共产国际和苏俄为帮助中国建党在经济上给予了大力支持。维经斯基和马林等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都带来了一定数额的经费，给了上海党的发起组织。上海发起组织分配给各地早期组织，湖北党组织的租房经费和董必武、陈潭秋赴上海出席一大的路费就是这些经费中的一部分。起初，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是反对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的。马林提出共产国际给予中共经济援助时，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先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遭到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的拒绝。陈独秀认为“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要有独立的作法，我们有多大能力干多大的事，绝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李汉俊则认为“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什么可报告的”。但是，党成立后发生的一件事让陈独秀改变了态度。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等人在上海被捕入狱。他原估计自己要坐七八年牢，可几天后被释放，罚款100元了事。事后得知，马林为了营救他们，花5000元重金聘请法国律师巴和，费力很多才顺利结案。此事让陈独秀不再拒绝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

　　当时，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接受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经济援助，全党使用。

　　党的一大后，湖北党组织按规定收取党费，但党员少，党费收入微乎其微。武汉团组织也代销团中央寄来的《中国青年》等报刊，以获取部分资金。随着各项活动的开展，要办刊物，要办工人夜校、补习学校，仅靠个人捐款和早期党员有限的收入，远远不够。早期党员们既要开展活动，还要正常工作，常为“生活所累”。党的活动迫切需要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共产国际的援助对初创的中共党组织无疑起到重要的帮助作用。1921年10月，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同时成立，公开领导工人运动。党的机关——武昌黄土坡27号也是武汉分部的机关，党的书记包惠僧兼任武汉分部主任。从此时起，武汉党组织开始有了党中央相对固定的拨款，每月经费30元至40元。一大后，党的工作重点是领导工人运动，武汉党组织利用党中央的拨款，成立各行各业工会，在武昌徐家棚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和工人子弟学校，在汉口建立“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参加和领导人力车夫工会及其罢工，组织烟草工人工会及其罢工。各行业工会成立后，向会员收取会费，这一举措既起到团结工人的作用，也对工会活动经费有所补充。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展，湖北党组织在工人中发展积极分子入党，使之成为从事工运的专职人员。如纱厂工人项德隆，当时表现积极，被吸收入党。包惠僧、李书渠等多次与其交谈后，安排他到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同时担任“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的文书，每月生活费15元”。这笔费用来自党中央下拨给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经费。

　　当时，湖北党组织大多数人还不是职业革命者，还从事着本职工作。如，一大以后，包惠僧回武汉担任党的书记和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以及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陈独秀对他说：“今后党不开支经费，只劳动组合书记部接受赤色国际的经济援助，拟定生活费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开支，你今后不要教书或当记者，做一个职业革命者好了。”可是，直到1922年3月，包惠僧仍然受聘于《汉口时报》任编辑，究其原因应该是要开展的工作很多，上海党中央拨来的经费十分有限，他本人还需要那份报酬满足生活之需。其他早期党员也都是一边工作，一边从事革命斗争。

　　据文献记载，1922年以后，湖北党、团组织每月向党、团中央汇报经费使用情况，报告下月经费预算，党中央按预算拨款。这些汇报非常具体和详细地列出支出项目，比如，下到县里巡视费，赴上海和广州参会费，租房费，购置床、桌、锅等家具费、伙食费、“家用费”、增人费用，等等。有时党团工作需要等着中央经费到来才能开展。有时没有及时收到拨款，党团组织会数次写信催促“赶快寄来”；有时遇到特殊情况“极困难”，要求追加经费。随着党的不断成长壮大，各项所需越来越多，党中央的拨款也逐步有所增加，但幅度不大。

　　湖北党组织从建立之初的白手起家、个人捐赠，到后来有了党中央的经费拨款，都是严格执行财经纪律、节俭办事。早期党组织，由张国恩管经费。一大之后，党的机关设在武昌黄土坡27号，陈荫林负责经费管理。尽管党的经费不多，但管理规范严格，没有发生贪污腐败行为。

　　以董必武、恽代英为代表的湖北早期党员为党组织的建立，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命运，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筚路蓝缕、辛勤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功绩将永载史册。

　　来源：《党史天地（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