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最大规模的工农起义为什么在红安爆发

赵 斌 阮景润 袁 燕

　　大别山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工农武装大起义——黄麻起义为什么在黄安（今红安）爆发并取得成功？历史的选择不是偶然的，这与黄安的地域文化、党的建设及群众基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独特的地域文化

　　黄安在历史上多次受到外部文化的影响，较典型的有三次。第一次在宋代，程朱理学创立者、思想家、教育家程颐曾在今红安境内讲学，这是当地较早的一次思想大启蒙。第二次在明代，泰州学派代表人物、思想家、文学家李贽寓居黄安和麻城著书讲学，大量招收女学生，造就了封建时代女子受教育的典型。第三次横跨明清时期，“江西填湖广”形成了移民文化，这是始于元末明初的一次大规模移民活动， 大量江西人迁居到鄂东地区。黄安县各大姓氏为相互攀比竞争，都设有自己的学田，以此资助家族中聪颖的贫寒子弟考取功名、光耀门庭，开国上将郭天民就是在宗族的资助下考入黄埔军校并走上革命道路的。此外，带有移民文化烙印的宗亲关系，在马列思想的传播和黄安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中，也起到过促进和保护作用。

　　程朱理学与泰州学派在黄安这块土地上产生了激烈的交锋，加上移民文化的浸润，共同塑造了既善于学习又勇于实践的黄安地域文化，培养出董必武、郑位三、郭天民、曹学楷、戴克敏、戴季伦、戴季英、陈定侯等一大批黄安革命先驱。

　　二、强有力的党组织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革命形势跌入低谷，反革命的力量大大超过党在黄安县所领导的革命力量，黄安地区党组织面对这种险恶的环境，如何继续革命？黄安地区党组织从以下三个方面，以坚强的领导扭转了这一不利局面。

　　1.勇于担当，始终与群众一条心。“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武汉政府派遣军政人员“清党”“改组”，宣布解散县区乡各级农民协会，强令收编工农武装，在“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下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疯狂镇压革命运动。黄安县因革命思想传播较早、革命根基深厚并已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党组织框架而首当其冲，有多达92名共产党员被悬赏通缉，董必武，戴克敏、曹学楷、郑位三都位列其中。

　　在生死考验面前，绝大多数经过斗争锻炼并与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共产党员没有逃避。县委常委郑位三等重组了中共黄安县委，由郑位三任代理书记，吴焕先为组织委员，王秀松兼任少共黄安县委书记，吴先筹为县委候补委员。新县委以七里坪为活动中心，提出“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的口号，坚持领导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开展工农运动发展党团组织。经过大革命洗礼的广大群众又有了主心骨，在反革命风暴到来时才没有怯懦和动摇。

　　2.主动作为，争取中共湖北省委大力支持。中共中央在 1927年9月15日的政治报告中将湖北的农民暴动列为工作的第三部分。从中共湖北省委的实际工作来说，鄂东的黄麻地区最初并没有被提到工作日程上来。但中共黄安县委的工作态度积极，先后两次派人到汉口寻找省委请示工作、积极求战。其中第一次是1927年9月，由于反革命的进攻在继续，黄麻两县县委与省委失去了联系。中共黄安县委派郑位三、陈定候、程翰香到武汉找到了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罗亦农，罗亦农在询问黄安情况、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分析国内局势之后，对黄安的工作了明确指示，还将两份党中央的通告和一份鄂南秋收暴动计划交给了郑位三，指示郑位三等人立即返回黄安，参照鄂南的计划迅速组织暴动。黄安党组织接受省委指示后，迅即举行了武装暴动，史称九月暴动。

　　第二次是1927年10月，黄安县委鉴于九月暴动后期没有大的进展、国民党军的“圆剿”又中断了县委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等情况，再次派源郑位三、戴季英去武汉，向省委汇报了黄安九月暴动。省委了解到在七里坪地方有群众近三万人，快枪四五百枝，杀了许多土豪劣绅，还有同志戴季伦、戴克敏及党组织办的学校的学生在那里指挥。而后，又接到麻城方面关于革命力量的报告，中共湖北省委才开始将注意力从暴动失败的鄂北和鄂南转到原来比较忽视的鄂东地区，并迅速派出了曾参加过鄂南暴动的符向一、吴光浩刘镇一等到黄麻地区巡视和指挥。正是由于中共黄安县委的积极争取和主动作为，黄麻地区才开始进入湖北省委的视野，才大大加快了鄂东地区农民起义的进程。

　　3.贯彻指示，精心部署武装起义。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毛泽东在会上首次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这个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的标志。

　　郑位三、陈定侯、程翰香自汉口带回八七会议精神后，中共黄安县委就在七里坪文昌宫召集县委委员和各区党的活动分子，传达、讨论了党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统一了思想并拟定两份文件：一是由郑位三起草的《中共黄安县委关于传达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武装暴动的指示的报告》，二是由戴克敏起草的《中共黄安县委关于组织武装暴动的计划》。9月下旬，中共湖北省委派人到麻城邱家畈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中共黄安县委制定并实行了以下政策： 一是重建各区乡的防务委员会；二是大力扩充农民自卫军和农民义勇队，并加强训练；三是建立起义指挥机关；四是镇压土豪劣绅，没收大、中地主的财产以发动群众，并为起义作物资准备。这4项政策的实行使得全县各区乡的防务委员会得到迅猛发展，不到1个月时间就基本重建完成。县防务委员会总会也在9月下旬成立，在农民自卫队基础上建立的农民义勇军归属县防务委员会总会指挥，一个具有领导核心的军事实体初具雏形，为战时的快速动员打下了基础。

