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创建中国人民银行

陈立旭

 
　　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董必武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在华北创建了支持解放战争，并且在全国解放后作为新民主主义国家金融领导核心的中国人民银行。新中国成立直到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家建设中仍然发挥重大作用。
　　升起经济上的“第二个太阳”
　　抗战时，国民党为了限制中共力量的发展，在经济上也压制共产党。1941年，国民党以皖南事变为借口停止向中共领导的边区发法币，同时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边区金融一直处于受国民党打压状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抢占中国主要城市后，撕毁了重庆谈判协定，于1946年发动内战，试图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中国实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领导，亦即国民党独裁的“一统天下”。中国共产党坚决反抗国民党军事进攻，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争取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当时毛泽东说了一句著名的话：国民党只想中国有他们一个太阳，我们偏要升起第二个太阳。国民党发动内战后，在经济和金融上加紧压制中共及其领导的根据地，想要实现经济和金融的“一统天下”。在此情况下，共产党不仅要在政治、军事上反抗国民党，在经济和金融上也要争取独立自主和扩大发展，升起经济上“第二个太阳”。
　　为此，当务之急是建立共产党独立领导的统一的银行，形成强大金融力量。早在此前的抗日战争中，共产党曾在根据地建立过银行，如，1937年10月1日由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组建立的陕甘宁边区银行，后来其他根据地也建立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但一直处于国民党法币打压之下。共产党内善于理财的领导者们采取了不少应对措施，主要是，国民党法币升值或者贬值，边币立即同等升值或贬值，保证货币等值，避免国民党搞毁边区经济、搞乱边区金融。另外，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还通过胶东半岛日军侵占的金矿中的地下党组织，搞到一些黄金，千方百计运到延安，用来解决重大经济困难。共产党建立的银行一直在夹缝中艰难生存。虽然处于劣势，但共产党在经济和金融上不屈服国民党压力，保持独立自主。到1946年解放战争打响时，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也与国民党展开了对决战。同时，中共中央也深感各根据地银行分散管理，存在很大弊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每个根据地银行相对独立，经济上自主，各自发行在本根据地内流通的货币，各解放区经济情况差别很大，物价水平也不一致，货币购买力也就千差万别，比价错综复杂。最突出的是各解放区的货币甚至于不能相互兑换。这种情况不利于共产党统一领导金融，也形不成反抗国民党经济、金融打压的拳头。时与势，都促使共产党必须尽快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银行，统管金融。只有建立起这样一个银行，共产党才能在经济和金融上升起“第二个太阳”。
　　董必武担当重任
　　1947年，中共中央拟定以华北局为基础，组建自己的“战时经济内阁”，将其作为建立中共中央领导的、各根据地统一的金融系统的雏形。“战时经济内阁”，担负任务艰巨，它的领导人等于是共产党经济方面的“总司令”，由谁来出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进行了反复考虑，最后决定，由董必武出任共产党经济“总司令”———负责组建华北财经办事处，建立共产党的“战时经济内阁”，这个任务完成后，就由董必武担任“战时经济内阁”领导人。
　　毛泽东和党中央为什么选择董必武？这是有原因的。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老资格领导人，是中共创建者之一，在党内威望很高，由他出来领导全党经济，便于同各解放区领导人联系，利于统一。董必武在经济上是内行，也对党内懂经济的干部十分了解，便于调干部。董必武党性原则强，理论政策水平高，仁义厚道，可以说是德才兼备。毛泽东对董必武非常了解，在革命斗争中与他结下了深厚友谊，对他非常信任。此议一定，毛泽东即和他谈话。董必武知道由他担任此职责任重大，面临的困难也大，但有高度党性修养的他痛快地接受了任务。1947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及任命董必武为主任的决定》。
　　确定兑换比价建立兑换所
　　董必武上任后即抓住工作的关键点———尽快发行共产党统一的货币。他提出的方针是：把统一货币的工作放在建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前边。他认为，统一各区货币发行，不能一蹴而就，要分五个步骤实行，以收水到渠成之效。五个步骤的第一步，是先把各解放区货币的兑换比价确定下来。如果说统一货币是关键，那么，确定各解放区货币兑换比价就是关键中的关键，走通这一步，就为发行统一货币奠定了基础。董必武的这个意见得到了华北局和中共中央同意。董必武率手下干部白天调研，晚上工作，很快就把各解放区货币的兑换比价确定下来了。华北局通过后上报中央，中央很快批准了华北局确定的各解放区货币兑换的比价。抓住了关键中的关键，往后的工作路子也打开了。
