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第五师定军大悟山历程探析

　　何烨明

　　摘要：抗战时期，鄂豫边区新四军部队按照中共中央军委和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指示，首先建立以鄂中大洪山地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同时也一直把发展方向重点放在东面，想打通与新四军二师、七师的联系，并同他们配合作战。因为驻扎大洪山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步步进逼，抢占了新四军部队原据大洪山、白兆山等地，使新四军首脑机关在敌人据点周围活动，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地方作为领导和指挥中心，极为不便。1942年下半年以后，新四军第五师在平汉路东的大悟山站住了。直至日本投降，大悟山都是鄂豫边区党委、行政公署和新四军第五师的领导和指挥中心。本文试从抗战历程分析，是不断适应战争形势的客观需要；从兵要地志分析，是在敌顽夹缝求生存的现实选择；从历史地理分析，具备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等三个方面论述鄂豫边区党政军指挥机关定军大悟山的原因。

　　关键词：新四军第五师指挥中心大悟山

　　1938年10月25日，日军占领武汉，在此前后，武汉外围28个县相继陷落。日军在正面战场停止了大规模进攻，对国民党政府进行诱降。国民党军队43个师和许多地方军队，分据大别山、大洪山、桐柏山、幕阜山，与敌相持；同时用以对付共产党，不许共产党在这里打游击。

　　1939年1月中旬，中共河南委军事部长李先念率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及随行干部共一百六十余人，离开河南竹沟南下，执行中共中央赋予的开创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指挥下，首先建立以大洪山为中心的鄂中抗日根据地。在鄂中站住脚以后，一直把发展方向的重点放在东面，因为要想打通与新四军二师、七师的联系，并同他们配合作战。还因为驻扎大洪山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步步进逼，抢占了新四军原据山地，使新四军首脑机关在敌人据点周围活动，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地方作为领导和指挥中心，极为不便。

　　在敌顽夹击的形势下，新四军在敌后原先创立的鄂中根据地，许多地方又被国民党军队侵占，或被日寇蚕蚀，京山、应城、安陆、随县等县原有基本区，大都变成了游击区；鄂东蕲、黄、广地区和襄河以西地区形成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拉锯状态；鄂南更是几进几出，没有一个较稳定的地方，根据地环境愈来愈动荡。加上连年干旱，自然灾害十分严重，边区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鄂豫边区党委、行政公署、五师司令部，在平汉铁路两侧转战，由西到东，又由东到西。1942年下半年以后，新四军第五师终于在平汉路东的大悟山站住了。直至日本投降，大悟山都是边区和五师的首脑机关所在地，这里一直是边区的领导和指挥中心，指挥更加灵便，也比较稳定了。[选自湖北老解放区教育史编委会编：《湖北老解放区教育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新四军第五师定军大悟山，是因为具备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是不断适应战争形势的客观需要，是在敌顽夹缝求生存的现实选择。

　　一、从抗战历程分析，是不断适应战争形势的客观需要

　　（一）进军鄂中，联络鄂东，第一次取道大悟山

　　新四军第五师主要活动的区域就是鄂豫边区，关于鄂豫边区的界定，1941年1月15，曾任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政治委员陶铸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三卷第三期发文《鄂豫边区的游击战争》指出：

　　鄂豫边区是敌人到达鄂中时，由五战区明令划定的一个游击区，其东以平汉路为界，其西以汉水为界，计包括鄂中之枣阳、随县、钟祥、京山、安陆、云梦、孝感、应山、天门、汉川等十一个县及宜（城）襄（阳）河东之一部分，河南之信阳、桐柏两县；我新四军一部与敌后广大的抗敌军民，以血肉与敌人搏斗，夺回了很多地区。因此，现在除在原来五战区划定的鄂豫边区的范围外，还加上了平汉路以东的一大块地区和汉（阳）、沔（阳）、潜（江）等县的一大块湖沼地带。

　　鄂豫边区在战略上的意义，从现在看，这个区域游击战争的坚持与发展，它能控制平汉路两侧及整个汉水流域和长江上游，不断威胁武汉敌人与牵制宜（昌）沙（市）敌人向我大后方进攻；从将来看，它将可以与皖北和苏皖等地的敌后游击战打成一片，把在敌后的游击战争与大后方连结起来，并直接配合正面我军实行战略反攻，直捣武汉三镇。

