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李先念主政湖北——配合主力作战与剿匪反霸斗争

　　一九四九年，是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沧桑巨变的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领导这场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在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作为开国元勋之一的李先念，奉命主持湖北省党、政、军全面工作。他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领导全省人民奋力摧毁旧社会的反动统治基础，开始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湖北。这位“不下马的将军”，在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征战二十多年之后，又满怀壮志豪情踏上建设人民新中国的伟大征程。

　　武汉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第四、第二野战军继续挥师南下与西进，对盘踞中南、西南的国民党军展开战略追击。

　　当时，国民党军宋希濂集团六个军部署在巴东至岳阳长江沿线，重兵置于沙市、宜昌一带。一九四九年七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出宜昌、沙市，发起宜沙战役。李先念命令湖北军区独立第一、第二师及荆州、宜昌军分区部队配合主力作战。经战十日，解放宜昌、沙市。随后，宜昌军分区部队于十五日乘胜解放宜都、当阳、枝江、远安等县。荆州军分区部队对残留境内之国民党军展开进攻，并争取国民党江陵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周上瑶率部二千五百人起义，力保荆江大堤的安全。此役历时二十一天，歼敌一万五千余人，解放县城、城市十五座。率部起义的周上瑶，经中共荆州地委的介绍，于九月二十日抵达武昌，李先念与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张平化接见了他。而后受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安排，周上瑶去湘西对宋希濂和国民党湖北省主席兼湖北绥靖总司令朱鼎卿进行劝降工作。李先念、张平化等联名写信给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湖南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和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政治委员黄克诚，介绍了周上瑶的情况，称他“率部起义，保护荆江大堤，有功人民”。周深为感动，到长沙后，先后写信给宋希濂、朱鼎卿及其他旧同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做争取国民党军起义的工作。后朱鼎卿在四川新都、国民党军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在成都率部起义。

　　宜沙战役后，为确保主力侧后方安全，阻击遁逃鄂西山区的国民党军宋希濂残部东进窜扰，在李先念主持下，湖北军区成立了由张才千负责的西线指挥部，指挥独立第一、第二师继续沿江向西挺进，对盘踞兴山、秭归地区之国民党军展开进攻。八月六日解放兴山，八日解放秭归，歼敌一千六百四十余人，并将其残部压缩在鄂西南之巴东、五峰及恩施地区、大巴山一线。敌人曾数次企图东犯沙市、宜昌，均被湖北军区部队击溃。这都有力地配合了第二野战军在湘境的作战。

　　为彻底消灭盘踞在湖北境内的国民党军，解放鄂西南，为人民解放军进入川、黔、康扫清障碍，湖北军区奉命组织鄂西南地区作战指挥部，统一指挥第四野战军主力一部和湖北军区独立第一、第二师及恩施军分区部队，于十月底发起鄂西南战役。此役历时十八天，歼灭宋希濂所部及地方反动武装二万五千余人，解放长阳、五峰和恩施地区七个县。至此，湖北全境解放，同时解放了湘西、川东之龙山、黔江、彭水等广大地区。

　　地处中原的湖北，是人民解放军第四、第二野战军南下西进的前进基地，支前任务异常艰巨，其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着战略大追击的成败。因此，李先念与中共湖北省委精心组织全省军民，全力支援前线。六月十一日，李先念主持召开省委会议，对支援南下人民解放军的粮食问题进行研究。他指出：支前实际是粮食和运输两大问题，要告诉人民，在胜利中要“捆”一次肚子，拿出粮食供给部队和城市工人、学生。关于粮食征收的办法，他要求凡我之力量达到的地区，采取民主评议的办法；我之力量达不到的地区，要赶快“搭架子”，调一批干部去帮助。七月十六日，他在湖北省财经会议上再次指出：“湖北是一个战略枢纽，是彻底消灭敌人的前进阵地，即使大军打到了湖南、广东，支援前线，仍是重要任务。”他告诫说：“谁要是存在支前工作已经结束或者厌烦支前工作的思想，谁就要犯莫大的错误。”在中共湖北省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他再次强调：支援前线，支援邻区，早日争取全国解放，是华中局交给湖北党的伟大任务，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纠正干部队伍中因胜利而产生的骄躁和麻痹思想，否则，就会遭受极大的损失，甚至失败。

