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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对荆江人民的关怀

发布日期: 2019-10-31 来源:

《陈明回忆录》编写组

  1958年3月,中央在四川召开的成都会议结束以后,毛主席在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周小舟等同志的陪同下,乘坐“江峡”号轮船,看三峡、看荆江大堤,并沿途听取部分地委书记汇报。
  31日,接到中共荆州地委办公室送来的急电,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要我当天赶到宜昌,上“江峡”轮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当时,我既是沙市市委书记,也是荆州地委书记处书记,在汇报沙市情况的同时,也要讲荆州的情况。于是,我同荆州地委邵敏同志、沙市市委曹野同志一起驱车赶往宜昌。
  当晚7点多钟,“江峡”轮在宜昌港停泊,我们乘坐公安部门的巡逻艇上船。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并告之接见安排在第二天上午。晚饭后,王任重同志和我们谈话时说给主席汇报,不必拘束,知道什么就讲什么。
  第二天早晨8点多钟,我们再一次登上“江峡”轮,当我们走上船舷廊道.,就看到主席已经站在会议室门口等候我们了。我走在前面,首先和主席握手。主席握着我的手问我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什么时候参加工作,我都一一做了回答。主席又问:“我们过去见过面没有?”我回答说:“这是第一次见到您。”主席笑了。直到这时,主席才松开手要我到里面坐。然后,他又跟后面的同志一一握手。由于毛主席一开始就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所以,我紧张的心情也就放松了。
  进屋坐下后,主席问我:“你是沙市人,知道沙市为什么叫沙市吗?”我回答了主席的问题,又谈了沙市地理和历史方面的一些情况。主席又问我:“你晓不晓得‘三气周瑜’的芦花荡在什么地方?”我回答说:“不知道。”主席听说我不知道,他就给我们讲芦花荡在什么地方,还讲了曹操和周瑜。停了一会,他问:“你们现在在做什么?”我说:“城市在搞除‘四害’,支援农业。农村在抓春耕,修水利。”主席说:“你们多好啊!我在这个船上,又不能出去,你们在外面同群众一起抓生产,搞得火热,我又不能到那里去,你们比我自由些。”
  毛主席对沙市的工商业情况十分关心。我向他汇报了我们进城解放沙市时,沙市的工业只有一个打包厂,里面只有一台实际上不到100千瓦的柴油发电机;再就是一个8000多锭子的纱厂;利民机器厂还是一些小厂和独立劳动者组织起来的。我又汇报了沙市在“三反”、“五反”后怎样动员资本家用商业资金办工业。主席很赞同我们的做法,肯定地说,帮助资本家找出路,用他们的商业资金发展工业,方向是对的。我又向他汇报了沙市城市人口增长的情况:沙市原来是一个农村粮棉集散地,和湖南的经济关系很密切。他当即就讲,这个地方要发展轻工业。我说,我们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
  接着,主席又询问农村的情况怎么样。当我汇报到兴修水利方面的情况时,主席特别询问了水利建设中农民的合理负担问题。我说,水利任务是按受益田亩和劳力多少计算负担的。农民对修水利的积极性很高,只要把任务分下去,分段负责,完成的进度都很快,质量也很好。
  说到这里,主席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他说,你们在农村工作的时候,既要注意领寻农民搞好农业和水利建设,又要注意教育农民。中国的农民在打倒地主富农以后,有些贫下中农就看着中农,特别是看着富裕的中农。在农村,要防止侵犯中农的利益,注意团结农民的大多数,注意教育贫下中农与富裕中农的团结。我们如果不团结农民的多数,就会脱离群众。要引导广大农民去发展生产,发展经济。你们领导农民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发展生产是对头的。
  这时,荆江大堤到了,王任重同志请主席去看荆江大堤。船靠近北岸大堤慢慢行驶。站在船尾甲板上,主席询问了这里洪水季节的水位情况。我告诉主席,1954年这里的最高水位是44.67米。沙市的堤内标局大概是28.27米左右,内外标局要隔十几米,等于在几层楼的顶上行船。如果荆江大堤溃口,不仅沙市要被洪水冲毁,整个江汉平原也将被淹,武汉市也会受到严重威胁,长江还可能因此改道。
  主席又问:“每年上堤的民工有多少人?堤上民工的生活怎么安排?”我回答说:“大约10万人以上。不仅江北的农民上荆江大堤,江南的农民为了整体利益,不分南北,也到江北做堤。堤上民工的生活安排,每县都有一支很大的后勤队伍,以区、乡为单位,为堤上民工运粮食、柴草和蔬菜,生活安排得很好。”主席点了点头。
  这时船行到一个矶头边。矶头是在堤外坡用石堆砌的突出部分。主席问,这矶头起什么作用?我说,矶头的作用是把水头拦向江心,免得冲刷江堤。主席又问,做矶头的石头是从哪里来的。我告诉主席,这些石头是长江修防部门从宜昌、石首、华容等地开山炸石组织调运来的。主席又问,大水时石头怎么抛?我说,做铁丝笼子。我还对主席讲了1954年大水时防汛的情况:怎样防漏水,怎样做围井,怎样看水,出现一个漏洞时都要有一组人专门防护等。关于荆江大堤的问题,他问得比较细,我们在船尾边讲边看大堤,轮船专门为此慢行。
  接下来,我和主席谈起了湖区排涝的问题。我说,荆州地区主要粮食产区是湖区,内湖溃涝重的时候,往往正是外江水位高的时候,渍水不能自排,所以,对湖区威胁最大的除长江、汉江的洪水以外,还有一个涝灾。主席马上问:“那内涝怎样解决呢?”我回答道,主要是开渠、修闸、机械提排,再就是冬季枯水季节把内湖水排到一定的控制水位,到外江高水位时,利用内湖调蓄。主席又问,这里常年雨量有多少。我说,一般在1200毫米左右,每年丰水季节,外江水涨,内湖水也涨。主席说:“你们这里水这么多,北方水那么少,把你们的水给一点北方好不好?”大家都笑了起来。
  最后,主席问了一些地方干部的情况:本地干部有些什么人?外地干部有多少?都是从哪里来的?他要求我们要注意加强干部的团结,发挥各地干部的优势。
  主席和我们谈兴正浓,工作人员过来通知该吃午饭了。我们只得跟主席握手告别。
  事情过去了很多年,现在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毛主席在那次谈话中给了我们极为重要的指示,具有深远的含义。他既关心地方工业的兴起,又关心农业的发展;既指出了利用水利资源的重要性,又讲到了治水对于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水利与水害的辩证关系,从而认识它、驾驭它,让它为人民造福。从治水这个问题出发,毛主席想到的是人民的生活,国民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合理负担,也就是人民对国家建设积累的承受程度。近三个小时的谈话,始终在一种轻松随和的气氛中进行,我们在完全没有拘束的情况下,接受了毛主席的许多重要思想,他对许多事关全局的大问题的论述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他对荆江人民的关怀让我们永远铭记。


  来源:《陈明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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