　　由于鄂豫边区的共产党组织和新四军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政治、军事路线，使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得以迅速发展，到1940年底，边区已建立了九个县的民主政权，部队也扩大为拥有近一万五千人的游击兵团，民兵发展到十万余人。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面临的困难也日益严峻，陶铸指出：

　　“我们在鄂豫边区还没有建立起较为巩固统一的基本地带的后方，还处在敌我交错，游来游去的无后方的状况中，因而部队很难集中与休整训练，根据地的一切建设也难进行。”

　　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和指挥大本营，这是挺进敌后新四军部队能否站稳的关键。鄂豫边区属于第五战区，国民党桂系军阀首领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以后，桂系势力随之扩张到中原。抗战初期桂系对共产党和进步力量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其目的是求得共产党和进步力量的支持以与蒋介石相抗衡。桂系不仅采取了联合中国共产党和容纳民主进步人士的政策，而且也有限度地发动、组织了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

　　中国共产党在发动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过程，与国民党第五战区各派系的军队和国民党政权中开明人士的统战关系，一度得到了加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是根据董必武的布置，经李宗仁同意，于1938年11月17日在随县均川成立的。

　　对于李先念部行动路线，1939年4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河南省委，李宗仁既不反对新四军在鄂中活动，而应城县长又要求新四军前去，应即将信阳挺进队与李先念部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前去鄂中行动。

　　1939年2月27日，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于应（山）北余家店与200余日伪军进行战斗，毙伤日军二十余名。战斗结束后，在应山日军第三师团加强了平汉铁路周边戒备。4月9日，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复电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去鄂中武装，因广水、应山间敌我相持不易通过，故已去铁路东绕道南下。

　　1939年3月上旬，李先念率独立游击大队跨过平汉铁路，到达信罗边九里关附近的三里城镇，与罗礼陂孝中心县委和新四军抗日游击第六大队会合。

　　3月底，李先念率部从罗山灵山冲的大寺口南下鄂中，4月初，率部抵达湖北礼山县周家畈（今大悟县新城镇周家畈）。

　　到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和抗日宣传。做李道怀（时任伪礼山县区长）的统战工作，收编其部队为“独立游击支队特务大队大队长”。4月下旬，率部抵达礼山蒋家楼子。在蒋家楼子会晤蒋少瑗（时任国民党鄂东第十九纵队司令），进行统战工作。直到5月初，率部抵达礼山与孝感交界的杨家湾。

　　1939年4月初到5月初，李先念率部在礼山县停留时间约一个月。在此期间，李先念第一次率部进驻到群山环抱的白果树湾。李先念走访群众察看地形，觉得这里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许多优越条件。

　　在此期间，李先念还派参谋长周志坚率领独立游击大队第二中队由礼山（大悟）三里城出发，经大新店、汪洋店、毛家集、夏店、四姑墩、吕王城、黄陂站、丰家店、王家店、姚家店、东新店，走了一圈，又回到三里城，对整个礼山（大悟）地区的日军、伪军、顽军情况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斗争作了全面的调查。

　　（二）迎击第一次反共高潮，向东进军，一打大悟山

　　武汉沦陷后，日本侵略军停止了对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并逐步将其军事力量转移到敌后战场，重点对付敌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时，八路军、新四军挺进华北、华中敌后之后，由于正确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人民武装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是国民党顽固派始料不及的，也是使国民党顽固派恐惧和坐卧不安的。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其政策上的变化，将其政策重点由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共方针，接着就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当李先念率部取道鄂东到达鄂中时，国民党五中全会为准备妥协投降而制定的反共政策已付诸实施。国民党第五战区李宗仁的桂系势力屈服于蒋介石集团的压力，于3月中旬解散了有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参加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接着对有共产党员参加的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也以“为共产党扩张势力”为由下令撤销；5月，石毓灵曾一度扣押陶铸；应城县长孙耀华亦被鄂中专署撤职；鄂中国民党顽固派正阴谋吞并和瓦解共产党发动和组织的人民抗日武装——“应抗”。这一连串反共事件的发生，标志着李宗仁的桂系势力与共产党合作共处的统战局面已出现危机。

　　1939年5月23日，新四军第六大队杨家店通讯处被围袭，缴去短枪数支，中队长杨原义（厚益）被捕，礼山中心县委郑维孝同志不知下落。路东李先念部留守处，被国民党鄂豫皖第四游击纵队黄瑞华部包围，被迫于当夜把内部二百余人撤至路西。

