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源：刘少奇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起点

王双梅

　　1922至1925年，刘少奇在安源从事了近三年的工人运动。他从解剖安源煤矿入手，继而由了解安源扩展至研究汉阳铁厂，乃至全国、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大势；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探索中国社会改造的具体步骤；京汉铁路“二七”罢工失败后，全国工人运动走向低潮，刘少奇率领安源工人，打破“包工制”采取“合作制”，建立代表会议制度，开办工人补习夜校和工人子弟学校，举办消费合作社，大力发展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尽最大可能地为安源工人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在这三年里，刘少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开展工人运动的具体实践中，安源是他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起点。

　　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艰苦探索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这是无数优秀中国共产党人从“自在”到“自为”的集体探索过程。1922至1925年，刘少奇在安源从事了近三年的工人运动，是这一伟大探索历程中的亮点之一，也是他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起点。

　　立足安源，探索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具体步骤

　　马克思主义是根据欧洲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提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基本矛盾的学说体系。（当然也包括通过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而阐述的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观察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一般方法。）其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解决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问题，是面临的首要任务。在共产国际和列宁关于殖民地民主革命理论的帮助下，中共二大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迈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但这仍然需要各地党组织结合各自的不同情况，把这一纲领目标具体化。

　　1922年，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不久又被派到安源领导工人运动。这年秋天，他作为工人俱乐部代表，在配合李立三成功领导安源工人第一次大罢工后，就深入安源路矿组织发动工人群众。次年春，李立三调赴武汉工作后，刘少奇便担负起全面领导安源工人运动的责任，直到1925年春赴广州，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又七八个月的时间。在近三年的实践中，刘少奇同安源工人群众朝夕相处，从微观上解剖安源煤矿，“将这一矿山每一角落的情形都弄得很清楚。继而又由了解安源扩展至研究汉阳铁厂，乃至全国、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大势。

　　在组织领导安源工人运动的过程中，经过最初一年的实践和思考，刘少奇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步骤有了初步认识。他说：“须把改造社会的步骤和现在外面的大势看清楚，然后在我们处置事情的时候，不致有手段上的错误。为此，他提出：“社会改造的步骤，我们所主张的是：（一）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养成无产阶级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二）实行夺取政权，由政治的力量消除社会一切阶级的压迫——人的压迫；（三）在产业公有制度底下以极大的速力发展实业，减少人类自然的压迫。”这里，他在总的原则和价值取向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又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词句，而是具体分析了中国工人与资本家的具体情况。他指出：“（二）、（三）两项是我们无产阶级终极的目的。以中国现在的情势看来，这样幼稚的无产阶级当然说不上马上就拿来实行。既是很远的事实，也用不着说很多的话来讨论他。显然，他从安源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中认识到，在中国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的国情下，还不能像马克思提出的那样首先打倒资产阶级，没收他们的生产资料。他说：“中国如欲自强，发展中国实业，实为先决条件。中国实业的发展，修造铁路轮船工厂无处不需用钢铁，欲使列强不能把持世界钢铁以阻挠中国实业的发展”，“非使汉冶萍永远的存在不可。” 而且，他在同工人群众一起生活中，也深知“汉冶萍之存在与否，实为百余万人民之生计所关，担保此百余万人民之生计不恐慌与不流为游民土匪，及收容中国各种游民土匪化为有职业之正当国民，均为汉冶萍前途之责任”，“故汉冶萍之存在与否，实关系于人民之生死国家之兴亡”。

