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湖北

　　张 帆

　　回首20世纪历史发展的几个关键时刻，荆楚大地都出现过邓小平的身影。在小平同志110周年诞辰之际，让我们再次去寻觅和感悟这位世纪伟人留在莽莽荆土的坚实足迹-----

　　初 到 江 城

　　1927年的武汉，在历史上是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一年。作为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中心，它经历了激情和辉煌，也品尝了惨痛与悲壮。就在这一年的6月底，23岁的邓小平第一次踏上这块热土。

　　那时，他叫邓希贤，是一位已有5年职业革命家经历的共产党人。半年前，他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被派到冯玉祥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担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组织的书记。当时正值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高潮时期，这所学校形式上隶属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实际上由共产党领导和掌握。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全国风云突变，一度参加革命、倾向进步的冯玉祥倒向了蒋介石。不久，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的共产党人被“礼送出境”，已升任政治部主任的邓希贤提前离开西安，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

　　此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已濒临失败的边缘。作为革命中心的江城，到外逆流汹涌，杀机暗伏。

　　邓希贤在汉口找到中共中央机关，被任命为中央秘书。他的主要工作有三项，一是管理中央文件及交通、机要等项事务，二是在中央重要会议上担任记录，三是起草一些一般性文件。

　　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党的工作逐步由公开转入秘密。为适应秘密工作的需要，邓希贤在武汉改名邓小平。一个后来为全中国、全世界所熟悉的名字就这样诞生在江城！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停职。

　　在中共中央改组后的第三天，汪精卫公开分共。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江城，笼罩全国。

　　中共中央临时常委迅即决定实行武装反抗，一部分人前往南昌组织武装起义，一部分人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

　　8月1日，由周恩来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8月7日，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的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召开。

　　作为中央秘书，邓小平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做了大量筹备工作。他和有关人员一起选择确定了会议地点。他们选中的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是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问题顾问洛卓莫夫的住所。这是一幢西式两层小楼，前临宁静的街道，后通深僻的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屋凉台相通，一但发生紧急情况，比较容易撤离。

　　8月的武汉，就是一座“火炉”。8月3日晚，邓小平提前4天进入会场，为同志们安排食宿。他和房子的女主人一起为代表们准备了面包和稀饭。为防止中暑，还为每个人准备了一包人丹。

　　他和先到的同志开始布置会场，会场设在二楼的后厅。搬来一张条桌算是主席台，又找来一二十个凳子，就把个房间挤满了。

　　然后，便是焦灼的等待。困了，在地板上打个盹；饿了，倒杯开水吃几口面包。开会的人终于到齐了。邓小平见到一位蓄齐耳长发、操湖南口音的高个子中年人，他就是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

　　这是邓小平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

　　在一天一夜的会议中，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发言尤感兴趣。毛泽东的发言不紧不慢：“……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听到这里，邓小平会心地点点头，嘴角漾起笑纹。

　　这次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后来的历史学家公认，这次会议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八七会议圆满结束。邓小平在送走所有出席者后，最后一个离开会场。不久，他随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到上海。1927年底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

　　时间过去了整整53年。1980年7月15日，邓小平再次来到这幢记忆中的小楼，重访八七会议会址。

　　这天，八七会址纪会馆的同志们一大早就接到电话通知，说是有一位中央首长要来参观，他们早早地在门口迎候。9点35分，一辆普通面包车在会址门前悄然停下。人们惊喜地看到，从车上走下来的中央首长竟是76岁的邓小平。

　　53年过去了，房子仍是那座西式小楼，楼梯仍是直道式楼梯。邓小平一进门就径直走到楼梯口，健步登上29级阶梯，走进当年的会场。

　　会场是按当年陈设复原的，但究竟符不符合原貌，纪念馆的同志们心里也不是很有把握，大家盼望借此机会请邓小平指点指点。

　　邓小平一边看一边回忆着当年的情景，并回答着工作人员提出的问题。

　　“邓副主席，这是会场。您看当年是不是这样？”工作人员满怀期待地问道。

　　“记不清楚了，基本上是的。” 邓小平说着又环视了一下整个房间，然后指着那些摆放得整整齐齐的桌子、凳子说：“当时没有这么规矩。”

　　工作人员又问：“我们按照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党史陈列，在这里写的您的职务是党中央秘书。是这样吗？”

　　邓小平说：“那个时候党中央的秘书是政治秘书。”

　　“有人说您当时是党中央秘书长？”工作人员继续问。

　　邓小平非常认真地说：“那时，我不是党中央秘书长，二七年底我才是党中央秘书长，这个时候我是秘书。”

　　在场的同志们都为邓小平这种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所感动。人们不禁又想起了他对八七会址纪念馆的筹建工作给予的巨大支持和一系列重要指示。

　　那是1971年6月，武汉市组成专题资料组，重新启动因“文革”影响停顿了整整5年的八七会址纪念馆筹建工作。

　　资料组的同志们采访了李维汉、陆定一，同时也很自然地想到了邓小平。

　　1972年9月22日，邓小平在南昌市郊一所军校的简陋平房里，写下了一篇关于八七会议的回忆材料，随后寄给中央办公厅政治部。他在这篇回忆材料中写道：“关于党的八七会议，当时我是党中央秘书，是参加了的。会议情形，事隔多年，很模糊了……我记得这次会议，是在汉口德租界一个俄国人家里举行的，会址是一栋单独洋房，是在楼上开的……”

　　1978年3月25日，邓小平委托他的胞弟、时任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的邓垦，向到北京征集资料的同志转达了他对“八七”会议的回忆材料和对恢复八七会址的意见。

　　邓小平赞同并肯定了李维汉关于会场摆设的意见。他说：搞这个纪念馆，就是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着重宣传会议通过了什么决议，完成了什么历史任务，起了什么重要作用，主要在政治上、历史资料上下功夫。至于会场怎么摆，大体上是那个情形就行了……要体现当时艰苦奋斗的精神。

　　1980年5月20日，邓小平又亲笔题写“八七会议会址”六个大字送给纪念馆。纪念馆的同志们随即将它制成镏金大字，悬挂在纪念馆门楣正中。

　　今天，邓小平重访八七会址，更使大家激动不已。

　　看过会场，邓小平来到楼下陈列室。望着陈列的一张张与会者照片，他感慨地说：“都是年轻人！”说完笑了起来。接着，又指着陆定一的照片说：“陆定一那时21岁，他比我小两岁。”

　　半个小时的视察结束了。邓小平高兴地和纪念馆工作人员合影留念，并热情地和大家一一握手道别，连声说：“劳神！劳神！”

　　这时，会址门前已挤满闻讯赶来的群众。邓小平刚走出大门，门前就响起了一片掌声。邓小平向四周的群众招手致意，在热烈的掌声中登上了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