　　9月开始，黄安县的七里、紫云和麻城的乘马、顺河有了一次集中性的暴动 ，开始处决土劣、没收家产、平分土地。但随着国民党魏益三部一个师开进黄安县向农民武装进攻，武装暴动陷于停滞，如何将八七会议精神贯彻下去、继续开展武装暴动的问题摆在了黄安县委的面前。随着符向一、吴光浩等人被派驻黄安，中共黄安特委和鄂东革命委员会建立，并在前期暴动的基础上又作了以下安排: (一)巩固工农运动，发展组织，改造黄麻党团，加紧训练农民自卫军;(二)以潘家河、阮家店、箭厂河、程璞畈等地的义勇队和麻城乘马岗、顺河集的农民武装为主要依靠，加紧反豪绅地主，没收其土地财产;(三)加强黄安农民义勇队办事处的工作; (四)动员黄安第二高等小学师生到乡村去，宣传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农民武装;(五)黄麻特委和黄安县党团机关设七里坪，由曹学楷、戴季英等负责日常工作;(六)暴动日期另定。

　　整体来看，这六项工作安排的本质就是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对发展组织、训练农军、镇压土劣任务作了进一步强调。党组织开始有了较为固定的工作地点，这是前期正确实行各项政策的结果，也为党后续靠前指挥农军发挥了作用。中共黄安特委和鄂东革命委员会也首次将有着进步思想的师生派驻乡村宣传八七会议精神，这是黄安党组织在革命斗争中的一个巨大进步。正是黄安党组织的精准施策，八七会议精神才得以很好地贯彻执行。

　　三、深厚的群众基础

　　土地革命时期全国爆发了上百次农民起义，这些起义中，参与人数能超过黄麻起义的寥寥无几。在短时间内能迅速动员几万人投入革命斗争，这与黄安地方党组织很早就注重做群众工作是分不开的。

　　1.兴办学校，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大革命之前的黄安县，除城关一所高级小学和乡村中的几所初级小学外，剩余都是私塾，灌输的是封建思想。从1922年暑假开始，董必武便利用寒暑假组织学生回乡宣传，采取办夜校或走亲访友等形式，深入乡村宣传革命思想，县城第一高等小学和模范小学、七里坪第二高等小学、王兴禄村等处便是他们经常活动的地点。

　　黄安县师范讲习所成立后，我们党依托讲习所办起了平民夜校，吸收手工业工人、店员和无钱上学的青少年参加学习。每天晚上组织学员学习两小时，其中一小时教读书识字，一小时为时事讲座，传播革命思想。后又办有农民夜校，教学形式更加多样,增加了唱歌、时事报告、党义介绍等。到1927年5月底，全县已办初级小学1100余所、夜校100余所，从进步青年中录取合格教师1100余人，陈旧的私塾多被淘汰，新式平民教育得到大力普及。

　　群众视学校为自己的学校，把教师当作知心朋友，都乐意到学校去听教师讲课。教育提高了群众的辨别能力，耳濡目染之下，群众对阶级压迫、阶级斗争形成了认识，纷纷突破了封建思想的束缚，普遍有了革命的需求和动力。学校成为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成为党引领黄安革命向前推进的重要阵地。

　　2.深入宣传，推动进步思想的传播。在兴办新式学校、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同时，黄安县党组织大力引入进步期刊，同时也尝试自己办期刊。董必武等人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新青年》《共产党》《向导》《武汉星期评论》介绍到黄安县，传递到乡村，黄安县内也先后办起了《启人月刊》《黄安青年》《黄安通俗旬刊》等期刊。此外还有组织游行、演文明戏、开展放足运动等形式传播进步思想，黄安人民开始懂得了“为什么要革命”“为谁革命”“怎样革命”。

　　在党的黄安工作组的精心策划下，县城各学校于1924年5月7日和9日举行两次“五七”国耻纪念日游行活动，吸引了大批群众参加，这是黄安县城有史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游行示威。1925 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党的黄安工作组根据上级指示，吸收城内手工业工人、学生、商民和其他进步人士组成黄安县五卅惨案后援委员会，开展声援“五卅运动”的演讲活动，号召群众团结起来救国救自己。多种形式的宣传将群众的思想觉悟提高到了新的高度。通过参加一些基础性的团体活动，群众也认识到团结的重要性，从而加快了革命的步伐。

　　3.积极斗争，多方维护群众的利益。在启迪群众思想的同时，党也带领群众开展斗争，维护群众利益，在实践中锻炼群众的斗争本领。1925年黄安大旱，地主与奸商勾结囤积粮食，意欲外销牟利。党的黄安工作组决定从反粮食外运人手开展斗争，经过多方面协力，外运粮食被阻止，截粮斗争取得了胜利。继截粮拦米斗争之后，党领导下的青年协进会又发起了借粮斗争：按土豪家粮食总储备量的30%或50%借粮，如遇土豪反对，农民就开仓强借。这一斗争很快在全县开展起来，农民纷纷向县区会管辖的粮仓借粮，县署最后同意设立黄安县平粜委员会，规定全县所有公私储谷一律按 规定价格出售,不准哄抬，不准囤积，不准走私。这次由青年协进会发起的截粮借粮度荒斗争，是党领导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一次成功实践。广大群众也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是站在群众的立场上，为群众说话、办事的，只有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才有工农的活路。

　　地域文化孕育了一批革命先驱，也保护了革命活动的开展。黄安地区党组织主动作为、勇于担当，不打折扣地贯彻党的政策，始终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第一要务，充分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支持，坚定了广大群众紧跟党走的决心。领导核心、革命组织、革命思想、革命群体的高度整合，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革命的爆发也就水到渠成，这也是黄麻起义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

　　来源：《学习月刊（2022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