　　在这个总任务下，工人以罢工手段要求增加工资和减少工头的压迫与剥削，乃是一种使工人自觉团结起来的手段，“这种经济的奋斗，在工人将来全部的利益上看来是很小的；但是我们必得要做这种利益很小的运动，才能使工人目见利害的关系团结起来，才能训练工人的奋斗能力及方法。这是工人解放运动最初步的工作。然而，即使是这种斗争也要适度，要依照具体条件而决定，而不能无限制地一味进攻。安源工人第一次罢工胜利后，“生活大加改善，地位大加提安源：刘少奇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起点高”。即使这样，工人还不满足，还要更前进，“要求再增加工资，但实际情形是不能加了”，“工人自动将每日工作时间由十二小时减至四小时，很多工人自由旷工，这就使生产减低一半”。这种情况直接威胁到了工人运动的存在，刘少奇为此“苦闷欲死”。但他从维护工人阶级长远的利益出发，细心研究主客观条件和形势，“寻找每一个前进的路”，进行“广泛的教育与解释，民主的决定问题，提高纪律，逐渐使工人一步一步的明白”，并“特别注意利用敌人内部的各种矛盾，注意宣传，结果还是将这个工会维持了三年。他还从调查研究安源路矿生产的各个环节入手，思考了许多对中国民族工业如何在世界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下发展的对策，先后写出《救护汉冶萍公司》和《整顿萍矿意见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了一定认识。这使他在以后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中，对中国资产阶级能够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提出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完整构想。

　　正是由于刘少奇在处理工人运动的具体问题时，能够从安源的实际情况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开展工人运动的实践中，才领导安源工人运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立取守势”，

　　“看清环境决定自己战斗的方式”

　　1923年，京汉铁路“二七”罢工失败后，全国各地的工会组织都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大批工人被开除，全国工人运动进入低潮。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刘少奇率领安源工人，确定“立取守势”的原则，“并劝戒工人不要骄傲，不要乱动，竭力团结内部”，“莫假敌人以破坏之机”，“以防资本家之进攻；一方对资本家的破坏，奋斗到底，毫不退缩；“又能乘着资本家与军阀勾结未深，资本家内部党派分歧之际，拿拢地方绅商，制止资本家之破坏手段”。由此，“工人反能借资本家破坏工会之口实，提出种种要求”，“工人得利用其党派取得种种实际的利益，而自己不为任何派别利用。此为阶级争斗的手段，巧妙复杂”，“除‘二七’以前所用之硬的方法外，还有软的方法，也可以对付资本家致胜”。刘少奇在总结这一时期的斗争经验时，深刻地指出：安源工人运动所以取得胜利，原因“不过就是工友能够齐心、奋斗，与看清环境取决阶级争斗的手段”。他告诫全国的工友们“注意！注意学安源工友的战术——齐心、奋斗、看清环境决定自己战斗的方式！”这实际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争取工人解放的理论运用于安源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在这种策略下，他们在当时的条件下，为安源工人争得了最大限度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安源路矿工人的第一次罢工胜利后，一般工人的工资都普遍提高了百分之三四十以上。（笔者根据安源工人俱乐部于1922年10月5日发布的公告推算。）在这之后，刘少奇继续领导安源工人俱乐部，从要求全部落实罢工条件入手，有理有节，有步骤地开展各项工作，如争取“矿局每月津贴工会教育经费一千元”，“每日工资在一元以上之工人增加工资百分之五”，“矿局增加工人或添补工人尽先由工会劳动介绍所介绍等”。

　　第一，打破“包工制”，采取“合作制”，较大地减轻了工人所受的残酷压迫。萍矿原来的工作制度，除一部分机械工人和杂工为点工以日记工资外，其他都是包工，工人在包工头之下做点工，中间经过了包工头的严重剥削。如一个矿工，矿局所给工资每人每日可合银洋二角七八分，而工头则给予工人每日铜元二十六七枚（安源洋价一元可换铜元二百一十余枚），工头剥削所得在工人工资一倍或三四倍以上；且发给工资时又剥削其尾数或进行其他克扣，“是故工头每月收入有银洋七八百元者，有上千元者”。安源罢工争得工会俱乐部代表工人的权利后，抓住工头破坏俱乐部的事实，顺势而为，废除包工制，改为合作制，“议定合作条约，工头每月工资自十元起至三十元止，工人工资照罢工时条约不改，其余各项消耗费归合作账内开支，所得红利，工头占百分之十五，管理处占百分之五，余百分之八十由工人平分”，“这样一来，该矿二十年来的包工制被打破了。不仅使工人不受中间阶级的剥削，并且为矿局廓清积重难返的弊病”。 对此，刘少奇在庆祝安源罢工胜利一周年时，曾总结说：“增加工资，打破包工制度——要算已经成功第一步的工作——工人解放运动最初步的工作。在这一点点的成功里面，我们已经用尽了许多的力量，经过了许多的危险，做出了许多的错误，这总算使我们这些缺少奋斗经验的人，在这里面得到了很多的教训。”

