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抗战初期在武汉

　　陈芳国

　　1937年12月18日，周恩来来到武汉。
　　在穷乡僻壤苦斗了10年的共产党人，又一次出现在这华中地区的最大城市。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将从过去长期被封锁和隔绝的狭小范围里走出来，走向全国。
　　在刀光血影中窒息10年之久的武汉，渐渐恢复了它在北伐时期的生气。抗日救亡洪波涌动，巍巍江城雄风再起。
　　江城有幸。龟蛇两岸，又一次留下了周恩来光辉的足迹。

　　周恩来此次来汉的公开身份是中共代表团负责人，他和主要对手蒋介石，已做了十多年的朋友和敌人
　　10年前周恩来离开武汉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他奉命乘船去九江转南昌，组织了那次震惊中外的武装暴动．
　　10年后他回来了。此时正值寇深祸亟，国共两党已抛嫌释怨共赴国难。周恩来和王明、博古、项英、董必武、叶剑英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将在这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继续同国民党就两党关系、团结抗战的有关事宜进行会商，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救亡运动的发展。
　　江城武汉敞开博大的胸怀，接纳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握手。
　　12月21日晚，周恩来、王明、博古同蒋介石会谈。这很可能是王明第一次晤见蒋介石，而周恩来和蒋介石已做了十多年的朋友或敌人。
　　周恩来首先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决定共同纲领、出版《新华日报》、协助政府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等一系列建议作了具体说明。王明、博古谈了对国共两党关系、陕甘宁边区等问题的意见。蒋介石听后当即表示：三位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彼所想的亦不过如此。随后双方就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达成了协议，中共方面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参加，国民党方面由陈立夫、康泽、刘健群、张冲参加。
　　12月26日，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刘健群起草两党共同纲领。
　　12月30日，中共代表团与长江局的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抗日救国共同纲领草案。
　　中国共产党对共同纲领一事十分重视，毛泽东当时说过：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这个统一战线的行动方针，同时也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的一种约束，它象一条绳索，把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一切加入统一战线的团体和个人都紧紧地约束起来。这才能说得上坚固的团结。
　　但国民党不愿有这样一条绳索把自己约束起来。对共同的政治纲领和合作的组织形式这些主要问题，国民党领导人并无诚意解决。所以尽管双方代表对共同纲领又进行过几次磋商，国民党方面却始终没有拿出正式意见，两党关系委员会形同虚设。但是，制订共同纲领的谈判，推动了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的出台。国民党想单独举起这一面旗帜，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对这一纲领采取了赞助与拥护的态度。
　　关于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曾考虑可以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像大革命时期那样，国民党改为民族革命联盟，其他党加入进去（各保持其独立性），实行党内合作。第二种，建立共同委员会，拥蒋介石为最高领袖，实现党外联盟，党外合作。第三种，现在这种形式，遇事协商。这第三种形式只是“临时办法”。
　　蒋介石拒绝了前两种形式。在国民党看来，共产党是“孙猴子”，实行第一种形式，会钻进来搞党中党，不能同意。第二种形式，他们又觉得是两党平分政权，国民党已经52岁，共产党才17岁，不能平等。于是剩下的就只有第三种了。这种遇事协商，随时约见的办法，主要是在周恩来和蒋介石之间进行的．
　　1938年初，国民党通过武汉《扫荡报》等报刊，发起了一场引人注目的“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宣传运动，鼓吹“今天国民党外的一切党派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2月6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决定起草向国民党建议书，指出国民党要取消各党派限制信仰的错误。2月10日，周恩来就此会见蒋介石、陈立夫。
　　蒋介石表示：并不限制各方对主义的信仰，对各党派也无意取消或不允许其存在，唯愿溶成一体。
　　周恩来明确回答：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取消，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
　　蒋介石认为对此可以研究，并说《扫荡报》的言论不能代表国民党和他个人的意见。陈立夫补充说：蒋总裁已批评了《扫荡报》，要各报以后不再刊登这类文章。
　　在10个多月的时间里，周恩来和蒋介石就承认并扩大陕甘宁边区、补充并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国民党虽然愿意合作抗日，但又十分害怕中共力量的增长和势力范围的扩大，因而谈判进行得相当艰难。除为八路军争取了部分军饷军需外，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通过这种形式，向国民党转达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认识、分析及工作方针，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意见和要求，及时了解掌握并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国民党的思想、策略和动态，进行了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扩大民主成果的工作，帮助蒋介石坚定长期抗战的思想，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