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东抗战的钢铁长城——新四军第五师第十四旅创建发展和抗战历程研究

　　吴舞旌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新四军第五师第十四旅是鄂东抗战的铁血之旅，这支英雄部队从其百余人的游击队，发展到数千人的地方部队和能打运动战的野战军，经历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创建发展历程。其番号由五大队、六大队、豫鄂挺进纵队第一团、第九团、鄂东独立团、到新四军第五师第十四旅、长江军分区、鄂豫军区第四军分区、鄂东军区独立第二旅。新四军第五师第十四旅这支由鄂东人民抗日武装组成的抗日劲旅，在抗日战争中，战斗足迹遍及豫、鄂、皖、湘、赣五省三十余县，驰骋大江南北，辗转大别山、大幕山麓之间，威震华中重镇武汉至九江敌之命脉地带，威胁平汉、粤汉铁路线中段，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和抗战必胜信心。大别山鄂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新四军第五师第十四旅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为夺取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建立的不朽历史功勋，在党史军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群英会鄂东烽火燃 五大队抗日树大旗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在大别山鄂东国土沦陷、生灵涂炭的历史关键时刻，郑位三、方毅、张体学、刘西尧等一大批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先后奔赴鄂东，把抗日的烽火熊熊燃起。他们与鄂东广大军民一起，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用鲜血和生命筑起了一道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钢铁长城。

　　新四军第五师第十四旅的血脉源头，要追溯到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的七里坪留守处。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1月，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为司令员，林维先为参谋长，戴季英为政治部主任。整编后的第四支队下辖七、八、九团和手枪团、直属队，总共3100多人。3月8日，四支队在七里坪召开了东进誓师大会，随后开赴皖中、皖东抗日前线。

　　四支队东进后，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1938年3月上旬在七里坪成立了第四支队汉（口）蚌（埠）通讯处（也称四支队七里坪留守处）。鄂东特委书记由郑位三兼任，方毅任副书记。七里坪留守处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湖北省委领导下开展工作，汪群、詹以锦先后任主任。留守处还有管理员、会计、文书、通讯员、勤务员、医生、看护（卫生员）、文印员、炊事员等共20余名工作人员。留守处机关实际上就是鄂东特委机关。鄂东党组织以七里坪为基地，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培训抗日骨干。1937年10月至1938年1月，鄂豫皖特委在七里坪的秦氏祠堂办了1期“游击队干部培训班”和1期“青年干部训练班”，学员共约二三百人。随后，受湖北省委之托，又在横塆村举办了“青年干部培训班”和“党员训练班”，学员共约300余人。郑位三、方毅、彭康、聂鹤亭、孙毅等亲自担任各科讲授。董必武、叶剑英也曾亲自前往七里坪训练班作报告。七里坪训练班毕业的学员大部分分配到鄂东、鄂南等地工作。二是筹建抗日武装。七里坪留守处的干部除寻找失散党员和发展新党员、恢复或重新建立党的组织以外，还把鄂东各地集中在留守处的红色便衣队员和红二十八军伤病员共30多人，组成了共两个班28条枪的留守处警卫排。警卫排由罗厚福任排长，张体学任政治指导员，成员有聂庆泰、黄世德、黄宏伸、易元鳌、官楚印、熊桐柏、石建金、徐锡璜、潘继义、石天华等，基本上都是原红二十八军的基层干部。三是开展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七里坪留守处一方面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同时调查、寻找、慰问失散的红军家属，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运用董必武的影响，积极在地方士绅中开展统战工作，并以留守处名义同黄安、经扶（今河南新县）县政府以及七里坪、箭厂河地区的国民党区署、联保及保甲长联系沟通，团结他们积极抗战，争取其对留守处工作的支持，使留守处工作人员的安全得到保障，抗日将士们的家属得到妥善照顾。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建立、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准备和干部准备，极大地鼓舞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从而使七里坪成为中共组织在鄂豫边区的抗日战略支点之一。

　　1938年1月，中共湖北（临时）省委派刘西尧、陈景文、张明等来到黄州，组建了中共黄冈中心县委。刘西尧任书记、陈景文任秘书，委员有张明、秦镜湖、黄德钦。开始，黄冈中心县委主要在黄州、团风、武穴、田家镇等沿江城镇发展党的组织，在黄冈第六中学和团风启黄中学发展了文祥（段亚杰）、易鹏（孙恒久）、涂剑欧、贺佑三、樊明甫和孙超、孙矾田等一批学生党员，在黄冈六中建立了有十几名党员的党支部。2月，原来在黄冈红军游击根据地贾庙山区坚持斗争的老党员漆先庭、林少怀、石昆山到汉口“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学习后，由湖北（临时）省委介绍到黄州与刘西尧会合，漆先庭参加了中心县委为委员。通过漆先庭等人，黄冈中心县委先后与原来分散各地坚持斗争的党员接上了党的关系，实现了党在黄冈的统一领导，为在黄冈地区准备与开展游击战争打下了基础。3月8日，刘西尧化装成裁缝，由黄州进山，深入到贾庙老根据地孙家冲。刘西尧亲身感受到贾庙老根据地的良好群众基础，便确定把党的工作重心由沿江城镇转移到农村，依靠农村准备与开展游击战争。