　　第二，建立健全了自下而上的代表会议制度。安源一万多工人居住在方圆三里路之内，这一万多工人可以一呼而集，但也“因为程度不齐，情形亦自不免复杂一点。要明了大家对于某项问题的意见，或临时发生某事项，要大家都能了解或执行，非有一种极严密而有系统的组织不可”为此，刘少奇先后两次领导工人俱乐部，健全组织章程，规定每十人推出十代表一人，计选出十代表1300余人，十代表每三日召开一次会议；每十个十代表推出一人为百代表，计选出130余人，百代表会议每月召开一次，为俱乐部的复决机关；然后，从每个工作区的百代表中再推出总代表一人，计51人，由各总代表组织最高代表会议，为俱乐部的最高决议机关，每月召开两次会议，议决一切事宜。在最高代表会议之下，又设教育、讲演、游艺、交际、文书、会计等各股，分设主任以总理其成，执行对内对外各种事宜。“如此组织，既便于征求群众之多数意见，尤便于上下的声气灵通。他们的责任划清，事务的执行亦易。他们有了这种有系统的组织，所以很能显出一种精神。”这种组织是在学习苏联革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安源工人的具体情况，不断总结、不断改进的。这也是刘少奇等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民主集中制基本原理的具体运用，较好地实现了刘少奇所提出的“成功无产阶级有方法的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的大组合”。

　　第三，领导安源工人俱乐部大力开办工人补习夜校和工人子弟学校，努力提高工人素质。安源路矿一万三千余工人，“不识字者占四分之一”，为了使工人了解自己阶级在现在及将来社会上的地位，培养健全的奋斗者，刘少奇大力抓了安源工人的教育。从1923年开始，工人夜校先后两次进行大的扩充，先从俱乐部初期的一个夜校扩办为三个，1924年又扩充至七个。俱乐部常月费的相当部分都投入了工人教育事业，并开办了工人安源：刘少奇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起点子弟学校，有七百余孩子入学。1924年下半年，为了缓解“工友尚有不得其门而入之叹”，又在六个工作处设立读书处，“专招不识字的工人，专注重识字教育”，方便工友热心求学。俱乐部还“在工友中招收文字较为通顺，成立一班师范班，施以相当的教育，四月毕业后，分任各处教员”。这些举措使工人“认识并能写工人日常生活所应用的文字，俾能记账、写信及读浅显的书报”，使“工友略窥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日常生活必要的普通常识”，从而“引论到他们生活困苦之根源及现社会之罪恶，以唤醒其阶级觉悟”，“训练战斗能力，促进工人的阶级觉悟”，“进而作阶级的争斗，以求阶级的解放”。在教学中，夜校教师还“要随时随地利用实际的问题”，将上述原则“参合或分别应用起来”