　　经董必武和身边同志共同努力，1947年下半年华北财经办事处在河北平山县夹峪村正式设立，董必武为主任。华北财经办事处的任务是：抓各解放区经济调控，抓后勤保障，抓包括确定各解放区货币兑换比价在内的财经统一工作，统一指导各解放区经济，但董必武和其他副主任心里明白，他们最紧要的事，还是接着做统一货币的事。董必武称之为“第一要事”。
　　各解放区都独立发行货币、同一解放区内存在不同货币这种情况，已经不适应解放战争发展的需要了。解放区的货币必须统一。但各解放区自己的货币，已经为当地群众所习惯性使用，各解放区政府也靠本区货币流通经济，要一下子让各解放区停止发行自己的货币，使用统一的货币，并不现实。鉴于此，董必武决定，解放区统一货币，不能急于求成，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尽快调整各解放区贸易关系上，在调整中理顺各解放区的货币关系，逐渐促使各解放区之间物价水平持平，货币比价也就渐渐接近预想的比价标准。为了做好这方面工作，董必武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首先由华北财经办事处建立货币兑换所。这种兑换所，还不是银行，它兑换各解放区货币，同时还负责各解放区物资调配。但从货币兑换职能来看，它又部分地执行银行的职能。它不发行统一货币，但是，经过它，各解放区的货币就能有一个统一的换算和兑换。因此，可以说，它是银行的雏形。兑换所的建立，为统一货币和建立银行打下了基础。
　　筹备中国人民银行
　　兑换所的成功运作既然已经为货币统一打下了基础，建立银行也就提上了日程。1947年8月1日，董必武按照中央的指示，拟定了《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确定了八项任务，其中第五条就是“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上报中央批准后，1947年9月，董必武在晋察冀解放区财经工作会议上宣布：成立中央银行，发行一种通行各区的钞票，是大势所趋，不容我们拖延不进行。
　　为了建立银行，董必武派干部到一些解放区调研，征求意见。对于银行用什么名称，解放区意见不一，有人说叫“联合银行”，有人说叫“解放银行”，有人说叫“中国人民银行”。董必武接受了叫“中国人民银行”的建议。他讲：我们共产党办中央银行，是人民所需求的，是为人民而办，用“人民”二字可以表明它的性质，使它与国民党办的银行区别开来；“人民”二字也能体现出中央银行的地位、规模和作用；当时各解放区的政府都称为“人民政府”，用“中国人民银行”称呼，与解放区政府名称相合；当时已经确定新中国建立后，铁路称“人民铁路”，邮电称“人民邮电”，用“中国人民银行”的称号，也与铁路和邮电相配套。董必武的意见得到了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赞成，最后中共中央研究决定：名称叫“中国人民银行”，但现在就成立全国统一的银行为时还过早了一些，目前主要做好筹备工作。而根本的筹备工作是发行共产党的货币，因此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给董必武回电以商量口气着重就货币问题提出了意见。
　　董必武在收到中央复电后，打电报与刘少奇商量后决定：按中央指示，目前主要抓好筹备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这项工作分两方面同时进行：一方面立即部署调查研究工作，针对中央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商讨，拿出解决办法；二是不直接建立中央银行，而是先建立一个筹备处，确保中央银行一建立就立即进入状态。
　　董必武雷厉风行，说办就办，立即找南汉宸谈话，要他担任筹备处主任。第二天就挂出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
　　确定货币名称并亲自书写货币名
　　建立中央银行的实质性工作，是发行共产党的统一货币。南汉宸在筹备统一货币工作中向董必武提出一条建议：既然中央和毛主席都同意我们的意见，统一的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那我们的货币就叫“人民币”好了。董必武略加思考，接受了这条建议，表示：“这个名字很好，说明了我们银行、我们货币的性质。既是人民的，那就不是某个地区的、部门的，而必定是全国性的，全国人民的嘛！”由此，共产党统一货币的名称也确定下来了，叫“人民币”。
　　董必武在领导发行共产党的统一货币这项工作时特别务实。他首先着力于一环扣一环地解决最实际的问题：发行统一货币，就要印钞票，先得有印钞票的纸，纸从可而来？购买印钞纸需要钱，钱从何而来？买到印钞纸，如何运来？印刷机器如何解决？
　　1947年12月11日董必武在《关于华北财经办事处工作向中央的报告》中，一条一条地讲了他是如何解决上面这些问题或者解决这些问题打算。他在报告中讲，印钞票的纸，是经过东北从苏联远东地区代买的，共一万令。印钞票的彩色油墨很难解决，因此，可以由苏联远东地区提供机器在哈尔滨代印。代印时必须要印出发行银行的名字和票面额。票面额我们可以自定。印成票币的时间需要多长，印好后何时能运到华北，怎样筹备统一发行诸工作，印发钞票需要的一笔钱怎样解决，等等。董必武考虑得非常细，解决问题的办法很多，可见他的领导艺术是高超的。
　　董必武从宏观战略角度，分析了当时国共双方态势、解放战争进程、以后建立新中国的需要，认定：目前筹备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属于战时货币，因此，不能作为永久性通用货币，也不宜与含金量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