　　1938年3月，新四军四支队驻七里坪留守处搬到东边的袁家河。4月，因工作需要，为进一步加强黄冈中心县委工作，湖北临时省委任命张体学为黄冈中心县委军事部长。张体学奉命由七里坪来到黄冈，参加黄冈中心县委，与刘西尧等一起着手领导筹建抗日武装工作，黄冈中心县委机关随即也迁到孙家冲。6月，中共鄂东特委成立。中共湖北省委派省委常委、鄂东特委副书记方静吉（即方毅）来到黄冈，并带来丁宇宸、赵辛初、蒋立、姚渠、王表等军政干部，方毅来后，即深入农村，进一步确定黄冈党的工作重心将转移到农村，组织群众，准备发动游击战争。在此以前，湖北省委书记郭述申曾两次来黄冈视察，省委委员、组织部长钱瑛也来过一次，促进了鄂东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

　　随着黄冈中心县委机关迁到山里，20余名学生党员、青年积极分子进了山，把学生救亡运动与农民运动结合了起来。这对后来以农村为基地，创建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是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黄冈中心县委进山后，即宣传、发动、组织群众，迅速建立和扩大了黄冈、浠水、罗田、麻城的广大地区的党的基层组织。黄冈中心县委还在孙家冲、何家冲办了“鄂东青年训练班”，培训抗日武装骨干。

　　1938年7月，日军已逼近鄂东，国民党军队溃败。中共黄冈中心县委针对形势，立即采取应变措施，于7月21日和 22日，在黄冈贺坳孙家细屋召开中心县委扩大会议，研究在鄂东准备发动游击战争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方毅、刘西尧、张明、陈景文、文祥、易鹏、漆少川、丁宇宸、蒋立、张良卿、孙侠夫、孙超、姚渠、林友先、林冬英等20余人（张体学因事未出席会议）。会议决定：要大力发展武装，准备打游击；要在敌人可能占领的地区积极发展党组织，以便沦陷后在敌人心脏里建立我们的阵地；要求党员要行动起来，带头当兵，还要“一带三”（即除自己带头当兵外，还动员三个群众当兵），并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力量，筹枪筹粮筹款，发动群众收捡国民党溃兵的武器弹药。这是一次对于独立自主地开展鄂东游击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

　　会后，黄冈中心县委决定将黄冈三区贾庙党支部秘密保存的“七条半枪”（所谓“半条”，即长枪已锯掉了枪托），还有共产党员孙侠夫以抗日保家名义从总路咀乡公所借出来的十多支枪，集中起来，组织了一支有30多人的秘密武装，利用夜间进行军事训练。9月初，参加武汉会战的国民党溃军开始逶迤于途，张体学与中心县委的同志及时布置党员带领群众捡枪、换枪、买枪，队伍一下子发展到七八十人枪。10月23日，黄州沦陷，日本侵略军进占黄冈沿江和沿公路的大小集镇，烧杀奸掳，无恶不作。

　　1938年10月24日，中共黄冈中心县委组织领导的秘密游击队在黄冈县杜皮张家山正式成立了“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树起了抗日大旗，张体学任队长，丁宇宸任副队长，文祥任政治指导员。文祥用肥皂刻了一枚“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的印章，在《告黄冈父老同胞书》的布告上盖上印章，分发给队员到各地四处张贴，招收青年参军。并号召党员、抗日青年去捡枪、换枪、买枪，搜集各种抗日军用物资。