　　1939年9月，盘踞鄂东的国民党湖北省鄂东行署主任兼鄂东游击总指挥程汝怀，在制造了“夏家山事件”后，继续肆无忌惮地屠杀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摧残共产党地方组织。当新四军配合友军反攻平汉铁路日军时，该部又令其第十九纵队截击新四军后卫部队。

　　为了迎击第一次反共高潮，粉碎敌顽夹击，1940年1月3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京山县八字门正式宣告建军。

　　豫鄂挺进纵队建军初期，中原局代理书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委朱理治就确立了向东发展的战略思想。朱理治调回延安后，任质斌代理纵队政委，他回忆，确立这个指导思想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新四军军部和中原局都来电报，要求我们向东发展，配合新四军第二师反击广西军（一三八师）的摩擦。二是从个人的思想来看，就是想通过向东发展，打通同新四军第二师、第四师的联系，来解除和缓解我孤立作战的局面。另外，当时鄂东国民党顽固派代表程汝怀相当反动，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的干部、战士对他有刻骨的仇恨，如张体学等代表的原五大队的官兵。

　　1940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致电朱理治、李先念，指出：在日顽夹击的严重形势下，豫鄂挺进纵队除以一部兵力坚持鄂中外，主力应即东进，对程汝怀属下部队及鄂东各县武装，采取积极的攻势，坚决消灭程汝怀力量。迅速发动与组织民众，创建鄂东抗日根据地。为完成上述任务，李先念与任质斌有去路东亲自指挥之必要。接中原局指示后，朱理治、李先念等研究决定，对路西暂取守势，由李先念率主力东进，进击大小悟山。

　　从一月至四月，纵队主力发起大小悟山战役，连续还击程汝怀部。一月中旬，李先念等率部在夜幕和丛林的掩护下接近青山口和刘家山，向尹昌彦部发动突然袭击。经一小时激战，全歼尹部四百余人；第三团队也于当夜采取突破战术，集中兵力强攻姚家山、青石板赵光荣部，毙伤其三百余人。赵光荣带其残部退到白羊岭、螺蛳冲、祖师顶与刘梅溪汇合。李先念等指挥部队乘胜追击。此时，日军自平汉铁路据点出兵向小悟山“扫荡”，并炮击新四军后方阵地；桂军三个团也配合蒋少瑗带领的数千人分三路从大悟山赶来增援，向第二团队三大队阵地猛攻。在敌顽夹击的情况下，李先念遂下令撤军西返。

　　（三）牵制桂军向新四军四、五支队进攻，二打大悟山

　　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末期，蒋介石亲自策划华中地区的国民党军重点进攻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及皖东根据地。

　　1940年4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关于反摩擦意见致刘少奇、李先念电：一、李先念在平汉路西部队中抽调三个团过路东，加上原在路东二个团在鄂东行动，打击程汝怀。二、在平汉路西新四军，对友军采取守势，来攻者还击之。三、过路东部队，以吸引桂军不能向东攻四、五支队，并打击程汝怀，开展大别山为目的，但对桂军不要采取攻势。

　　4月17日，李先念、任质斌、刘少卿率纵队主力第一、二、三团队及信应总队第三次越过平汉铁路东进，分南北两路对盘踞在大小悟山地区的程汝怀部第十九纵队刘梅溪、刘亚卿、杨希超等部两千余人展开攻击。第三团队先后攻取了五斗田、白云洞、泉水岭、八角门楼等据点；第一团队攻取了苎麻岭；第二团队攻取了严家冲等据点；至十八日下午，攻下了顽军在大小悟山中最后两个重要据点歪歪寨和望府山，生俘蒋少瑗部特务大队长以下官兵百余人。信应总队也在蒋家楼子附近击退了国民党豫南游击指挥部第四游击纵队顾敬之部的策应部队。至此，大小悟山地区完全为新四军所控制，与稍后开辟的陂安南根据地肩背相连，互为屏障。边区党委和纵队机关随之由路西移至路东姚家山（小悟山），大小悟山就成了当时部队和地方党的指挥中心。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顽固派的反共挑衅并未平息。六月二日，桂军第七军军长张淦指挥第一七一、一七二两个师，并纠集鄂东顽第十六、十九两个纵队共一万余人，分数路进攻大小悟山。

　　当时，边区党委正在范家冲召开边区各界救国代表大会。李先念与其他纵队领导，一面组织部队护送各界代表西撤，一面部署抵抗顽军的进攻。纵队各部奋战四昼夜，至六月五日，边区党委和纵队机关全部转移到平汉路西。但在大小悟山的留守人员和伤病员等四百余人壮烈牺牲。顽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我地方机关、自卫团和抗日民众遭浩劫者亦不下五百余人，大小悟山一带遍成瓦砾。