　　第四，安源工人俱乐部在当时取得的成绩，除了工人教育以外，还有举办消费合作社，免除商人的中间剥削。安源工人俱乐部在1922年5月成立后，即举办过工人消费合作社，但那时还仅是少数人组织的，资金仅百元，附设于工人补习学校内。九月罢工胜利后，刘少奇等深知“要减轻工友生活负担，惟有扩充消费合作社一法，于是重新提议，添加股本。工友们亦以自身利益所关，特别踊跃投资”。俱乐部又将争取到的俱乐部基金和工友们入部费、常月费的绝大部分都拨到消费合作社，先后筹资一万余元作为开办基金。新的消费合作社于1923年春正式营业，每天早晨五点半开门，晚上八点半打烊关门。合作社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工人们从这里能方便地买到比市场上价格低得多的生活用品，不再受中间商的重利盘剥，极大地增强了工人俱乐部的凝聚力。为进一步方便工人，俱乐部又于同年8月在工人居住的新区办了一处合作社，合作社资金也扩充到两万余元。

　　第五，在健全和巩固工会组织的同时，还大力发展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在1924年初，办起了目前有记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党校，向工人积极分子和新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育。在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了250多名产业工人入党。1925年党的四大召开时，安源的党员人数占到全国党员总数的近1/4。刘少奇还从领导罢工斗争和“二七”罢工失败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组织工人自卫武装的重要性，特别注意扩充和整顿工人纠察队，训练和扩充了一个由二百余人组成的、纪律严格的工人纠察团，以工人武装力量维护工人利益并维持工人内部的秩序。这些党员和工人武装力量后来成为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中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成为我党早期军事力量的重要骨干，成长出一批优秀将领。

　　“二七”罢工失败后的全国工运低潮中，刘少奇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为指导，利用安源远离反动统治中心的地理条件，实行了灵活的工运策略，最大可能地为安源工人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正如他后来所总结的：“安源工人在‘二七’失败后，创办了不少的事业。如设立工人学校七所，工人读书处五所，工人图书馆一所，有工人子弟学生七百余人，工人补习学生六百余人。又办有消费合作社二所，资本二万元。建筑大讲演厅一所，能坐听众二千人，购买房产三栋，并有化装讲演，各种游艺。又组织有青年部，经常纠察团，裁判委员会等。现在安源的工人，作完了工可以读书，可以看戏，可以听讲，又可以做各种游艺。子弟读书不要钱，秩序有自己的纠察团维持，不受兵警的蹂躏；犯事有自己的裁判委员会裁判，不致受腐败法庭的虐待；青年工人有工会的青年部游戏教育，不致年长失学；买东西有自己工会的合作社，不致受商家的剥削。此外工会订购有各种报纸，印刷各种传单小报及工会纪念册等，工人处处都可看到的”。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邓中夏，在总结“二七”罢工失败后的残破局面时，也曾指出：“在此消沉期中，特别出奇的要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真为‘硕果仅存’，这是毛泽东、李立三和刘少奇等一批早期共产党人，在安源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

　　余论

　　在安源的工人运动实践，对刘少奇最具有启蒙意义的是他对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近距离研究。特别是对资产阶级的认识，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中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党对资产阶级的认识比较正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就比较顺利；反之，革命和建设就会受到挫折。刘少奇在安源的工人运动实践，使他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以后又加之领导五卅运动和广州工人运动的实践，1926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上，刘少奇对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工人运动方针以及各阶级的状况与革命态度作了明确阐述。他在这篇讲演中指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农民为国民革命之重要势力”，“中国工人阶级应切实提携农民，进行中国的革命。”他特别分析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本来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他们有参加国民革命之可能”，“我们工人阶级在某一个时候，即在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冲突最厉害的时候，应与资产阶级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以增强反帝国主义运动之势力。但当资产阶级一有妥协之倾向，或压迫工人运动时，工人阶级应极力反对，以防备资产阶级骗卖自己。”刘少奇的认识，比几个月前召开的中共四大《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所提出的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现在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程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的认识更符合实际情况。刘少奇的这篇讲演，也是中共早期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之一，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实践作出了一定贡献。

　　如同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奠定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基础一样，刘少奇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的实践也奠定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坚实基础，使他在对中国革命许多问题的认识上具有了比较优势，开创了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具体实践的良好开端。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