　　湖北省人民政府与湖北军区联合成立支前司令部，各分区亦沿平汉、粤汉铁路和长江、汉水等交通要道，建立各级支前机构，并调遣大批干部进入新区，集中于沙市、宜昌地区，重点加强荆州地区支前工作的领导。在襄阳设立襄河支前运输司令部，在沙市成立鄂西支前指挥部，统一领导鄂西（荆州、沙市和宜昌等）地区支援四野南下与二野西进工作。

　　第四野战军部队将士进驻武汉市及市郊后，不能适应南方的蚊虫叮咬，部队首长希望地方能支援一批纱布给指战员做头罩。可当时武汉市的四大纱厂尚未搞公私合营，资本家囤积居奇，恶意抬高纱布价格。对此，李先念提出，通过做群众工作控制住棉花，资本家购棉，一定要用纱布换取，否则不卖。这样，一下子就解决了纱布紧缺的问题。第二野战军西进途经湖北，李先念亲自主持湖北省委、省政府和湖北军区机关的欢迎大会并讲话，热情迎送和慰劳二野将士。

　　为及时解决南下西进部队的粮食供应，湖北人民按照政府规定的期限及分配的数额，踊跃缴纳和运送公粮，积极支援前线。但有些恶霸地主蓄意逃避人民政府规定的负担，寄居武汉，对应纳之公粮少缴、迟缴或不缴。对此，李先念于七月二十二日同聂洪钧、王任重联名发布湖北省人民政府通告称：凡应纳公粮之户，其所应纳之数，统限八月十日前缴清，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缴清者，不论其现住何地，应向原籍区政府面述理由，申请延长缴纳期限；不愿缴纳现粮者，准缴公粮代金；离开原籍寄居武汉，且无人在家负责缴纳公粮者，须派人回原籍向政府缴粮；凡富有而拖欠、逃避负担之户，逾期不缴者，给予处罚；顽抗不缴，屡教不改，对负担任务置若罔闻者，不论其居住何地，原籍政府派人会同现住地政府拘传追纳外，并严加处理。二十八日，湖北省委根据华中局电示，决定在原供给部队用粮数的基础上，再调二千七百万斤到湖南。要求襄阳除已调出之粮外，再调一千二百万斤用汽车直送沙市，然后组织南运。沔阳（今仙桃市）、宜昌除已交十三兵团之用粮外，还要尽量抽出余粮集结宜昌、沙市、江陵三地，以供军需。十月二十四日，李先念再次就粮食供应问题致电张才千及独立第一、第二师并告各军：由于人民解放军推进迅速及运输条件限制，部队战斗及进军中粮食的接济成为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各前进部队必须充分注意并依靠自己组织的随军筹粮工作队，进行筹粮支前等繁重任务。

　　全省党政军民克服种种困难，主动与过境人民解放军联络，筹集粮草及组织民工和担架队等，表现了无比的热情。沙市、宜昌等沿江各城镇居民、码头工人，日以继夜地为部队装卸弹药、武器等军用物资。部队所至，不论城镇和乡村，普遍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腾房供物、竭诚招待与慰劳。过军大道，到处设有茶水站，从黄陂到崇阳、蒲圻，沿途每隔三十里设有防暑急救站。各地青壮年男子踊跃参军参战；妇女自动组织起来，做军鞋，进行生产互助，劝子说夫搞支前，为驻军洗衣补衣。男出战勤，女做村勤，到处呈现出男女老少争先拥军支前的繁忙景象。

　　截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湖北全省人民供应第四、第二野战军部队和民工、船工粮食近二亿斤，柴草二亿四千万斤。动员近百万民工随军运送粮食、弹药和抬担架，近五千只民船为人民解放军运输人员和物资。动员修复公路二千六百五十公里，架设大小桥梁三百余座、摆渡和浮桥近百座，保证了人民解放军南下西进作战的顺利展开。