　　面对桂系主力优势兵力的大幅反攻，大小悟山地区得而复失。6月7日，刘少奇电示：“大悟山既不能守，当以不固守为宜。你们现在除留必要部队（约三个团）在路东活动，坚持原有阵地外，主要发展方向应暂向路西，因襄樊、宜昌失守，路西很有发展希望。”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二打大悟山，歼灭了程汝怀的有生力量，牵制了桂军向东进攻新四军第四、五支队的兵力，也由此扩大了共产党、新四军在鄂东的政治影响，为以后更大规模地发展鄂东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此后，李先念遂按既定部署，指挥纵队主力向西作战略展开，首先进据白兆山，开辟新的根据地，巩固鄂中基本区，扩大游击区。

　　（四）迎击第二次反共高潮，三打大悟山，创立大悟山指挥阵地

　　1940年9月，德、意、日订立军事同盟，日本帝国主义为配合德国法西斯的侵略行动，准备向太平洋扩张，急谋结束侵华战争，加紧向蒋介石诱降。英、美为其自身利益，大量增加援华贷款，企图诱使蒋介石彻底投靠英、美集团，从而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南进。国民党顽固派则乘机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点。

　　蒋介石任命李宗仁为华中“剿共”最高总司令，以三十万大军向华中的新四军发起进攻。李宗仁遂将豫鄂边区划为鄂中、襄西和鄂东三个“清剿区”，出动近十万兵力，妄图于四月底消灭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摧毁豫鄂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决定针锋相对，主动出击，粉碎顽军进攻。李先念令第二、第三团同时东进，与第一、第九团会合，首先打开鄂东局面，尔后回击鄂中顽军。

　　打开鄂东局面，必先痛击侵占大小悟山的顽军程汝怀部第十九纵队，恢复这一战略要地。

　　1941年2月17日，李先念、刘少卿相继向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由东西两个方向实施战役行动。西面，纵队第二、第三团从安陆赵家棚出发，向东越过平汉铁路，分别进至礼山以南的樊家畈、栗林店集结，向顽军阵地攻击。东面，挺进纵队第一、第九团从（黄）陂（黄）安南地区出发，经夏店西北的朱木岭进入大悟山，与第二、第三团相呼应，由东向西展开攻势，历时两天，全歼顽第十九游击纵队特务大队，并将其第四、第五支队大部歼灭，俘第四支队长刘亚卿以下官兵两千余人，完全恢复了大小悟山根据地。战后，又宽大释放了刘亚卿，并与国民党孝感县长刘梅溪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从此，大悟山成为边区新的指挥阵地，纵队的司政两部及其直属部队基本上就常驻在这里。

　　（五）礼北战斗，粉碎空前严重的敌顽夹击、巩固大悟山根据地

　　1939年7月，国民党桂系为排挤蒋系在鄂东的势力，派四十八军副军长程树芬为鄂东游击指挥部副总指挥，负责监视程汝怀，并企图在适当时机取而代之，以直接统辖鄂东地区。程汝怀对桂系的吞并政策非常不满，双方关系紧张。

　　11月间，国民党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召开会议，驱使程汝怀更坚决地充当反共先锋。李品仙的阴谋是：如果程汝怀反共得胜，即可巩固桂军对鄂东的统治；如反共失败，就改编程的部队，予以鲸吞。由于程汝怀与桂军反共立场一致，终于就范，悍然发动了严重的反共摩擦。

　　1942年3月16日，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致电李先念，程汝怀为鄂东之土顽，在内战时期即为鄂东专员，统治鄂东与我作对八九年，对我危害较诸中央军及桂系要大得多。如果程向我东进发动鄂东反共高潮，则将消灭程之机会。

　　1942年4月1日，桂军第八十四军根据李宗仁、白崇禧、李品仙的多次电令，制定《豫鄂区剿匪计划》。4月下旬，第八十四军配属保安团队、挺进部队暨党政总队主力，向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发动进攻，其意图先肃清巴河以东及平汉路东、信阳以南、礼山以北地区“奸伪”，尔后再转移兵力协同友军由东向西、由北向南将“匪军”余部压迫于礼（山）南而歼灭之。

