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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十五军西征汉中后的两次重要抉择

发布日期: 2021-12-24 来源:

郭松林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原本承担坚持根据地斗争任务的红二十五军面对敌人的疯狂清剿,审时度势,形成了离开鄂豫皖、西征鄂豫陕的战略决策。成为各路红军长征中最早到达陕甘根据地的重要武装力量,最终发挥了革命落脚点的先导作用。红二十五军在汉中境内活动时有过两次重要抉择:一是进不进入川陕苏区,二是坚持鄂豫陕边还是落脚陕甘根据地。这两次重要抉择的正确选择,印证了中共鄂豫陕省委的远见卓识,决定了红二十五军长征路线和方向的基本格局,完全符合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符合党中央及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本文试对红二十五军为何西征到汉中,却没有选择进入川陕苏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最终选择西征北上,进入陕甘根据地进行粗浅分析。

  红二十五军西征进入陕南,建立了鄂豫陕边根据地

  1934年2月12日,中央根据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长成仿吾的报告,指出了原来鄂豫皖省委及红二十五军“死守”倾向的错误,主张寻求新改变。一方面,分析了鄂豫皖苏区所面临的紧张形势及省委的领导和红二十五军的情况,认为若再固执“死守”方针,则会牺牲干部、失去活力,导致革命事业被葬送。另一方面,特别提出了新的战略思路,红二十五军的主要任务在于保全现有力量去创造新的根据地、创造新的主力红军,并强调“这是在目前形势下唯一正确的路线”。同时,中央选派黄埔毕业生、曾任红二十二师师长和粤赣军区代参谋长的程子华,从中央苏区前往鄂豫皖,带来了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4月指示,主要精神是“鄂豫皖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程子华“还讲了朱总司令的意见,说红二十五军可去陕西,与川陕苏区连接起来”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指示,讨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问题。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突围转移。随之,红二十五军突破蒋军的无数条封锁线,越过平汉铁路,在鄂西、皖西地区辗转战斗,由于这里敌社情和地形对我不利,不宜建立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决定向西发展,建立鄂豫陕边根据地。在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后,红二十五军于12月8日顺利进入陕南。在鄂豫陕边,红二十五军又浴血奋战了8个月,击溃陕军数个旅,重创中央军、东北军,在汉中建立了华阳、宁佛游击根据地,不仅扩大了主力部队,还建立地方武装近千人。

  1935年2 月中旬,红二十五军从截获的敌人密件中知道红四方面军发动了陕南战役,并已攻占宁羌(宁强)、沔县(勉县),还在继续向东进攻。2月19 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郧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主动西进配合行动。会后, 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迅即向汉中进发,接连攻占宁陕、佛坪县城,于3月8日抵洋县华阳镇。12 日,徐海东率手枪团先行进抵城固县小河口,始知红四方面军已撤离汉中回到川北。由于敌伍诚仁的四十九师防堵甚严,遂率部折回华阳,与洋县党组织取得联系,建立了根据地,拟作为今后联系红四方面军的桥梁。并派人送去以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吴焕先名义起草的《给红四方面军并转川陕省委的信》,介绍了红二十五军配合陕南战役的西进作战行动,提出了尽快取得联系的7点意见。

  红四方面军在达到声东击西的目的、结束陕南战役后不久,即发动了策应中央红军的嘉陵江战役,离开川陕苏区向川西进军。两个战役相隔约一个多月时间,如果红二十五军沿红四方面军入川路线进入川陕苏区,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孤军奋进的红二十五军却没有入川,放弃了与老部队的会合,给历史留下疑问。

  红二十五军虽积极策应陕南战役,但没有进入川陕苏区的打算。其实,在是否进入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红二十五军高层是有不同声音的,也有过多次会上和会下的争论。有少数领导认为陕南回旋余地小,红军兵力单薄,加之陕军穷追不舍,主张进入川陕苏区,与老部队红四方面军会合。但徐宝珊、吴焕先、徐海东、戴季英等红二十五军的创始人,却持反对意见。他们在鄂豫皖苏区时,曾经历了张国焘严酷的肃反斗争,对白雀园杀害大批红军干部心有余悸,对张国焘家长制作风非常反感。尤其是在鄂豫皖苏区反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主力不辞而别,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的红军将领多有意见。也隐约得知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舒玉章等一批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已惨遭张国焘杀害,怕重蹈覆辙,所以内心是不愿意去四川接受张国焘领导的。

  时任红二十五军参谋长的戴季英 , 日后谈及“反对入川”时回忆说:“红二十五军西去汉中地区, 并不是为了进入四川 , 会合红四方面军 , 而是为了打通关系,与红四方面军建立联系。”“省委在华阳开过一次会议,徐宝珊、吴焕先、徐海东和我,都反对入川的主张。我们说不过去,他们说冒险也要过去。意见还是很尖锐的。因为徐宝珊(时任鄂豫陕省委书记)反对入川,就没有去成。

  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徐海东回顾了当时鄂豫陕省委内部关于“入川和反入川”的争论。也明确说:“有的同志不同意单独在鄂豫陕创造根据地,他们说红二十五军只3000人,力量小,即便是创建起来了也不易坚持。省委反驳他们说,中央的指示是单独创造根据地,并没叫我们入川。陕南的敌情、地形、群众条件都适合创造根据地。在陕南树红旗可牵制杨虎城,东面对鄂豫皖老区,西南对川陕苏区,北面与陕甘刘志丹配合作用大,入川的作用小。”“我军在华阳时,对创建根据地的问题存在着不同意见,故决定把地区试探大些,再做最后决定,听说城固、洋县地形好,好比鄂豫皖的霍丘,是个出粮食的地方。故去那里看看情形,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而不是为了入川”。