　　人民解放军主力南下西进后，国民党军溃逃时留下的残部和预伏的大批武装特务，同土匪、民团及土豪劣绅相勾结，分别以大别山、大幕山和幕阜山为中心，依仗山险、湖沼和地区结合部，猖狂从事暴乱、爆炸、暗杀活动，焚烧公粮、公盐，破坏铁路、公路，一些地区一度出现匪占农村的严峻局面，新生的人民政权受到严重威胁。李先念等清醒地认识到，彻底摧毁匪霸统治，坚决铲除国民党的社会根基，成为最迫切的任务。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五日，李先念主持召开中共湖北军区第一次代表会议，对全省剿匪作出部署：除独立第一、第二师在鄂西继续配合野战军作战外；独立第三师及黄冈军分区部队进人鄂东大别山地区剿匪；独立第四师及大冶军分区部队进入鄂南地区剿匪；沔阳、荆州、孝感等军分区及宜昌、襄阳军分区的东部地区，重点清剿辖区内的股匪、散匪，配合地方政府开展工作。八月十四日，他又在中共湖北省第一次代表会议上，阐述了“剿匪反霸是当前的中心任务”。他指出：“最近三个月来，湖北军民配合大军南下，共歼敌两万余人，已取得相当的成绩。但现在恩施尚未解放，襄阳分区西部、黄冈分区北部、大冶及宜昌分区南部仍有大批股匪存在，散匪和潜匪更是大量普遍存在。”“特别应引起注意的是，敌人正在狡猾而阴险地采用集中协同分散、合法掩护非法、公开配合秘密等斗争方式，分散潜伏，打入我内部进行破坏。他们在群众中制造谣言，利用反动会道门煽惑群众，积极破坏革命秩序及各种工作，随时准备乘机再起。”“因此，剿匪反霸已成为全省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任何麻痹大意、轻视敌人的思想都是错误的，任何放松剿匪反霸的做法都是有害的。”他明确提出，“剿匪应是军事清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结合进行。根据目前土匪、特务、恶霸三结合的特点，剿匪绝不应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必须和政治工作及动员群众密切配合，始能收效。”他强调，只有将群众最广泛地动员起来，形成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剿匪反霸运动，完全解除封建势力的武装，“湖北的农村才能得到解放，封建势力才能打倒，直接发展城市的条件才能具备”。

　　李先念根据不同地区不同阶段匪情的变化，对剿匪工作提出不同要求，指挥部队采取灵活的作战方式，开展剿匪斗争。

　　第一阶段，以剿灭股匪为主。李先念提出：“对为数众多的股匪，应以集中对集中，即集中优势兵力进行猛击穷追，歼灭其大部或全部。”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间，湖北军区独立第四师及大冶军分区部队奉命进驻鄂南，分为东、西两个剿匪集团，分路进剿鄂城、大冶、通山、通城、崇阳、咸宁地区的股匪。八月初，经华中军区与鄂、豫、皖三省协调，湖北军区奉命组成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王树声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柱成任副政治委员，统一指挥鄂、豫、皖三省参加大别山剿匪的部队，从南线、东线、北线展开对大别山地区股匪的进剿。六日，李先念、王树声主持召开鄂豫皖边区剿匪会议，对大别山地区剿匪作出具体部署。李先念在报告中，要求各剿匪部队发扬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三省军民协同作战的光荣传统，求得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统一，将匪彻底消灭。会后，南线部队以湖北军区独立第三师及黄冈军分区部队组成，进剿罗田以北、金寨以南及应山部分地区的股匪。东线部队以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四军第七十一师、皖北军区警备第一、第二旅及地方武装组成，由陆安、白塔畈等方向进击金寨匪巢。北线部队以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二军第一二六师（欠一个团）及固始、新县、麻城地方武装组成，围歼商城以南、麻城以北、固始以南、霍邱以西等地区的股匪。湖北其他军分区部队，也对辖区内的股匪进行了重点进剿。