　　从5月1日起，国民党军先后以十二个正规师、四个保安团、十一个游击纵队和五个独立支队计十万之众，采用多路推进战术，杀气腾腾地向边区扑来。

　　由于敌顽夹击空前严重，边区许多重要山地和湖沼地区，被顽军占领或被日伪军“蚕食”。边区领导机关和十三旅、十五旅部队，被压迫至平汉路以西、涢水以东之狭长平原及丘陵地带。

　　8月下旬，国民党三十九军开抵鄂东，积极布置反共，企图配合顽军保四旅向五师在大小悟山的后方机关进攻。五师为保卫大小悟山根据地，集中十三旅、特务团、一军分区自卫一团、四团，于8月31日晨，采取围点打援迂回包围穿插分割战术，向礼（山）北保四旅反击，全歼顽保四旅旅部、第二团、三团全部和礼山县政府三个自卫中队，生俘顽保四旅旅长蒋少瑗、三团团长刘亚卿、礼山县长钟锦德。礼北战斗的胜利，使进攻罗礼经光、安麻等地的国民党军队闻讯震惊，纷纷北撤，罗礼经光、安麻边与礼孝陂中心地区联成一片，鄂东局势转趋缓和。

　　顽军保四旅被歼灭，新四军第五师便在大悟山这块根据地上牢牢地扎下了根，并把大悟山和其它根据地连成一片。从此，大小悟山地区便成为中原战场的一块极其重要的战略基地。

　　二、从兵要地志分析，是在敌顽夹缝求生存的现实选择

　　1939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到皖南泾县的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与叶挺、项英等新四军领导人研究讨论并确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周恩来形象地提出了关于新四军发展方向的三个原则：“（1）那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2）那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3）那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摩擦，利于抗战。”

　　根据周恩来和新四军军部确定的原则，大小悟山地区不仅敌顽力量相对薄弱，而且战略地理位置优势，是新四军部队创建核心根据地的最佳选择。

　　（一）从新四军部队战略意图上看，大小悟山地区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和开展游击战争的优越地理条件

　　在鄂豫边区主要有三座大的山脉，一为礼山（大悟）与孝感、黄陂之间的大悟山；一为黄陂境内之木兰山（以上在平汉路东）；一为京山、随县之间的大洪山；一为枣阳与桐柏之间的桐柏山（以上在路西）。前二者在平汉路东，可直接连络。后者即桐柏与大洪山之间。因隔襄花公路不便连系。

　　桐柏山东起武胜关，西至襄阳附近之双沟，北至信阳、确山、唐河之线，南至襄花公路，周围不下千余里，人落相当稠密，但极贫苦。山小，交通靠牲口及徒行。山之高度一千至一千五百公尺。其周围皆靠铁路公路，易遭敌之包转攻击，而另一方面则可给敌以严重威胁，成为四面出击敌人之军事据点。目前则大部控制在国军手中。

　　大洪山比桐柏山山势较单薄，南靠京钟路，西抵汉水东岸，北靠襄花公路，东至涢水（亦名府水）、村落人口亦稠密，出产丰富，以米、麦为大宗。在军事上处于襄花、京钟公路，给敌威胁很大，军事价值仅次于桐柏山。目前则大部控制在国军手中。

　　大悟山东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之大别山主脉衔接，西至武胜关与平汉路西桐柏山相接，北至潢南（潢川至南阳）公路，南向礼山、黄冈、麻城之线延伸与黄陂境内之木兰山相连。高达一千至（一千）二百公尺，山势绵延，坑谷颇多，村户稠密，树林亦浓深。山内交通靠牲力及步行。农产品亦多，因直接大别山，在军事上的价值很大。

　　而且，大悟山位于大别山脉西部，群山环峙，峰回路转，东指吴越，南通武汉，雄视江汉平原。小悟山在大悟山南端，与大悟山相衔接。大小悟山连接在一起，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和开展游击战争的优越地理条件。因此，开辟和巩固大小悟山根据地，不仅可以自东北对武汉作战略包围之势，而且还可以作为向东发展与新四军其他兄弟部队相连接的前进阵地。

　　（二）在国军友顽兵力部署上，大小悟山地区易攻难守，友顽军不愿意驻扎，在大别山外围地区留出一块空地

　　武汉会战以后，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部署，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负责坚持豫、鄂、皖、边区的敌后抗战，确保大别山抗日阵地，并对付这一地区的新四军。