　　张体学带一部分人到淋山河、新洲公路沿线，贾庙下三区、上巴河、回龙山、浠水何家寨等地活动，大张旗鼓地招兵买马，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5天后，部队即增加到130多人，70余条枪；10天内扩大到200余人枪。在回龙山，张体学与方毅、刘西尧等商议，决定派曹云露到这个地区开展工作。他们深入到敌后淋山河至新洲公路沿线活动。中共党组织又抓住时机，号召党员带领群众，收捡国民党溃军遗弃的枪支，党员也按照县委决定，带领积极分子，配合“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到淋山河、方高坪、上巴河等地的公路旁去收捡枪支，或用便衣、饭食、钱币与散兵交换枪、弹，其中，张体学带领游击队，仅在上江宇庙国民党军队遗弃的仓库中，就获得苏联援助国民党政府抗战崭新的九九式、捷克式步枪 300多支，子弹 50余箱。这给鄂东抗日挺进队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共浠水县委书记张明于10月从黄冈县委领去步枪5支、子弹 2箱，在何家寨成立了“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浠水第四中队”。数日内即在上巴河一带收捡国民党军队丢弃的四五十支枪，一个月后发展到140余人。12月，四中队开到李家山，与挺进队合并，这时，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共达400 余人。

　　1938年11月初，方毅率“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一部夜袭了日军在淋山河的据点，打响了鄂东人民抗日第一枪。

　　1939年1月，在当时合作抗日、国共两党关系有所改善的气氛下，中共鄂豫皖区委（武汉沦陷后，中共湖北省委撤销，在安徽立煌白水河成立了中共鄂豫皖区委，鄂东党组织归其领导），为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取得合法地位，以解决给养问题，鄂豫皖区党委于1939年1月与设立在立煌的桂军二十一集团军谈判，确定在保持我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和抗日行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将挺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下辖四个中队，730余人，张体学任大队长，丁宇宸任副大队长。因二十一集团军司令廖磊远在安徽立煌，所以议定五大队由鄂东游击总队总指挥程汝怀代管。这时，五大队大部分部队驻在国民党五战区划定的防区麻城夏家山、黄冈芦泗坳，与国民党的防区毗邻；另一部分队伍分散在黄冈鹅公包、龙王山、回龙山，麻城徐古，浠水何家寨一带。为了加强对党、政、军的统一领导，根据鄂豫皖区党委的指示，成立了军政委员会，由方毅任书记，刘西尧任副书记。1939年2月，方毅调中共鄂豫皖区委，谭希林接任书记；4月，谭希林调走，刘西尧接任军政委员会书记，张体学任副书记。随后，鄂豫皖区党委陆续派来汪进先（任副大队长）、吴林焕（任参谋长）、熊桐柏（任营长）等原红军干部前往五大队工作。

　　独立游击第五大队，在抗日烽火中诞生，又在抗日的游击战中不断发展壮大。它成立伊始，便深入敌后，主动出击日寇，开展游击战争，不断取得胜利。五大队成立伊始，便深入敌后，主动出击日军。1939年1月3日，（武）汉麻（城）公路和柳界公路沿线据点的日伪军2000多人，分3路“扫荡”大崎山一带。其中两路进攻“鄂东游击总队”所属的保安第八团防区，一路进攻五大队防区。保安八团稍作抵抗便仓惶逃进山丛中。五大队在张体学、丁宇宸指挥下，也兵分3路进行反“扫荡”：一路支援保八团；一路插入新洲、柳子港等地袭击日伪军的据点；另一路在糍粑垴、象棋山和沙河以东、蔡家河以北的山地中，用“麻雀战”、“呵嗬战”等游击战术，连续与日伪军周旋一整天。在当地群众支援下，五大队击毙日伪军尾部散兵10余人，并且镇压了带领日军进山的汉奸李旭东，逮捕了新洲伪维持会长梅书山，粉碎了日军进山“扫荡”的计划。

　　2月，五大队又一举拔除了宋家墙日军据点。宋家墙位于武汉至团风、黄州的公路线上，日军一个小队盘踞在公路边的制高点，守卫这段公路上的一座大桥。制高点四周是水壕，水壕岸边上又围了铁丝网，进出要通过吊桥。五大队第六中队中队长漆少川根据大队长张体学“打巧仗”的指示，决定采取奇袭手段拔除宋家墙据点。漆少川通过地方党组织详细侦察了日军据点的情况后，请来当地群众带两个战士趁夜晚潜入据点，以集束手榴弹将驻守据点的12名日军全部击毙。此后，五大队还袭击了方高坪、宋埠、中馆驿等日军据点，火烧了巴铺大桥，并在公路上多次伏击来往日军，破坏日军交通线，极大地振奋了当地群众的抗日情绪，连国民党湖北第二专署和五战区司令部也不得不承认五大队“抗日有功”。

