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在鄂中的一段难忘岁月

　　抗日战争初期，鄂中地区在陶铸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培训了大批党的骨干力量，把革命的火种播到湖北省各地区。在短短的两年里，创建了鄂中抗日战争武装力量和游击根据地，沉重地打击了日寇在鄂中的侵略军，为新四军五师南下打下了基础，作出了贡献。　

　　培养抗日骨干力量 1937年，国共再次合作。陶铸出狱后，即被党派到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担任常委兼宣传部长。

　　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形成，中国共产党准备利用湖北省合作委员会等机构训练几批合作指导员深入农村，宣传动员和组织民众抗战，训练地点设在湖北省应城县的汤池。经董必武和周恩来研究决定，派陶铸以共产党公开身份领导训练班的工作。

　　1937年12月22日，训练班第一期开学。主要学习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党课、游击战争战略和战术。此外还有军事演习。除课堂分组讨论和军事演习外，还要到农民家里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帮助农民劳动，深受农民的欢迎和称赞。

　　第一期仅仅训练一个多月就结束了，接着办第二期。各地要来汤池训练班的青年学生越来越多，很快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康泽调派别动队到皂市监视、收集情报。甚至连蒋介石也出面干涉，他找王明质询：“汤池训练班这样搞，影响统一战线”，“你们怎么在这里办起红军大学和抗大来了？”

　　王明也附和蒋介石的责难，指责：“陶铸太左了。汤池合作人员训练班不要讲党的建设、游击战争、马列主义，只讲合作社就行了。”“妨碍统一战线，就不要再办了。”“国民党出钱，要贷款就给贷款，为什么搞游击战争？”王明于1938年3月在长江局扩大会议上说：“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质上是要放弃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的右倾投降主义。

　　董必武和陶铸不同意王明的意见，坚持讲党的建设、马列主义、游击战争。从1937年底至1938年5月，训练班共办了四期（第一、二、三期办在汤池，第四期办在武昌），先后培训了300多名知识青年干部，均以合作指导员的名义分配在应城、京山、钟祥、天门、汉川、云梦、安陆、荆门等县，以及鄂西、鄂北、鄂南、鄂东地区。这几批革命火种撒到湖北省各地，在党的领导下与抗日民族先锋队、假期回乡知识青年及各县知识青年、各地进步人士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徐州失守后，党中央明确指示长江局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游击队和游击区。”周恩来和董必武将中央这一指示传达后，董必武又指示：“汤池训练班还须办下去。”陶铸坚决拥护和执行了党中央这一指示，他坚定地说：“汤池训练班不能在汤池办，就换个地方办；训练班遭到反对，就改为‘临时学校’；不能公开办，就秘密办，唯内容不变——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培养党游击战争骨干力量，武装民众，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

　　在陶铸的组织和领导下，训练班排除和抵制了来自国民党顽固派和王明右倾错误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又办了两期汤池临时学校，招收鄂中地区知识青年，为本地区开展抗日战争工作培养地方干部，把抗日的烽火越烧越旺。 　　

　　不断壮大革命队伍 1938年10月，武汉和鄂中相继沦陷，日寇铁蹄深入，国民党军队溃退撤离，人心极为惶恐。陶铸从沙市转道宜昌，回到鄂中京山县丁家冲与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会合。陶铸到丁家冲时，仅有蔡松云（斯烈）带了8条枪和10多个人，人少力单。陶铸立即着手组织和扩大抗日武装力量的工作：他委派蔡松云为队长、陈秀山为政治指导员；指示鲁尔英把武汉沦陷前通过董必武托人在香港买回的两打驳壳枪及一些长枪从湖区立即带上山来；集中了黄定陆的京山独立队；另外还将经过党派汪心一改造的郭仁太的队伍，以及经沈少华（德纯）、徐休祥（觉非）进行统战工作而稳定下来的国民党应城县政府保安大队李又唐的队伍，都先后集中在丁家冲、李家冲、猴子凹一带。陶铸又发动干部和群众收集国民党逃兵所遗弃的枪支弹药，来武装我们的队伍。因此，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人和枪多起来，至11月间，各路队伍集中达500余人。

　　在鄂中党委的领导和组织下，成批男女青年纷纷来到丁家冲，要求参加抗日队伍。党委决定由杨学诚主持地方工作，建立县、区组织，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并派沈少华、安琳生（余秉西）与应城县矿区资本家搞好统战关系，团结他们共同抗战，贯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方针，并进行筹粮活动，保证了部队扩充后的给养供应。在党的领导和陶铸直接指挥下，鄂中抗日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大大鼓舞了人心。

　　随着鄂中抗日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相应的问题也多了。一则因为部队刚组织起来不久，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更没有实战经验；二则因日寇野蛮凶恶，经常进行扫荡和骚扰，更加以阴历年关已近，许多战士是当地人，家乡观念重而想家。1939年春节前，日寇连续对丁家冲、熊家滩一带进行“扫荡”。在与日寇反“扫荡”战斗中，我方特务大队损失很大，大队长鲁尔英英勇牺牲，蔡松云的挺进大队受到部分损失。面对着这样的挫折和严峻的考验，有的同志灰心丧气，而陶铸则意志更加坚定。他斩钉截铁地对大家说；“目前工作的艰苦和环境的险恶，更能锻炼我们的意志。要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把坏事变成好事，‘失败者成功之母’，我们要继续战斗下去！消极思想、畏难情绪等等都是错误的。…‘我们在困难中，要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这是我们坚持长期抗战，坚信最后胜利所必须发扬的民族精神！”

　　当时虽然寒风凛冽，但干部和战士无不被陶涛热情洋溢、铿锵有力的话语和对党对人民的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革命精神所感染。全体干部和战士一致表示决心：“我们坚决战斗到底，义无反顾！”大家情绪激昂，气吞山河。