　　从鄂南大幕山到鄂东大别山，到处成为剿灭股匪的战场。各剿匪部队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与密切配合下，不顾山高林密、酷暑严寒，顶风冒雨，跋山涉水，常以山涧溪水解渴、野菜充饥，克服艰难险阻，采取分进合击、多路合围的战术对股匪穷追猛打，进行重点进剿和分散驻剿，迫使股匪或疲于奔命，东躲西藏；或走投无路，被迫投降。南线部队经反复搜剿，全歼匪“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第十一支队，击毙其司令陈新民，俘副司令彭楚才、参谋长叶藩，另歼第三支队、第五支队各一部。东线部队先后捕俘“鄂豫皖边区自卫军”总司令王宪、第一副司令兼参谋长樊迅、第二副司令兼立煌挺进支队司令袁成英等大批匪首。北线部队先后捕俘“豫鄂皖边人民自卫军”总司令张继武，及所属第一支队司令马春波、潢（川）光（山）新（县）商（城）四县“联防”指挥陈赞民、“皖北绥靖”副总指挥白云亭等。对各线剿匪部队取得的战绩，李先念、王树声等及时通令嘉奖，使各剿匪部队的士气更加高涨。

　　随着剿匪大规模的展开，少数股匪潜窜于省、县临境边界。李先念、王树声等适时分析了匪情的这一变化，于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二日对边沿区的剿匪作出部署，并强调指出：“组织对边沿区之会剿，彻底肃清残匪即成为剿匪工作的重点。”①会剿的方针是：巩固中心区，面向边沿区，把边沿区变成中心区。依据边沿区与中心区的具体情况，组织统一的剿匪工作委员会和指挥部，负责指挥在该地区部队的剿匪。时任湖北军区参谋长、西线指挥部负责人的张才千回忆道：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二日，我们草拟了《关于组织边沿地区剿匪的指示》，呈送先念同志后，他经过考虑，于四月二十六日亲笔复信给王树声、张广才和我说：“所决定边沿区会剿计划甚好。”并作了几条指示：一是“力求贯彻，限期肃清”，对清剿的地方，不能流于形式，不能只有计划，而无实干；二是要加强领导，如发现一境兵力不够，就责成该分区主动增兵，必要时争取由省军区派出部队加强之，以保证兵力充足，会剿成功；三是加强同兄弟省的联络，要求他们配合我们的进剿计划，联合进剿。

　　湖北军区在边沿区组成八个剿匪工作委员会、三十四个会剿指挥部（所）、二十个联防区，展开对省、县边沿区股匪的联合会剿。鄂西地区与湘、黔、川、陕诸省交界，多崇山峻岭，地形复杂，而邻近省份的土匪亦不时窜扰，大股土匪仍然猖獗。剿匪部队积极展开对各路股匪的进剿。五月初，在恩施九道梁地区驻剿的湖北军区独立第一师一部，在川东巫山县部队和巴东县大队的配合下，将窜扰川鄂边境的匪“川鄂人民自卫军”击溃，迫使其总司令宋大香及参谋长吴顺旺、纵队司令宋彩凡、李殿成等投降。继之，独立第一师一部又向兴山、巴东等地搜剿，迫使匪“江北游击队”司令谭英甫、大队长贾澈贵投降。

　　十月中下旬，李先念、王树声等遵照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司令部指示，同西南军区剿匪部队就湘鄂会剿问题进行了协调与部署，指挥恩施军分区部队协同川东、湘西友邻部队，全歼了湖北境内最后一支股匪武装“川湘鄂人民反共救国军”，总司令聂波平、副总司令向阳投降，副总司令杨树臣被击毙，其他头目被俘。至此，湖北境内股匪基本肃清。

　　第二阶段，以清剿散潜匪特为主。到一九五〇年秋，湖北境内股匪虽已基本肃清，但那些散潜匪特却由公开活动转入隐蔽活动。当时，全省共有散潜匪特三千余人，一些边沿地区间或有小股土匪出没，且多系漏网的骨干分子，极为反动狡猾。他们肆意制造暴乱，无所不为。李先念早在中共湖北省第一次代表会议上部署剿匪工作时就提出：“当股匪已被击散或已潜伏，则应以分散对分散，有重点地进行清剿”，“捕尽匪首，挖尽匪根，缴尽匪枪”。九月十二日，湖北省委、军区就加强清匪肃特工作作出决定，要求各部队根据匪情变化，从公开斗争转入隐蔽斗争，从军事斗争转为政治斗争，加强工作队化，发动与组织群众，全力清剿散潜匪特。十二月十五日，李先念又电示各地委：“现在匪特在我省巳完全隐蔽，利用会门、宗族等组织地下军，进行残酷的破坏。我们的对策，应该是结合公安以隐蔽对隐蔽，以技术对技术来肃清匪特，大军拥挤进剿是得不偿失的。”据此，各剿匪部队普遍实行工作队化，组成精干的战斗分队或战斗小组，采取以分散对分散、以隐蔽对隐蔽的战术，对散潜匪特展开清剿。在散潜匪特活动的地区，清匪工作队深入发动群众，军民同心协力，反复搜山、搜沟、搜石洞、搜森林，造成其生存与活动条件的困难，迫其离开老巢，然后将其捕捉或迫其投降。十一、十二两个月，全区共清剿散潜匪特二千六百余人。