　　到1939年4月，建有中共基层组织，五大队经常活动或基本控制的游击区有黄冈一、二、三、四区（当时黄冈包括目前的武汉市新洲区，共划分为6个区），以及麻城四区和白果以南、汉麻公路以东的广大农村。为了继续扩大游击区域，打击日伪，五大队还同中共所领导的鄂东新成立的另一支人民抗日武装新四军第六大队取得联系，5月，由副大队长汪进先、参谋长吴林焕先后率领两个中队，西进（黄）陂孝（感）边，协同六大队作战。五、六大队密切配合，连续取得了对伪八军李汉鹏部和伪二十五师赵光荣部战斗的胜利。五大队在对敌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到1939年6月，五大队已发展到11个中队（含1个机炮中队），还成立了通讯连、特务连、宣传队等。全大队总计1300余人，五大队实行上已是一个团的建制，并设有参谋处、副官处、政治处、供给处。文祥任政治处主任，孙侠夫任副官处处长，郭力（姚渠）任供给处处长。组编为3个营，熊桐柏、刘传贤、漆少川分别担任各营营长。

　　1939年元旦，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简称六大队），在白马山正式成立。它是以四支队七里坪留守处警卫排为基础组建的。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大队长由留守处警卫排排长罗厚福担任，熊作芳任政治委员。1939年3月，六大队与李先念率领的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在信（阳）罗（山）边九里关狮子口会合。根据李先念的建议，六大队旋即挥师南下，前往鄂东敌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并积极联系独立游击第五大队，互相配合行动。5月，中共鄂东地委成立，六大队随即归属鄂东地委领导。此时，五大队三中队西征到陂孝边，并在孝感县青山口以南与六大队会合。为了开辟陂孝地区的工作，六大队决定歼灭盘踞此地的伪“中国人民自卫军”第八军李汉鹏部。5月26日，六大队一、三中队及手枪队，在五大队三中队的配合下，从青山口东南之黄家东冲出发，分两路长途奔袭李新塆及伪八军驻地，另一支部队强攻蔡店。这次战斗的胜利，扩大了中国共产党新四军的政治影响，打开了蔡店、梅店地区的局面，为进一步开创鄂东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7月7日，“七·七”抗战两周年之际，六大队又联合五大队的两个中队，从黄陂北部的黄门冲出发，夜袭盘踞于孝感杜涂塆的伪军二十五师赵光荣部，俘其旅长以下官兵200余人。至1939年8月，六大队已经发展到11个中队，800余人。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限共、溶共”方针，鄂东反共气氛也因之逐渐加浓，反共摩擦事件日益加剧，终于爆发了一起震惊全国的严重反共摩擦事件——夏家山事件。

　　1939年9月1日凌晨，桂军一七二师两个团和程汝怀属下的鄂东第十八游击纵队王啸风部，向夏家山、芦泗坳、回龙山等五大队驻地发起全面进攻，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夏家山事件”。五大队各部被迫进行反击并分路突围。经过激烈战斗，五大队大部突出重围。五大队虽然大部胜利突围，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消灭五大队的阴谋，但部队遭受了巨大损失。突围中，五大队机关和3个中队损失惨重，中队长刘占元、勋文和分队长熊楚新等10余人阵亡，黄冈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张良卿、五大队供应处长姚渠、营教导员曹云路、医务主任戴醒群（张体学之妻），区委书记杜金鸣、李福萌、李佑泊等百余人惨遭杀害，副大队长丁宇宸、中队长周金等20余人受伤，300多名机关人员、地方干部以及伤病战士被捕。这累累血海深仇深深地烙印在张体学和第五大队广大指战员的心坎上，这便是震惊一时的“夏家山事件”。

　　“夏家山事件”后，国民党顽军在五大队的主要活动区域黄冈三、四区捕杀革命群众200多名，并在这些地方实施移民并村、联保连坐、路口盘查等防御措施，同时悬赏通缉刘西尧、张体学、漆先庭、漆少川、文祥等五大队和黄冈中心县委负责人。一时，整个黄冈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1939年9月18日，第五大队分批突围到河南罗山彭新店同六大队胜利会合。10月，五、六大队转入鄂中之安（陆）应（山）边一带活动。随后，第五大队突围到罗（山）礼（山）边大小鸡笼山的部队与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二团队会合。张体学、罗厚福、王海山、程坦等研究决定成立临时支队，王海山任司令员，程坦兼政委，辖一团、二团、三团，继续向平汉路西转移。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极为关注“夏家山事件”，毛泽东于9月27日致电傅钟、叶剑英，嘱：“雪枫、先念及第五、六大队和鄂中武装等情形，去电问清楚即告。”

　　1940年1月3日，鄂东、鄂中和豫南地区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联合整编为以李先念为司令员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鄂东人民抗日武装五大队、六大队联合整编为豫鄂挺进纵队第一团队（1940年8月改称团），团长罗厚福，政委方正平。同时，成立鄂东游击总队，熊作芳任总队长（后何耀榜），程坦任政委。