　　第二十一集团军在大别山区的兵力部署，明显具有两面性。从1938年至1941年，第七军守卫豫、鄂山区，军部在滕家堡；第四十八军守卫皖省山区，军部在深沟铺。两军的作战地带为豫、鄂、皖省界南北之线。其兵力部署的态势，是对日军取守势，对鄂东、豫东南和皖西北的新四军取攻势。

　　1942年，第八十四军调入大别山区后，第二十一集团军的各军部署又有变动：第七军军部设独山，全军驻防皖中；第四十八军军部设岳西，全军驻防皖西；第八十四军军部设河南商城堡，全军驻防豫、鄂。桂系把重兵收缩在大别山区，对日军消极防守，对豫、鄂、皖新四军积极进攻的战略意图更加明显。

　　桂系在大别山区的军事力量，除了第二十一集团军，还包括大量的游击部队和保安部队。桂系把第二十一集团军收缩在大别山区，把游击部队部署在大别山外围地区，担任大别山外围地区的游击任务。其中，以程汝怀指挥的第五战区4个游击纵队担任鄂东外围的游击；桂系的这种部署，明显怀有保存桂军实力的目的。

　　李宗仁所辖第五战区，是当时最大的一个战区，也是情况最复杂，部队战斗力最低，装备训练最差，“杂牌”军最多的一个战区。李宗仁是杂牌，所属部队也是杂牌。长期以来，得不到国民政府公平对待，兵源无法补充，弹药得不到补给，军费也受到克扣，还要被调整及裁编。

　　1940年11月12日，任质斌、王翰关于击退顽军进攻之方针与部署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国军陈鼎勋之四十三军（共二个师，系二十二集团军孙震部）在随南，王瓒绪之二十九集团军及五战区属游击第六纵队在大洪山中，王劲哉之一二八师仍在襄河南岸之沔阳一带，桂军一七二师之补充团及游击第十九纵队（约二三千人，系地方武装）仍在大小悟山，游击第一纵、三纵、四纵队（各有二千人，是桂军掌握下的地方武装）在礼山、罗山一带，刘汝明之六十八军（两师、一独立旅）在信阳、确山，汤恩伯在豫南所组织之地方武装五纵队（共六七千人），现分驻信阳、桐柏、随北、枣北一带。”

　　这些“杂牌”部队，视地盘为命。1940年3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进军白兆山，立即就遭到了川军激烈的堵截。川军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瓒绪令一六一师三个团由平坝来攻李先念部，战斗激烈，在鄂中大规模的冲突亦已开始了。

　　大别山、大洪山、桐柏山地区，国军都是重兵驻守。对这些缺饷少弹，而且远离各自地盘的杂牌军而言，新占据的大别山、大洪山、桐柏山地区就是他们的生命线。每一次当新四军主力跨过平汉线东进鄂东，白兆山、随南等根据地都会遭到国军的大举进攻，由新四军基本区逐渐变成游击区。如1940年后，驻扎京山的国民党第五战区第六游击纵队司令曹勖开始转向与日军合作，将矛头直指新四军，给新四军部队造成了巨大的杀伤。1942年10月13日，鄂豫边区党委副书记陈少敏请示对顽斗争策略致中共中央电文中称：曹勖暂一师把我们打的鸡飞狗跳，民众受的损失无算，群众对顽固分子恨入骨髓。1942年10月23日，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关于第五师目前军事部署致中央军委电：“直至目前止，路西局势仍对我有致命之威胁，专员曹勖乃特务出身，以反共坚决，手段阴险著名。曹除建设军队之外，且致身于特务工作，派遣大批干部投敌组织伪军，并在我地方党、地方政府、民众中广泛开展其特务工作，并不断向上级报告，策划反共计划等等。全国形势虽有好转之兆，但我们认为目前我师如不驱逐曹顽，收复向家冲一线，则我师在经济困难、主力不易周转及敌伪“扫荡”之下，亦自难存在。局势之发展，势必全部放弃鄂中。

　　大小悟山地区，是桂系军阀核心地盘的外围地区。1939年桂系一七一师副师长曹茂琮率两个团一度进驻三里城、汪洋店，主要兵力就是地方武装蒋少瑗游击第十九纵队。1941年11月23日，任质斌、王翰在《关于国民党鄂东党政军干部、士绅名单及对我态度的报告》中指出：“保四旅旅长蒋章骥（少瑗），反共兴趣不高，已至总部有半年；二十一纵队司令曹茂琮，系一七一师副师长，因感力量不足，对反共不甚积极。”