　　一九五一年四月三十日，李先念、王树声作出组织专职清匪便衣工作队的决定，要求军区部队全力清剿散潜匪特。湖北军区即时组织八百余人的专职清匪便衣工作队，除清剿辖区内的散潜匪首匪众外，还北到哈尔滨、山西、陕西、河南，南到中越边境之睦南关、湖南、江西，东到安徽、上海、浙江，西到成都、重庆，密切与当地公安机关、民兵相配合，捕获匪首达二百五十余人。

　　为尽快肃清省、县交界等边沿区的散潜匪特，李先念、王树声于五月七日联名发出命令，在随（县）北、大洪山、咸宁、武昌、黄冈、大冶、孝感及毗邻省、县地区组织联合清匪指挥部，加强联防清剿。各联合清匪指挥部集中力量，有重点地对窜入省县交界地区的散潜匪特进行清剿，先后捕获一批匪首，消除了上述边沿区的匪患。

　　流窜于广大山区和省、县边沿地带的散潜匪特，没有固定盘踞点，给剿匪带来很大困难。因此，李先念指出：“动员群众是剿匪的基本环节。不把群众动员起来，土匪是不能彻底肃清的。”他要求各地“不仅要在宣传上，而且应该主要在实际行动上，表示剿匪的决心。要耐心地接近群众，动员群众，提高其觉悟和勇气，并从解决其当前困难入手，使其了解剿匪与自身的利害关系。要进行艰苦的动员工作，形成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剿匪运动，以达到彻底肃清土匪之目的”。各剿匪部队在军事打击的同时，辅之于强大的政治攻势，深入湖区小垸和偏远山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以达孤立匪首、瓦解匪众之目的。各剿匪工作队和战斗小组，或召开群众大会和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土匪家属等各种座谈会，广泛宣传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对怙恶不悛的匪首、惯匪，严惩不贷，对胁从和来归者予以自新之路；或发动群众密报、检举，或利用可靠农会会员化装潜入土匪内部分化瓦解，或利用降俘，经教育后打入土匪内部劝降，或利用匪特家属与其他社会关系进行劝降，或在土匪活动地区散发劝降传单、书写劝降标语，使多股土匪在政策感召下放下武器，弃暗投明。恩施地区剿匪部队正确执行招剿兼施的方针，发挥政策的感召力，使国民党宜昌专署专员鲁坚及绥一师师长傅锡章迷途知返，率部投诚。

　　凌厉的军事打击，强大的政治攻势，以及广泛的群众斗争相配合，使得残余匪众土崩瓦解，剿匪斗争取得巨大胜利。到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全省共消灭土匪六万四千余人，捕获“西北游击司令部地下军第三司令”田西垣等支队长以上匪首二百七十余人、国民党特务二千零五十余人，平息暴乱一百五十三起。从而肃清了匪患，维持了社会治安，保证了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与发展。

　　李先念在领导剿匪的同时，还领导全省人民开展反霸斗争。随着成股武装匪特被消灭，农村中的地主阶级当权派和横行乡里的恶霸分子便成为散潜匪特的藏匿者。只要有机可乘，他们就煽惑暴乱，反抗政府，危害人民。因此，恶霸地主不打倒，匪特即无法清除。打倒恶霸地主，不仅是当前群众的需要，也是今后一切社会改革的要求。