　　1940年春，第一团队和鄂东游击总队，奉豫鄂挺进纵队司令部之命，越过平汉铁路东进鄂东，反击程汝怀，开辟鄂东根据地。通过对敌顽的战斗，依靠缴获的武器和动员青年参军等途径，一团不断扩充与发展。

　　二、扩武装组建独立团 抗敌寇东进鄂皖边

　　1940年3月，豫鄂挺进纵队以一团队两个中队及鄂东、安应地方武装一部组编鄂东独立团，并于5月挺进黄冈。6月中旬，又以独立团第二大队和黄冈游击大队一部为基础，合编为新的鄂东独立团。8月起，独立团转战鄂皖边，恢复和巩固了浠（水）蕲（春）边、蕲（春）广（济）边游击根据地，并粉碎了国民党顽军的“百日围剿”。1941年初，独立团改编为豫鄂挺进纵队第九团。3月，九团再次东进鄂皖边，并于4月首次沟通了与华东新四军部队的联系。自此，鄂皖边敌后抗战的局面初步打开。

　　1941年3月，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黄冈中心县委听到这个消息，便派易鹏、李阳德带县大队的一个中队前往（黄）陂（黄）安南与之会合，并将所带去的一个中队留在陂安南交与鄂东地委。鄂豫挺进纵队便将易鹏等带去的一个中队，同第一团队中抽出的三、八、九连，再加上鄂东游击总队的一部分武装，组建了鄂豫挺进纵队独立团（团长吴林焕、政委张体学、副团长熊桐柏），并且由这个团担负东进黄冈敌占区，与黄冈中心县委取得联系的任务（因此，这个团也被称作鄂东独立团）。5月，张体学奉命带独立团一个大队（营）来黄冈联系并筹款，因顽军大举进攻，东进陂安南的鄂豫挺进纵队第一团及独立团、鄂东地委机关等又被迫转移到平汉铁路以西的赵家棚，张体学及其所带的一个营，便被阻隔、滞留在黄冈。

　　1940年6月，鄂东地委组织部长刘西尧化装绕道武汉来到黄冈沿江根据地王家坊，传达中原局和鄂豫边区党委、鄂豫挺进纵队司令部关于组织东进鄂皖边，开辟和发展鄂皖边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任务。刘西尧经与张体学、文祥等研究决定，以张体学带来的那个营和黄冈县大队的两个中队为基础，再补充一些兵员，合编为新的鄂东独立团，团长官楚印（于到职途中牺牲，后由易元鳌继任），政委张体学，副团长熊桐柏。随后，原鄂豫挺进纵队独立团（亦有称之为老鄂东独立团）已编为挺进纵队第九团。

　　1940年8月8日，张体学、刘西尧率鄂东独立团东进鄂皖边。

　　为了开辟、创建鄂皖边根据地，还由黄冈中心县委先后抽出县区级干部钟子恕、黄维栋、王表、黄明清、林裕先（张干）、熊作师、李汉清、黄再兴等20多人，加上干部130多人，随军前往。

　　    鄂皖边系指鄂东与皖西相连接的地区。它包括鄂东的浠水、蕲春、黄梅、广济、英山和皖西的宿松、太湖等县。当时，这些县的县城、集镇，以及交通要道和要塞，除沿江少数为日伪占领外，大都为桂系顽军所把持，又有程汝怀所属鄂东反共地方武装，以及各县顽县政府自卫大队。面对敌顽夹击的严重局势，8月，鄂东独立团发挥了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他们过巴河、涉浠水，在浠（水）蕲（春）边的彭思桥还击了前来阻击的国民党蕲春县自卫大队，消灭其两个排。以后又攻打了浠蕲边的三角山三角寺。接着，在浠水、蕲春、广济（今武穴市），以及与蕲春连界的英山、安徽太湖等山区游击，并在各地留下了从黄冈带来的干部，帮助当地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建立武装便衣队。独立团还在广济青山岭击溃程汝怀部下王丹侯第十七纵队的一个大队。

　　1940年9月上旬，中共蕲（春）太（湖）英（山）边工作委员会在桐山冲成立，书记黄维栋。9月，鄂东独立团远距离奔袭王丹侯的司令部——广济十八堡。熊桐柏亲率尖兵冒充王的部队，突然冲进王丹侯司令部。王丹侯猝不及防，仅带少数卫兵，落荒而逃。独立团缴获新枪400多支，大大改善了自己的装备。