　　在天寒地冻的深夜里，陶铸还不肯休息，艰苦的战争环境与工作紧张劳累，他的肺病发作，咯血，发高烧，仍坚持与干部、战士亲切谈心，做工作，考虑重大问题，关心群众生活。他1939年在大洪山打游击时所写的气壮山河的《七绝》诗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艰苦斗争的情景，抒发了他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的伟大胸怀。

　　寇深日亟已无家，

　　策马洪山蹈日斜。

　　风自寒人人自瘦，

　　拼将赤血灌春花。

　　陶铸这首革命诗篇，鼓舞了大家的斗志，至今仍传为美谈。 　　

　　击毙日本皇族亲王 陶铸身负重任，在艰苦恶劣环境中，仍始终抱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科学的态度，把整个抗战形势和鄂中敌、我、友的情况分析得很透彻，并运用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思想来指挥战斗。

　　他指出：“我们要打主动仗，不能打被动仗，老是挨打不行。我们要打出去，既有分散，又有集中，活动范围扩大一些，打了就走，神出鬼没，让敌人无法摸到我们的底。这样，我们就主动了，就活动了……”

　　1939年初，党中央已察觉到国民党顽固派会有反共逆流出现，特派李威（先念）、马致远（刘子厚）、娄光琦等南下至长岗店鄂北专员公署与石毓灵交涉南下打游击的事宜，以便增强鄂中抗日游击战争的力量，顶住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反革命逆流。

　　3月9日，陶铸按照所订的计划，就地组织了公安砦伏击战斗。陶铸事先得知情报，有五六十名日寇押送一支几十条船的运输队，由应城县沿富水向京山宋河运输物资，据闻船上还有一些军火。当日寇运输船队在京山、应城交界的公安砦下游周家河宿营的那晚，陶铸在丁家冲附近的一个祠堂里，召开了战前动员会，说明了这次伏击战斗的目的：“第一、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扩大政治影响，更好发动群众，给害了恐日病的国民党军队一付清醒剂。第二、可以锻炼部队。第三、搞一些敌人的军火和物资。要决心打好这一伏击战。”当即宣布蔡松云、黄定陆为正副指挥。

　　陶铸亲自参加达次战斗，也是这次伏击战斗的总领导人。接着蔡松云作了战斗的具体布置，伏击战场选择在公安砦上，居高临下。50多个战士的队伍，带了20多支手枪，20多支长枪，一挺轻机关枪，分为三个班组布置在三个据点上，陶铸、蔡松云、黄定陆居中指挥战斗。战斗布置完毕，连夜向公安砦迸发，在拂晓前两点钟到达战斗地点，当即封锁消息，各班组按部署进入阵地。

　　当敌船进入伏击有效射程时，战斗立即同时开始。指战员英勇奋战，机枪、步枪、手枪同时射击，手榴弹在敌船上爆炸，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有的中弹落水，有的死伤在船上，有的慌忙藏在船的甲板下，有的敌人跳入水中向对岸鼠窜。当时，蔡松云率领部分战士涉河追击敌寇，非常英勇。这时，后面船上的敌人，惊魂稍定，开始组织反攻，当即遭到我游击队勇猛狙击，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又把敌人压了下去。这时，发现宋河方向有敌人骑兵前来增援，陶铸当机立断，命令部队撤出战斗，主动转移，凯旋而归。

　　这一伏击战，毙伤敌军20余人，缴获“三八”式步枪两支和一部分劳军物资（船上并无军火）。在击毙的敌人中，有日本皇族亲王一人，是劳军团的团长。宋河至应城一带敌人，还为他戴孝三天，并用飞机将其尸体运回东京。像这样主动进攻敌人的战斗，当时在湖北省内日寇的占领区还是第一次。经过这一战斗，部队受到了很大的实战锻炼，更激发了指战员的战斗意志。京山、应城两县人民闻此捷讯，欢欣鼓舞，有力地推动了当时鄂中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　 

　　险遭不测 　　抗日游击队取得的胜利，震动了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在日寇加强鄂中侵略武装力量，进行反复“扫荡”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由实行“溶共”、“限共”转向“防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抗日游击队又处于艰难险恶环境中。陶铸为了鼓舞士气，战胜重重困难险恶，于1939年4月16日用石达开的两句诗：“何如著作千秋业？宇宙长留一瓣香”来激励指战员，继续战斗。

　　1939年5月间，国民党顽固派下令撤销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致使刚刚诞生不久的抗日民主政权就此夭折。不久，鄂北专员石毓灵又以召开县长联席会议为名，邀约陶铸和孙耀华去长岗店开县长联席会议。他俩刚入专员公署的大门，就被强行收缴了跟随警卫员的手枪，并被关押在一间黑暗、阴湿的小房子里。

　　在此紧张严重的时刻，陶铸以无产阶级革命家临危不惧、威武不屈、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对孙耀华说：“国民党顽固派如此倒行逆施，决没有好下场。我们要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他又慷慨激昂地说：“我们这些人有什么可怕的？战争、日寇、国民党监狱都没有把我们折磨死，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还要为共产主义干到死！”

　　翌日上午，石毓灵找陶铸谈话，企图劝他不要打游击，以免引来日寇攻击，使这位专员的位置坐不稳。而陶铸却大义凛然，义正辞严，当着石毓灵的面揭露和痛斥说：“你们这些民族败类，每日花天酒地，荒淫无耻，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却对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进行百般的阻扰和破坏，真是民族的败类！人民的罪人！你们的日子决不会久长的！”

　　石毓灵狼狈不堪，无可奈何，乃下令用武装驱逐陶铸出境。陶铸又转到鄂中，继续领导和指挥应城游击武装力量与敌、伪、顽作坚决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