　　如何正确贯彻剿匪反霸、发动群众的方针，李先念认为“要‘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必须根据具体情况、阶级力量对比、群众觉悟和干部条件来制定计划。既不能机械照搬经验，又不能死板固守教条，而是要有分别有步骤地去完成剿匪反霸、发动群众这一当前带战略性的任务。”他依据不同地区且进展不一的情况，提出不同要求。全省以剿匪为重点，但在有些地区，股匪已被打垮，或只有散匪零星活动，就应适时转人以反霸为重点，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地主，以铲除匪根。

　　反霸斗争展开后，李先念与湖北省委十分重视政策指导，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坚定地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争取一切可能中立的阶层中立，集中力量打击地主阶级当权派。李先念一再强调，在反霸斗争中，必须严格执行政策，坚决反对“宽大无边”和怕发动群众“搞乱了”的右的倾向，同时反对脱离群众、强迫命令、盲目乱斗的“左”的倾向。他说：“在农村彻底消灭封建势力，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的一个伟大的战略任务。完成这个战略任务，至少需经两个战役，一是剿匪反霸，二是实行土改。今天主客观条件决定了我们对封建势力要各个击破，不能操之过急，毕其功于一役。”

　　关于反霸中的具体政策界限，他提出：第一，对恶霸，不仅政治上要清算，经济上也必须清算。对恶霸财产的清算，要根据其罪恶大小和群众的合理要求来处理，不规定一律没收。即使没收，也不能采取扫地出门和逼挖底财的办法。第二，对恶霸地主兼营工商业者，只清算其土地部分，其工商业部分一般不动。如果罪恶过大，应向政府提出，由政府没收，不得分散。第三，巩固地团结中农的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动摇，即使有些人过去有些劣迹，也应采取批评教育的方式，不准侵犯其财产。第四，必须严禁乱打乱杀。对应惩办者要通过人民法庭审判处理。因为要逐步消灭的是地主阶级及封建剥削制度，而不是消灭他们的肉体。

　　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的负责同志及各机关、部门也纷纷深人农村，先通过召开农民协会或农民代表会，宣传反霸政策，深入发动群众，了解群众的各种疾苦以及他们的思想顾虑，并从帮助解决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入手，求得感情上的沟通；进而召开诉苦会、农代会，办积极分子训练班，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激发他们反霸的热情，使反霸斗争健康发展。

　　对于反霸斗争中出现的偏差，李先念及时加以纠正。云梦县武洛寺区在反霸斗争中，因少数干部中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致使恶霸操纵农会，逼死中农。《湖北农民报》披露这一严重事件后，李先念立即派省司法厅副厅长沈德纯带检查组前往调查。湖北省委依据调查结果，对武洛寺区负有主要责任的干部进行了严肃处理，并责成司法机关对操纵农会的恶霸分子依法进行了惩处。李先念还致信各地委，要求各地、县利用总结工作的机会，切实纠正侵犯中农利益、农会不纯等问题，使农会真正成为农民的农会，干部真正成为人民的干部，老实朴素地为人民办事。

　　李先念在领导湖北军区部队配合野战军主力作战和剿匪反霸的过程中，还与军区党委一起着力抓了军区部队的精简整编和民兵建设。从一九五〇年三月到一九五一年十月，对全区部队进行了三次整编。一九五〇年三月至四月，进行了第一次整编，主要是紧缩机关、精干部队。十二月进行了第二次整编，主要是裁减非战斗人员和妥善安置老弱病残者。一九五一年十月，进行了以实行统一编制、减少机构层次、加强人民武装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整编。整编后，湖北军区下辖黄石市人民武装部和黄冈、孝感、荆州、宜昌、襄阳、恩施等六个军分区，六个基干团和两个营，以及各区、县人民武装部，总兵力达四万人。民兵队伍也在斗争中逐步发展与壮大，到一九五三年底，全省民兵达一百九十二万八千人。与此同时，李先念等领导军区部队进行了政治、军事整训和文化教育，进一步加强部队的全面建设，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保证了配合主力作战与剿匪反霸等任务的圆满完成。

　　湖北省剿匪反霸斗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农村封建势力，提高了湖北城乡人民的思想觉悟和组织程度，初步稳定了全省农村社会秩序，为其后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展开铺平了道路。

　　来源：《李先念传1949--1992（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