　　9至11月，又粉碎了鄂东反共顽固派集中了数千名兵力对鄂东独立团进行的所谓“三月围剿”，一直打到黄梅和安徽宿松，开辟了包括蕲春、黄梅、英山、浠水、宿松、太湖相连接的鄂皖边山区广阔游击根据地。以后，鄂东独立团又几次东进鄂皖边，发动群众，扩大各种抗日群众团体，筹建政权。在军事胜利鼓舞下，群众抗日热情高涨，踊跃参军参战，鄂皖边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到2000余人，组建了黄（梅）广（济）独立团等多个地方团队，为开辟广阔的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三、陂安南整编十四旅 开先锋挺进下江南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月2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1月25日，重建的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编部队的指示，其中转战在武汉外围敌后战场的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第五师由李先念任师长暂兼政治委员，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3月14日又任命刘少卿为参谋长，王翰为政治部副主任。4月5日新四军第五师组建完毕，下辖十三旅、十四旅、十五旅3个旅和第一、第二游击纵队。鄂东抗日武装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第十四旅，4月15日，第十四旅在陂安南的二房湾召开建军大会，李先念亲临大会祝贺，并宣布命令：第十四旅，旅长罗厚福(后吴林焕)，政治委员张体学，副旅长吴林焕（后熊作芳），政治部主任夏农苔。下辖三个团，第四十团以原五、六大队为基础组成的鄂豫挺进纵队一团队组成，团长黄宏伸，政治委员熊作芳,这个团一直随师部行动，未归十四旅建制，后编为五师特务团，另由蕲广边独立团升级替补为四十团；四十一团由黄冈县大队等黄冈地方武装合编而成，团长漆少川，政治委员罗通；四十二团，由鄂南独立团和原鄂豫挺进纵队九团（即老鄂东独立团）合编而成，团长熊桐柏，政治委员聂庆泰。

　　1941年9月，武汉周边的日军调动频繁，于9月至12月两度纠集重兵进犯长沙，并于10月进犯郑州。国民党五战区顽军乘日军进攻长沙、郑州之际，一方面派兵进攻皖东新四军第二师部队，另一方面又在鄂东、鄂皖边各地燃起反共战火。为保卫和加强武汉外围的东线抗日阵地，发展鄂皖边地区，策应皖东新四军部队的反顽斗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边区党委和五师师部于9月命张体学率十四旅四十二团先行东进鄂皖边。该团沿途打击日伪和顽军，稳定了浠蕲边和蕲太英边的局势。

　　1941年11月初，五师师部又命吴林焕率十四旅旅部和四十一团进入鄂皖边地区。两支部队会合后，分数路向皖西大别山腹地挺进。1942年1月，李先念亲率十三旅和特务旅等主力部队分数路进入蕲春，在浠蕲边交界的三角山与十四旅会合。不久皖东形势好转，五师各路部队陆续返回蕲、黄、广一带，继续打击日伪军，并帮助地方党组织开展根据地的建设工作。

　　此时，鄂东程汝怀部不顾五师的多次争取，甘受桂系顽军驱使充当反共先锋。程汝怀部保二旅及各县地方武装一再向鄂皖边各游击根据地进攻。五师根据新四军军部指示，决定予以坚决回击。五师特务旅一团、十四旅四十一团、四十二团于1942年1月19日发起了浠水战斗，2月10日发起了广济战斗，3月初发起了蕲春漕河战斗，共歼灭程汝怀部浠水、广济两县自卫队7个中队和保二旅主力第二团及顽军第二游击纵队1个支队。3月，十四旅在蕲、黄、广地区抗击桂军和程汝怀部9个团兵力的进攻。十三旅一部也挺进顽军后方分散游击，与十四旅相呼应。至4月，五师部队在鄂东地区共歼灭和瓦解顽军达3000余人，一举粉碎了国民党顽军在鄂东的反共高潮，并进一步发展了鄂皖边沿江敌后根据地，同时建立了新的山地抗日支撑点。

　　1942年1月22日，张体学在铺儿咀主持鄂皖边县团干部会议，研究鄂皖边1942年斗争形势与任务。会议进行中，李先念率部抵达铺儿咀，并出席会议。李先念向与会人员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久战的指示，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及鄂豫边区的战略地位，要求各地方负责同志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推进与扩大敌后游击战争，巩固与扩大根据地。会议决定成立蕲（黄）太（湖）英（山）边独立团，李壁东任团长。接着，张体学在黄梅古角镇召集群众大会和绅士座谈会，同时组织军民联欢，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极大地调动了民众的抗日热情。广大青年踊跃参军，鄂皖边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壮大。