  当红二十五军从城固小河口折回华阳,鄂豫陕省委内部,双方交锋再次激烈展开。在洋县华阳根据地召开的鄂豫陕省委会议上,入川主张者被大多数与会者批评为“动摇军心”的“错误”,后来由于陕军警备二旅迫近,军情告急,省委华阳会议暂时中止,全力对付尾随的陕军张飞生警备二旅。在石塔河设伏歼灭警备二旅的5个营,大获全胜。鄂豫陕省委于4月中旬在蓝田县葛牌镇继续开会,会议统一了坚持鄂豫陕斗争的思想认识。

  1935年7月17日,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吴焕先在户县南乡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有少数上级同志因此动摇,主张入川找红四方面军,以为红二十五军单独创造新苏区是困难的,省委是坚持不动摇的领导了全体同志打击了这些动摇倾向,确定在鄂豫陕边区创造新的区域与新的革命根据地。”

  《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战史》( 以下简称《战史》)中也反映了鄂豫陕省委关于“入川与反入川”的分歧和争论:“在红二十五军向汉中方向行动中,原来主张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的少数同志,又提出了入川问题。省委于华阳举行会议,再次批判了这一错误观点,仍坚持在鄂豫陕边区创新区的任务不动摇,按照省委庾家河之决定不变”。《战史》所指的“省委庾家河会议”,是中共鄂豫皖省委于1934年12月9日,在丹凤县庾家河镇召开的第18次常委会,会议讨论了《中共鄂豫皖省委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这次会议作出了两个重要决定,改中共鄂豫皖省委为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1935年4月中旬,中共鄂豫陕省委在蓝田县葛牌镇,继续召开在洋县华阳因军情紧迫被中断的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对主张入川的少数同志进行了批评教育和组织处理,进一步在全体同志中坚定了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决心。”《战史》说的“原来”, 是指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后的庾家河会议 , 这次会议围绕立足点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 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一种意见 , 陕南山大人口稀又缺粮,不能搞根据地 , 说红军发展了也不易巩固,主张会合红四方面军。另一种意见认为,陕南条件不错,在陕南建立了根据地,可以牵制东北军、西北军的部队,对东、南、西、北各地区的斗争,都可以起配合作用”。

  红二十五军没有进入川陕苏区,却为中国革命立下大功

  从今天的角度看,红二十五军当时没有进入川陕苏区,没有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实属中国革命之大幸,红军之大幸。首先使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时,少了一份要挟中央和分裂红军的资本。其次,如果红二十五军当时入川,极有可能受到肃反和审查,会伤及我们一些干部,这是有教训的。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后,即遭张国焘以肃反名义进行的大清洗,军政治部主任刘杞、九十八师师长冉南轩、九十九师师长蒋群麟等一大批营以上干部被杀害。再是,若红二十五军编入红四方面军序列后,在张国焘错误路线的领导下,也会在以后的南下作战和西征中蒙受巨大损失。更重要的是,红二十五军作为一支偏师,在与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转战鄂、豫、陕、甘、宁五省,飘忽不定,机动灵活,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行程近一万里,牵制了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部队大量兵力,给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减轻了军事压力。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兵出秦岭实行佯攻,威逼西安南郊的韦曲、杜曲,给国民党造成极大恐慌。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鄂豫陕省委,从一邮电所拿的《大公报》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的动向。7月15日,原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经西安辗转到达红二十五军军部驻地,带来了中央数月前发出的几份文件,也带来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向北行动的消息。鄂豫陕省委遂于15日晚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当前形势,研究我军的行动方向。会议指出:“目前首先要执行新的任务,采取新的策略,在一切行动中极力去与陕北红军集成一个力量”,以“配合主力红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徐海东提议,应积极牵制敌人,保证中央和一、四方面军顺利北上,并表示,即使我们这三、四千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1935年7月25日至30日,红二十五军在留坝县江口镇作战时休整,对部队进行整编,将第四路游击师、华阳游击队和归队的伤病员以及新入伍战士编入部队,重新配备了团营连干部。进行了西征北上的思想动员和物资准备后,以江口为战略集结出发地,首次提出了“迎接党中央,迎接主力红军”的战斗口号,并果断挥师西进,翻过柴关岭,攻占双石铺,顺利进入甘肃境内;继而占领两当县城,袭击天水重镇,切断兰宝公路;牵制胡宗南部的西进计划,打乱了敌人围堵红军的部署,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并根据鄂豫陕省委和西北工作委员会联合决定,组建了红十五军团。在后来的劳山战役中,歼敌东北军第一一零师近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全部。又南下鄜县(富县)攻克榆林桥,歼守敌第一零七师4个营。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迎接中央主力红军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东北军在陕北清剿红军连连失利,也使张学良的思想受到极大震动,促使其认识到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没有前途的,促进了西北抗日统一战线的率先形成,为以后西安事变埋下伏笔。

  红二十五军独立自主地决定西进北上,印证了鄂豫陕省委的远见卓识。这一战略决策完全符合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符合党中央及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展示了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既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又高瞻远瞩、胸怀全局的伟大气魄。毛泽东对红二十五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给予高度评价,称赞红二十五军当了“中央红军之先导,为中国革命立下大功。”

   来源:陕西党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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