　　国军桂系主力没有进驻大小悟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小悟山易攻难守。五师代政委任质斌形容：“它的地形可以比作一个口袋。西面是平汉铁路，驻有敌人；东面也有敌人的驻点；南面是黄陂县城；只有北面没有敌人，是“口袋”的开口处。鉴于这种地形，国民党正规军包括广西军（桂系）不敢在此常驻，便让国民党地方游杂武装暂驻，而广西军则驻在麻城、礼山等地。待我们退出大小悟山后不久，广西军也退出了大小悟山。他们一走，我们又搬回到大小悟山。广西军再来进攻，我们又退到白兆山。如此往复，我们与广西军展开了拉锯战。

　　（三）从日军驻兵态势分析，大悟山地区既不是交通要地，也不是财税重地，日军驻守兵力薄弱

　　在鄂豫边区，应山是平汉铁路北上南下的咽喉要道，是日军第三师团大本营。1938年10月应山陷落后，日军第三师团（名古屋师团）以应山为基地，1938—1941年驻应山兵力1万人以上，1942—1944年驻应山兵力6000人左右。日军师团部指挥应山、随县、信阳、安陆、云梦、应城、孝感、黄陂八个县的侵华日军。

　　应城是财税重地，日军重兵驻扎。1940年第十三师团驻扎应城。1942年2月第五十八师团在应城编成，兵力约2.5万人，师团部亦驻县城。1943年9月第十三师团部撤走，第三十九师团接替。1943年3月第三十四军第十野战补充队接替第五十八师团，1945年3月该部编为独立混成第八十五旅团，有兵力5000余人。

　　安陆重兵驻守。1938年10月26日，日军第十三师团（藤江师团）条中联队的1300余人。同年12月由小岛旅团接替驻扎，小岛旅团4500人左右。1939年秋由吉川步兵联队和土川炮兵联队接替小岛旅团驻扎安陆城。两部共1200余人。1940年至1942年秋，先后由宇岛骑兵大队、儿玉步兵联队等部分别更替驻扎。1944年秋高桥联队接替驻扎，一直驻到1945年秋日本投降。

　　随州兵力也不弱。1938年10月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期间，侵华日军第三师团一部驻了随州淅河，下有野炮队、机枪连、步兵连、工兵连、挺进队等；驻县城日军为机枪连、炮兵连、骑兵连等，以上总兵力多时为1300余人。

　　京山兵力相对较弱。日军于1939年1月占领京山县城，设立“京山警备队本部”，全部兵力500余人。

　　上述地区都在平汉铁路以西，共有日军据点94个，平均每260平方公里一个据点。公路全长1100公里，平均每8到10公里一个据点。

　　在平汉铁路以东，共有敌据点35个，平均20公里公路及每300平方里可有一个据点。武汉沦陷后，日军在鄂东一般采取守势，即使进行“扫荡”，规模亦不大。除长轩岭，河口等地之伪组织外，其余据点中伪组织，多数与新四军有关系。

　　整个抗战时期，地处平汉铁路以东的大悟山地区只有二郎店、河口两地，驻扎日军小股部队。1939年初，河口成立了伪县政府。初始，河口常驻鬼子兵一个联队，后来一般常驻一个大队。太平洋战争（1941年）爆发之后，常驻日军保持一个中队。日军为保卫南北交通，在广水东南三十华里之二郎店（属礼山县，今大悟县城关）之两个高地，构筑坚固之支撑阵地，以防我军攻占广水，斩断其以北交通。根据情报略知，该高地阵中，工事构筑相当坚固，经常驻有日寇约百人。1942年8月，国军桂系第四游击纵队对二郎店日军偷袭，全歼日寇。

　　综上所述，大悟山地区国军力量较为薄弱，日伪驻军较少，是敌顽都不愿意重兵驻守的夹缝地区，也是鄂豫边区新四军部队建立核心根据地的不二选择。正如五师代任质斌回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到第五师建军初期，我们基本上是这样：避实击虚，避强就弱，尽量不碰硬的，不打恶仗。不管是在抗日还是在反顽中，都是坚持此原则。因为我们当时力量小，又没有补充来源，所以这些也是环境逼迫出来的。　　

　　三、从历史地理分析，具备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

　　大悟山较之京山八字门、随南白兆山更具地利人和的条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大悟山地区物产丰富，有适应部队持久战的生存条件

