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1938年在武汉

　　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启
　　七月九日

　　这封由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署名的公函在献金台宣读后，激起了现场民众热烈的掌声。接着，李克农又将他自己和叶剑英、钱之光、李涛、边章五当月的薪资（每人5元）献出。中共代表团和武汉办事处的其他同志也纷纷献金，深受广大民众的好评。
　　7月24日，武汉隆重举行拥护国际援华制日运动大会，叶剑英同董必武、罗炳辉作为八路军的代表参加大会。会后，叶剑英还同武汉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了武汉五万民众的大游行。8月12日，武汉各界慰劳抗日将土委员会发起征求30万封慰问信（慰问袋）活动，以鼓舞前线抗日官兵。叶剑英、罗炳辉和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积极响应，人人动手，撰写书信，慰问前线的抗日官兵，并鼓励他们勇敢战斗，为保卫祖国，保卫民族，保卫和平，将日寇驱逐出中国。
　　通过以上这些活动，对于激发民众和抗日军队官兵的抗战热情，坚定其抗日必胜的信心，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热情接待华侨代表和国际友好人士
　　华侨素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抗战期间，海外华侨闻讯祖国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起来竭尽所能，慷慨捐赠，从财力、物力、人力方面支援祖国抗战。当年海外华侨就支援了八路军许多的捐款和物资，也派了代表回国慰问八路军。在武汉期间，叶剑英就曾经代表八路军亲切地接见和热情地接待过华侨代表。1938年8月5日，越南侨胞代表杨奇峰、吕璧辉、陈哲夫，代表越南几十万侨胞到武汉办事处向八路军慰劳献旗。叶剑英和董必武亲切会见了这三位越南侨胞代表。会见中，叶剑英、董必武向他们“概述八路军抗战经过，和最近在华北敌人后方发展广泛的游击战，配合着正规军抗战”的情况，并代表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全体战土致谢意。叶剑英说：“八路军全体战士将与全国军队和人民一道，以自己的头颅和鲜血，换取国家的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来报答侨胞的盛意。”8月10日，美国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向八路军捐送两辆“雪弗兰牌”救护车。车身上写着“献给八路军忠勇守土将士”几个鲜艳大字，十分醒目。叶剑英和李克农、钱之光代表八路军接受了侨胞捐赠的这一珍贵的礼物。这两辆救护车是由西南运输公司代运抵达武汉的。据将该救护车开来武汉的司机说：他是第一次驾驶这种汽车，因为它不但是1938年最新的'雪弗兰造'，也是第一次驾驶救护车，虽然他还没有上前线去驾救护车，尤其是远自美国纽约侨胞们捐赠我最英勇抗战的国军救护车，更是破题儿第一遭。所以他在由九龙到汉口的长途中没有一秒钟不是用最兴奋而又最细心的精神来驾驶着，深怕弄坏了一点，致有负侨胞的盛意……。叶剑英高度肯定了侨胞的爱国热情，并代表八路军向纽约侨胞深表谢意。叶剑英说，在美国纽约经营衣业的侨胞很不容易，以他们的财力而能捐集几千美金来购车，“是出了他们所能出的‘钱'来援助救国事业的”，难能可贵，值得赞赏。随后，叶剑英绕救护车巡视一周，并在车前留影。
　　鉴于华侨踊跃捐赠支援祖国抗战的感人事例，同时为了答谢海外华侨对八路军的援助，1938年8月27日，周恩来、叶剑英、廖承志、潘汉年联名致电新加坡各华侨团体，表示衷心感谢。电文称：“诸侨胞忠诚爱国，累寄款项援助，不仅同人等万分钦佩，益使我前线英勇将士为之感奋。”
　　除了华侨慷慨解囊、踊跃捐赠之外，许多国际友好人士也不远千里前来中国帮助抗战。叶剑英在汉期间，曾与长江局的其他负责人多次会见和接待来华帮助抗战的国际友人，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介绍八路军英勇抗战的事迹。同时，还利用与外国驻华使节交往的机会，出席各种社交场合，开展国际宣传活动。1938年3月，中苏文化协会理事会在武汉成立。苏联驻华大使卢干滋担任名誉会长，叶剑英与董必武、郭沫若担任会长。他们共同决定整理抗战史送给苏联以扩大宜传。叶剑英与周思来还热情会见了来自荷兰的著名电影艺术家、摄影师尤里斯·伊文斯和他所率领的摄影小组，并派人协助伊文斯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武汉街头拍摄了一批抗战活动的珍贵照片，向外界宜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1938年9月30日，由队长爱德华及医生柯棣华、巴苏华、木克华、卓克华5人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抵达武汉，叶剑英和凯丰（何克全）、董必武、王炳南等在武汉四川饭店举行晚餐会，欢迎印度援华医疗队的队员。10月1日，叶剑英又在武汉办事处和印度援华医疗队队员们一起吃午饭。席间，叶剑英代表八路军感谢援华医疗队，并高度赞扬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的支持。此外，叶剑英还同周恩来、秦邦宪分别会见国际友人斯诺、艾黎、斯特朗、马海德、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同他们亲切交谈，宣传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并感谢他们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五）对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新四军的改编倾注了心血，做了大量的工作