　　进军鄂南，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依据抗战形势发展和全国抗战的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开辟鄂南敌后战场，从地域上既可隔江与鄂东黄冈、蕲春、黄梅、广济连成一片，又可东与皖东、赣北新四军第二师、第七师的根据地连接，改变第五师孤悬敌后的处境，形成自南线对武汉之敌的战略包围，达到实现新四军军部“控制长江下游的战略意图”，创建新四军向南发展的基地。

　　1942年6月，新四军五师参谋长兼鄂南指挥部指挥长刘少卿(化名江岳洪)，和新四军五师第十四旅旅长吴林焕、政委张体学率新四军第五师第十四旅部队从黄州长圻蓼渡江南进，开辟鄂南抗日根据地。8月10日，豫鄂边区党委经请示华中局批准，新四军第五师江南兵团指挥部成立，刘少卿兼任指挥长，杨学诚兼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发展鄂皖边及鄂南地区。同时，还决定建立第四、第五军分区，分别由刘少卿（兼）、张体学任司令员，杨学诚（兼）、刘西尧任政治委员。

　　张体学指挥第十四旅开辟和坚持鄂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实现了把鄂南建成一个独立战略单位的战略构思。这一抗日基地的建成，达到了扼控湘鄂赣咽喉，从南线对盘踞武汉之敌实行战略包围，并可由此南下湘粤，东进吴越，与皖南、苏南相连接的战略目的。还有力地牵制日军对浙赣线的进攻，对鄂豫边区粉碎空前严重的敌顽夹击，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新四军五师第十四旅实际是以原五、六大队为基本骨干，通过不断战斗滚雪球式的发展壮大的。由原五、六大队发展壮大的五师十四旅是创建鄂东和鄂皖边抗日根据地的中坚力量，抗日战争期间，它不仅一直战斗在鄂东，而且还是新四军五师挺进鄂南、发展赣北游击根据地，打通与新四军七师联系的开路先锋。

　　为了提高地方武装的独立作战能力，进一步加快根据地的发展，经中央军委批准，新四军五师在1942年春组建了3个军分区。鄂东划为第一军分区，以五师特务旅旅部为基础组建，司令员罗厚福（后何耀榜、熊作芳、吴诚忠），政委程坦（后周季方）。特务旅第一团同时改编为五师特务团。同年8月，五师师部以挺进江南的师特务团和十四旅大部为基础组建第四军分区（特务团于11月回归师部），司令员刘少卿（后熊作芳），政委杨学诚（后夏农苔）；以留在江北的十四旅一部为基础组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张体学，政委刘西尧。此后，十四旅建制正式撤销。

　　1943年6月，新四军五师又决定将四、五两个军分区合并改组为新的四军分区，司令员刘少卿（后张体学），政治委员刘西尧（后张体学）。此后，原新四军第五师第十四旅部队分别在五师特务团和五师第一、第四军分区的领导下，转战武汉外围，抗击、牵制了数十个日伪据点的日伪军，从东北对武汉实施战略包围，威胁、袭扰武汉日军至伪首都南京的长江航道，为夺取中原抗战的全面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至1944年底，新四军五师第一军分区和第四军分区部队总兵力已发展到7000余人，控制区域达7600多平方公里。

　　1944年6月，新四军五师第四军分区挺进十八团政委郑重率挺进十八团2个主力连先期从无为前往彭泽，建立中共彭泽大工委，郑重任书记。在五师第四军分区四十二团配合下，挺进十八团于1944年6月和8月分两批开赴彭泽，建立以彭泽为中心的赣北抗日游击根据地。这块根据地在鼎盛时期，西到鄱阳口，东边与中共皖中区委所辖的东流工委活动地域相连，东西长约100公里；跨长江以北的泊湖、大官湖，南至安徽南部的至德县，南北宽约50公里，辖区内人口达200余万。从此，新四军第五师与第七师之间有了经常性联系通道，为两师的战略配合起到重要作用。

　　1945年2月19日至23日，张体学率领新四军五师第十四旅四十团、四十一团，协同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向江南挺进途中，得到鄂豫边军民大力支持，进展非常顺利。南下大军主力从黄州与下巴河之间长圻蓼和蕲春与田家镇之间分别渡江成功，挺进鄂南。由于新四军五师地区“过去宣传八路军和广泛深入动员迎接南下支队，行军所至，军民甚为兴奋，行动甚为方便。”王首道在《忆南征》中热情地赞扬说：“张体学同志是新四军五师有名的开路先锋，是一位有为的青年将领，对长江沿岸的情况又很熟悉，由他率部协同行动，无疑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1945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湘鄂赣边区党委、行署、军区，以王首道为区党委书记，王震为军区司令，张体学为军区副司令，王首道为军区政委，聂洪钧为行署主任。