　　1942年初，鄂中地区大旱，新四军部队陷入困境。1月20日，刘少卿、王翰关于鄂豫边区困境致华中局电：一、多年因战争后敌封锁。二、国军封锁无人做生意，我们无税可收。三、鄂中数县（特别是孝安云应京）天旱，民众自己无法维持，四处逃荒。在敌顽区不能生存，有不少的人向大后方逃荒，吊死者亦到处发现，偷盗事亦常发生。党员亦向外逃不少，孝安两县尤甚，有的支部全部垮台，有的逃了三分之二或半数，住白兆山路南五千人（抗大在内）吃饭无钱，弄得对农商的影响较大。李、任现在鄂东开展统战工作。今年春荒难维持。

　　1月28日，华中局关于动员军民度过灾荒致李先念、任质斌等电：鄂中灾荒使部队及人民陷于困境中……部队粮食应首先保证，并设法将部队、机关移驻有粮之地就粮。

　　同期，礼山县没有发生严重的干旱，《大悟县志》中没有大悟山地区干旱的相关记载。大悟山海拔813米，山高林密，降水量丰沛，河流众多。建国后，在大悟山西北麓芳畈镇建立了罗汉坡和芳畈两座中型水库；大悟山西南麓小悟乡建有大型水库观音湖和中型水库金盆湖。大悟山地区田地宽绰，物产丰富，能够供给部队生活，适应持久战的生存条件。原新四军老战士，曾任应安县委书记、礼山县委副书记的赵家驹回忆：“气候温和，雨量充足，适宜于粮食作物、油料、木材及板栗、茶叶、烟草、药材等土特产的生长。礼山县堪称山青水秀、物产丰富的好地方。”

　　（二）大悟山地区群众基础好，是人民军队发展的坚实土壤

　　大悟山地区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苏区，全县建立苏维埃政权，普遍进行了土地改革。是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主要发源地之一，人民受过革命和战争的锻炼，有一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与革命军队有着深厚的感情，阶级觉悟高，斗争性强，衷心拥护我党我军的团结抗战主张，积极参加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各方面活动，1941年9月24日，任质斌在致中央电《关于鄂中政权、税收及群众对我军的反映》中称：鄂东民众因为经过土地革命的洗礼，故对我党我军非常欢迎。甚至于连那些地主绅士因见我军非但不分田，不打土豪，而民众纪律亦较桂（系）程（汝栋）军为佳，故多心满意足。大悟县档案馆珍藏了多本新四军第五师献草证、借粮账本，见证了大悟山地区人民群众对新四军第五师力所能及的支援。

　　（三）大悟山地区党组织有力，为新四军发展提供了充足兵源

　　1938年10月，当日军长驱直入时，国民党礼山县政府土崩瓦解。1938年底到1939年春，活动在礼山地区的共产党员，自觉贯彻中共中央“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指示，在四姑墩、宣化店、西大山和大悟山等地，利用统一战线的有利形势，独立自主地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和发动工作，不断地扩大人民抗日武装。大悟山地区的共产党员黄大智，在家乡芳佳畈一带组织起35名便衣队员，全部编入许金彪领导的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之后，黄大智又奉命组织大悟山抗日游击后备团，拉起了三百余人的便衣武装，黄大智任团长，魏金德任副团长，活动在大悟山。抗战初期，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礼山（大悟）县建立起8支抗日游击武装，共750余人，成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一支生力军。据大悟县档案馆记载，20世纪80年代，参加过新四军和中原突围战役，仍在家乡生活的老战士有4800多人，到县民政部门登记领取了有关政策补助。

　　四、结论：定军大悟山，形成稳固的鄂豫皖湘赣边区根据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2年秋，新四军第五师便在大悟山根据地上牢牢地扎上了根子，并把大悟山和其它根据地连成一片，在大悟山水灌冲正式建立了礼南县政府，五师和县政府共同布置了开荒生产、开办学校、兴修水利、建桥修路、开展练兵、武装民兵、减租减税等工作。设立了豫鄂工农银行、印刷厂、医院、枪械所、被服厂、卷烟厂、榨油厂等。整个大悟山地区，呈现出一派轰轰烈烈、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这些工作的开展，使大悟山抗日根据地的革命烽火熊熊燃烧，逐步扩大到跨有鄂豫皖湘赣5省交界地区的70多个县，7个专区，38个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拥有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1300多万人口，5万多人的正规部队，30余万人的民兵武装。边区军民先后抗击了近15万日军和8万多伪军的进攻，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和敌后八路军、新四军各战场的抗日，为争取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系湖北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 大悟县档案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