　　叶剑英在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工作时，已经为新四军的创建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他从南京撤退刚刚抵达武汉的时候，正值新四军筹建军部的紧张时刻。叶剑英行装甫卸，又积极参与了筹建新四军军部的谋划工作。1937年12月下旬，叶剑英同周恩来、董必武、项英、叶挺等就曾在武汉多次商谈筹建新四军军部等问题。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新四军军部于12月25日在汉口成立。这期间，叶剑英常到新四军军部和叶挺家中，与叶挺交谈抗战形势和任务等问题。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迁往南昌，在武汉设立办事处，由钱之光兼任处长。
　　南京失陷以后，中共中央指示活动于鄂豫皖地区的红二十八军应迅即挺进敌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建立政后抗日根据地。受党中央的委托，叶剑英同周恩来、董必武会见了红二十八军负责人高敬亭、郑位三、郭述申等，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商定将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同时要求第四支队从湖北黄安七里坪、河南确山竹沟向东挺进抗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鉴于高敬亭因第四支队政治部人选未解决迟滞了东进日期，1938年1月，叶剑英奉命曾亲赴湖北黄安七里坪，了解有关部队改编和挺进敌后抗日的准备情况。在七里坪，叶剑英同高敬亭作了几次长谈，再次向高敬亭详细说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分析了皖东、淮南地区的抗日形势，具体部署了东进抗日的作战意图和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及战略意义。在叶剑英的具体帮助下，3月1日高敬亭率部从七里坪出发，于3月中旬到达指定区域，在舒（城）、桐（城）、庐（江）、巢（县）、无（为）地区，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在武汉期间，叶剑英还分别到过中共湖北省委在黄安七里坪主办的游击战争训练班、国民党在武昌珞珈山主办的短训班、冯玉祥在武昌的手枪营，主讲《论持久战》和游击战术的课程，对官兵和青年学生们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教育。
　　徐州失守后，中共中央于1938年5月22日指示长江局：要“动员平汉、陇海两铁路线上所有中心城市的大批学生、工人、革命分子到乡村中去，组织和领导群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建立游击区”，特别是要“大批动员住在武汉的鄂豫皖三省学生、失业工人、革命分子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领导保卫家乡与反抗暴政的游击战争。”5月底，周恩来、叶剑英在武汉办事处向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传达了中央的这一指示精神。河南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动员了一万多城市工人、学生、革命分子回乡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伍，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六）向国民党政府联络和领取军饷及军用物资，并将其分配情况报告延安中共中央
　　根据国共两党协议，改编后的八路军、新四军，其军饷、武器装备医疗药品及其它军需物资，由国民党政府按国民革命军标准供给。南京未沦陷之前，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等军需物资的领取工作，原由叶剑英领导的八路军南京办事处负责。南京沦陷后，武汉遂成为国民党当时统治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于是领取八路军、新四军军饷及军需物资的工作，就改由武汉办事处承担。武汉办事处与国民政府有关部门联系，领取八路军军饷、兵器弹药、服装、医疗药品器械、军事通讯器材等物资，并与各抗日友军发生横向联系。叶剑英在武汉期间，也曾担负着与国民政府有关部门联络，为前方筹集、分配、转运这些军饷、军需物资的任务，同时还将这些领取和分配的情况报告延安。1938年2月24日，周恩来、叶剑英、钱之光就曾联名将领取到的同年3月份的军费及分配情况报告延安党中央。电文称：“三月份经费五十五万六千元，分配前方三十万六千元，后方二十二万三千二百元，汉口两万六千八百元。除汉口外，已均汇去西安。增加费二、三月米津共十万元，分配南方两万五千元，后方七万五千元，全部汇西安。”这里所说的西安，是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当年在武汉领取的八路军军饷和军需物资，均应先汇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然后再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转送往延安。
　　（七）发表文章和演说，宜传持久抗战，以坚定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心