　　1945年8月12日，李先念致电王震、王首道、张体学，指示：“（一）转朱（德）总司令11日14时命令，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所有日军及伪军武装，应由距敌最近的部队全部将其收缴，保障投降人员生命。各部队首长得令后，立即进行接洽受降事宜，如敌伪军拒绝向我投降，则坚决消灭之。（二）各部队应根据该地实际情形进行接洽，严加警惕。”遵此指示精神，张体学率部一方面作受降工作，一方面等待接应王震、王首道等率部北返。到抗战胜利前，在鄂南的广大地区，除公路、铁路沿线外，已建立起“南北200余里，人口180余万”的湘鄂赣边区鄂南抗日根据地，胜利地完成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以为南北枢纽”的战略任务。

　　四、筑长城抗战奏凯歌 旌旗猎胜利大会师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鄂东广大军民用鲜血和生命筑起了一道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钢铁长城。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新四军五师十四旅部队和鄂东地方党组织，在坚持鄂东抗战中付出了重大代价，一批鄂东人民的优秀儿女，为抗击日寇，保卫边区，民族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

　　1941年10月中旬的一天，新四军五师十四旅四十二团团长熊桐柏率四十二团开进黄梅多云山一带。这时，黄梅孔垅镇日军一个中队50人到苦竹油铺街“扫荡”，熊桐柏当即决定在多云山设伏全歼，熊桐柏带头冲锋，战斗中，毙敌48人，俘敌1人，仅1人混在民夫队伍里逃跑。就在胜利时刻，一颗冷弹打来，英雄团长熊桐柏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1945年3月，在开辟赣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挺进十八团付出了惨重代价，挺进十八团政委、彭泽大工委书记郑重壮烈牺牲。3月17日晚，郑重率领挺进十八团在宿松湖区王家墩与国民党顽军的激烈战斗中，不幸被敌冷枪击中，牺牲在抗战胜利前夕。中共蕲黄广边县县委书记赵辛初得知郑重牺牲的消息后，饮泪感赋《哭郑重》，发表在鄂豫边区《七七报》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至此，新四军五师第一军分区和鄂南军分区（原第四军分区改编）控制区域已建立了13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根据地总人口达260万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新四军第五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建立野战军，文建武为五师野战军司令员，任质斌任政治委员，野战军下辖十三旅、十四旅、十五旅3个正规旅共一万六千人。同时，组成鄂东、江汉两个区党委和两个军区，每个军区下辖一个独立旅。鄂东区党委由聂洪钧代理书记，鄂东军区包括鄂南、鄂皖边及原一军分区地区，由张体学代理司令员，聂洪钧兼代政洽委员，原新四军五师第十四旅骨干部队第一军分区和鄂南军分区所属各部队等鄂东人民武装在陂安南庙咀湾整编为中原军区鄂东独立第二旅。旅长吴诚忠、政委张体学、副旅长何耀榜、副政委熊作芳、参谋长李继开、政治部主任余潜、供给部部长马友才。下辖四、五、六团3个团和干部大队。全旅共约6000人。五师特务团则改编为中原军区第二纵队十四旅四十团（1946年3月又改编为第一纵队第一旅第三团）。鄂东独二旅的组建，使新四军鄂东部队由以游击兵团为主体的抗日人民武装力量，迅速转变为一支以正规兵团为主体的反内战战略力量。为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完成党中央赋予的战略坚持重任奠定了基础。

　　解放战争初期，鄂东独二旅通过智演“空城计”、成功掩护中原局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突围转移艰巨任务后，于 1946 年 7 月突破重围抵达皖西冶溪河地区。根据中共中央战略部署，留在大别山区坚持游击战争，在鄂皖边区建立根据地。鄂东独二旅以六千兵力牵制国民党军五万余人，历经较大战斗34次，毙伤俘敌2000人，保存了革命力量，有效策应了全国战场部署。独二旅6千多英雄健儿以及各支游击队和各级党组织，在举世闻名的中原突围战役和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中，以人民军队的坚强党性、全局观念，大无畏革命牺牲精神，出色完成了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赋予的战略重任，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部气壮山河的革命史诗。至1947年八九月间，鄂东独二旅这支英雄部队所保存下来的各支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等精华骨干1500人与挺进大别山的刘邓野战军胜利会师，直接投入了战略进攻和大别山根据地创建的行列中，汇入了我军战略进攻的滚滚洪流，为恢复发展大别山解放区提供重要战略支撑。为全国解放战争战略全局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为新中国的诞生又建立了新的功勋。其战略支点作用在党史军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作者：吴舞旌，现任黄冈市红色文化研究会、黄冈市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