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一次发怒改变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

陈立旭

　　中国农村长期缺医少药使毛泽东极为不满。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终于使他在1965年发怒。可能连毛泽东本人也没有想到，他的这次发怒，改变了中国农村长期缺医少药的状况。
　　

毛泽东发怒作出“六二六”指示

　　旧中国的农村，缺医少药。农民生病也治不起，只是挺着，小病能挺过去，得了大病，只能等死。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农村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也曾采取多种具体措施去解决。但当时中国经过正规培训的医生很少，政府很难一朝一夕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认为，中医需要器械不多，行动灵活方便，中药也不贵，农民抓得起中药，因此发展中医，对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有利。1958年他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但是，培养大批中医，需要时间，而且这些学成的中医大多也是留在城市的医院中工作，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中央于是转而探索另一个解决方式——派城市的医生组成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毛泽东曾多次指示城市中的医院要组织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指示，1965 年之前国家还陆续出台了许多方案，要求各级医院临时组建下乡巡诊的医疗队去农村为农民治病。1965年1月，毛泽东和中央又批转了卫生部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基层的报告。很多医疗专家纷纷响应，像著名的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都加入其中，深入农村送医。到1965年上半年，全国城市共组织了2800名医生下农村巡诊。
　　但由于医疗队人数有限，每次下乡，只能走两三个乡镇，且医疗队下乡只能轻装，不可能带稍微大一点的医疗器械，也不可能配齐各专科人员，无法达到有效地为农民医治疾病的目的。此外，医疗队长期下乡，各级医院要打乱日常工作来安排人员，农村要为安排医疗队的食宿而费脑筋。因此，许多地方组织医疗队下乡没有长期坚持，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仍然存在。
　　对此，毛泽东极为不满。毛泽东内心积压的火气，终于在1965年6月26日爆发了。这一天，毛泽东按照中央办公厅的安排，听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钱信忠在作了卫生部工作的一般性汇报后，讲到了全国医务人员分布情况和医疗经费使用的占比：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9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毛泽东听到这组数字，发怒了。他面容严肃地站起身来，严厉地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毛泽东发怒后，卫生部立即研究贯彻毛泽东指示的办法。由于毛泽东这次发怒中作出的指示是在6月26日，因此卫生部把毛泽东在这一天的指示称为“六二六指示”。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再次召见卫生部长钱信忠等人，讨论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事情。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重点谈了改善农民医疗条件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总构想。毛泽东说：“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5亿多农民。”毛泽东接着说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3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毛泽东在作出“六二六”指示时，并没有谈到“赤脚医生”这个词。但他的指示中有一条——要有一大批农村养得起的医生在农村给农民看病。毛泽东还划定了培养这样的医生的两个条件：一是高小毕业生，二是学3年医学。这些只是毛泽东当时的一个基本构想，在他的头脑中，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清晰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在执行毛泽东指示中，大体是按照毛泽东所说的条件做的，但做法不一，模式不同，培养的乡村医生名称也不同。但不管怎样，普及农村医疗卫生的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了。在全国各县普遍建立人民医院的基础上，国家开始大力扶持有条件的公社迅速建立卫生院，同时卫生部着手组织对农村有一些文化的青年进行医学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