　　在武汉期间，叶剑英虽然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然在工作之余，撰写了大量的文章或应邀发表演讲，宣传和介绍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思想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据不完全的统计，从1938年1月至10月武汉沦陷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叶剑英共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了15篇文章，其中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有12篇，《群众》周刊上发表1篇，《抗日》（三日刊）上发表1篇，《国民公论》上发表1篇。这些文章的内容，有些是分析中日战局，帮助国人认清抗战的形势，坚定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心；有些是提出自己对日斗争的战术战法或建设性的建议，为国共两党的决策层提供可资参考的依据。
　　此外，中共中央长江局参谋处所专门设立的“友军工作组”，在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专做川军、滇军、桂军等的军事统战工作。当年，叶剑英和周恩来在武汉就先后接见了川军邓锡侯、刘文辉及滇军龙云的代表等，交谈合作抗日、互相帮助等问题。
　　三
　　1938年8月29日，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徐特立等离开武汉，前往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留在武汉的办事处领导人有何克全、董必武、叶剑英、罗炳辉等人。这期间，日军正集中兵力向武汉进攻，武汉形势日趋紧张。
　　9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武汉失守前夕工作布置安排，致电在武汉的何克全、董必武、叶剑英：根据武汉危急形势，你们应依下列方针布置：“南方局暂与中央代表团及办事处一起，准备人湘”；“武汉人员仍以一部到中原，一部人湘，小部留汉随周、叶行动”；“必武即行人川，凯丰在思来到后人川，剑英、克农、文杰暂留汉。”9月26日，何克全、董必武、叶剑英向周恩来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武汉地区的工作布置情况：中共湖北省委成员分别去鄂中、鄂东农村，少数人随武汉办事处行动；武汉办事处大部分转移，只留何克全、叶剑英、李克农等少数人坚持；重庆方面也由钱之光、李涛、吴奚若安排办事处地点；对《新华日报》社及友好人士均作了安排。
　　10月1日，赴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周恩来，从延安返抵武汉。这时候的武汉，形势更为紧张了。周恩来与叶剑英等率领着武汉办事处留守同志坚持在工作岗位，继续开展工作。随着武汉局势的日趋紧张，叶剑英想到南京撤退时所经历的情景，也开始考虑了武汉撤退的交通运输问题。他向武汉办事处处长钱之光提出了购买小轮船，作为办事处撤退时的交通运输工具，有备无患。对于此事，钱之光曾有这样的忆述--“就在武汉形势吃紧时，叶剑英同志曾同我谈起，说接受南京撤退时没有自已的交通运输工具的教训。他说，他有个朋友有一条几百吨的‘小火轮’要卖，我们可以买下来。不然，将来撤退时没有交通工具是要吃亏的，要早点做好准备。我很赞同他的意见，后来决定买下了这只船，船上的工作人员也都随船过来，这条船就是‘新升隆号’。船买下后，叶剑英同志和我还坐船试航了一次。这时，我们在湖南湘乡有个点，有了这条船，就往来于武汉、湘乡之间，到武汉撤退时，‘新升隆号’已经往返送输过几次……”
　　有了这艘“新升隆号”小轮船，的确方便多了。1938年10月20日，武汉办事处开始安排袁超俊等带着重要物资和武汉办事处部分工作人员和家属，乘坐这条小轮船撤退到湖南湘乡落脚点。
　　10月21日，日军攻占广州，武汉的形势急转直下。是日，国民政府军事当局下令武汉实行紧急疏散。面对着这种严重的情势，武汉办事处也于10月21、22日两天在《新华日报》上刊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关于迁移后有关事宜的紧急启事》。《启事》称：“本处奉命迁湘，凡一切信件及临时事宜，请至界限路44号《新华日报》编辑部接洽。”连日来，叶剑英协助周恩来着手筹划撤退工作，并有计划地组织武汉办事处、《新华日报》社和有关人员撤离武汉。10月22日，周恩来将关于国民党准备放弃武汉等情况，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该电文说：“武汉准备放弃，撤退秩序尚好”；国民政府“各部长已开始分批走”；“我方李克农率边章五、夏之栩、潘梓年、王炳南等百余名办事处人员乘船离汉”。
　　这时，行走于长江上游的船只，时常遭日机的轰炸。李克农于10月22日下午率领的武汉办事处及《新华日报》社的大部分人员，乘坐的“新升隆号”轮船，溯江而上，于次日清晨抵达湖北嘉鱼县附近的燕子窝。为避免白天日机轰炸，“新升隆号”就在燕子窝停泊靠岸，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去附近农村宣传，下午3时多钟回来。正好这个时候，突然有敌机来袭，投弹轰炸，并用机枪扫射，致使《新华日报》社的潘美年、李密林、项泰、陆从道，武汉办事处的张海清、赵兴才等20余位同志不幸罹难，“新升隆号”轮船被炸沉，其余同志只好改乘小木船继续前进。
　　10月25日清晨，叶剑英随周恩来率领的武汉办事处最后一批工作人员，也分乘3辆汽车，沿着汉宜公路，经沙市、常德等地，向长沙撤退。10月25日晚，日军进入汉口，旋即武昌、汉阳也相继失陷。
　　10月27日，叶剑英安抵湖南长沙。10月28日，周恩来将武汉撤退情形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至此，武汉办事处工作遂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