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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五十公里山路,周恩来艰难地走了两天两夜

发布日期: 2022-06-10 来源: 《鸾翔楚天》

熊廷华

  1946年5月初,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转到了南京。

  5月3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南京。当天晚上在梅园新村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他就大声疾呼:在谈判重开时,应首先协议停止中原内战,以免牵动全局。

  密切关注着国内局势的周恩来,此时已觉察到蒋介石集团正磨刀霍霍,加紧对中原解放军的围歼步伐。

  事实正是这样。

  4月底,国民党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奔走于徐州、开封、郑州、新乡一线,与国民党前方高级将领共同策划了“一个以湖北战争为中心的大规模内战计划”。

  5月2日,蒋介石借还都南京之机,特意“垂询”西安、武汉,召见当地党、政、军要员,面授机宜。

  周恩来在重庆获悉国民党军队定于5月5日至9日围歼中原解放军的确切情报后,曾责问继张治中之后参加军事三人小组的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并严正指出:如果国民党进攻中原解放军,破坏停战协议,以致全国糜烂,全部责任由国民党方面承担。

  徐永昌虽矢口否认,但毕竟做贼心虚,表示愿将此情况向蒋介石反映。

  周恩来来到南京后,为此多番奔走,多次呼吁,竭力扭转局势,延缓中原战事的爆发。

  到南京后的第二天,周恩来即访晤马歇尔,要求军事三人小组采取有效措施,稳定中原局势。周恩来表明,他已通知李先念将军,如果政府军发动进攻,只应自卫,而由军事三人小组设法阻拦,如阻止不住,再行还击。他还建议马歇尔,最好在政府军发动进攻之前,前去阻止。

  周恩来言辞恳切,据理力争。马歇尔答应派北平军事调解执行部白鲁德为代表,并督促徐永昌一同前往。

  周恩来又一次莅临武汉。

  5月5日,周恩来、徐永昌、白鲁德飞抵汉口后,立即召集有关军事负责人举行会谈。

  双方同意在宣化店设立第三十二执行小组,但对中原解放军的转移问题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国民党方面事先没有心理准备,提不出解决问题的合理办法,对周恩来的提议又支吾其词。

  会议持续到午夜两点。周恩来建议先到中原解放军驻地了解情况,回来继续商谈。

  徐永昌借口身体不适,指派武汉行营副参谋长王天鸣代表他前往视察。武汉行营秘书长鲁荡平也一同前往。

  这一夜,周恩来窗前的灯光一直持续到天明。他整夜都在构想,如何让中原地区化险为夷,如何让中原军民转危为安。

  周恩来常常处于突击状态:中午从不午睡,晚上总是工作到翌日清晨四时左右才能休息,而早晨七时左右又立即开始一天的紧张工作。这样的工作方式,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最近一段时间,他工作的时间更长了。

  5月6日,天空阴沉,大雨滂沱。上午8时,以周恩来乘坐的吉普车为先导,三方代表、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四十余人,冒雨向宣化店进发。

  战后的公路坑坑洼洼,坎坷不平,吉普车颠簸着缓缓前行。窗外,荒芜的田野,饱经战祸的村庄,密集的碉堡群,不时从车旁掠过。周恩来双臂交叉胸前,背靠座椅,凝神地望着战火中的中原大地。

  由于连日大雨,山洪暴发,滠水支流上涨的河水,冲毁了公路上的桥梁。吉普车一辆一辆地停了下来。

  从1938年开始,到停战令发布之前,这一带一直是新四军第五师的游击活动区,现在却成了国民党军队的防地。

  蒋方人员找来当地的乡长、保长,要他们想想办法。乡长、保长急得满头大汗,四处找人。然而,附近的农民一见到穿黄制服的国民党军人,早就四散跑开了。

  王天鸣与白鲁德咕噜一阵,走到周恩来面前,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道:“周先生,是否转回汉口,等水退了改日启程?”

  周恩来知道王天鸣的此行迫于无奈,也十分清楚王天鸣的意图,转身问即将赴任的第三十二执行小组中共代表任士舜:“你原来是这一带的县委书记,有办法吗?”

  任士舜跑进附近一个村子,放声呼喊:“乡亲们,共产党中央的周副主席去宣化店,现在被洪水阻拦,请大家帮帮忙!”

  老百姓听到呼喊声,竞相传告,陆续赶往河边。

  周恩来微笑着亲切问道:“我们要去宣化店同国民党代表谈判,你们有办法帮我们过河吗?”

  人群中一位五十多岁的大爷,围着车辆打量一番,随声应道:“有办法。”

  在一阵又一阵号子声中,一辆辆吉普车连同里面的白鲁德、王天鸣等人被抬过河去。

  老百姓对共产党与国民党截然相反的态度,使在场的记者深受感动。美国《纽约邮报》一位记者竖起拇指,用不太流畅的中国话说道:“奇迹!真是奇迹!”

  抬过了吉普车,乡亲们又争相要背周恩来过河。周恩来说:“我很感谢大家!跋山涉水,是共产党人的本领,我不能再麻烦大家。”说着,挽起裤腿,由警卫员陪着,一步一步淌进水中。

  白鲁德看见周恩来赤足涉水,十分惊讶,当即拿起相机,拍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

  河水越涉越深。浑浊的波涛在周恩来胸前翻涌,他却面带微笑,处险不惊,镇定自若地涉过急流,到达彼岸。

  车队缓缓前行,驶过一片丘陵。任上舜指着起伏的山头,对周恩来说:“那就是木兰山。”

  周恩来十分感慨:“木兰山,黄麻起义军转战的地方,这是一块英雄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诞生的新四军第五师,一定压下垮,困不死,打不散!”

  周恩来接着对任士舜说:“你原来在地方打游击,现在转移到谈判桌上,这也是战斗嘛。中央很关心五师和这一带的人民,我们要求和平转移,国民党方面始终阻挠,我们应当在谈判桌上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推迟内战全面爆发。”

  一百五十多公里的山路,以吉普车正常速度计算,仅需六个小时,周恩来却艰难地走了两天两夜。5月8日上午,一行人到达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宣化店。

  宣化店是鄂豫边界的一座重镇,南望大别山主脉,四周青山环抱。雨过天晴,道道山梁抹上一层金辉,山峦更加葱郁。

  这天清晨,宣化店镇上的军民早早汇集街头,翘首以待,欢迎的人群排成两里的长龙。

  周恩来顾不上歇息。他安顿好美蒋代表后,洗了个脸,喝了杯茶,就在军区负责人的陪同下,直奔中原军区司令部,听取汇报,研究部署谈判事宜。

  李先念铺开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向周恩来详细介绍国共双方军队所处的地理方位。周恩来俯身细看,不时用红蓝铅笔画着记号。

  听完李先念等人的汇报后,周恩来肯定了中原军民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牺牲精神。周恩来说:中原6万兵力,牵制了30万国民党军队,使其不能贸然北上,战略上于全军有利。中原军民坚持一天,华北的八路军就能多夺占一些地盘,多缴获一些武器,共产党的实力就能更加壮大,在国民党面前就更有份量。

  周恩来鞭辟入里的分析,引来阵阵掌声。

  “蒋介石对人民军队能消灭则消灭之,不能消灭则创造条件消灭之。我们的方针是:避免挑衅,推延战争,积极准备反击。”

  周恩来语调激昂,右手举着铅笔不停地在空中挥动,眉宇间飞扬着一股浩然正气。

  他最后说道:内战没有什么了不起,30万军队包围你们也没什么了不起。中央相信你们,相信你们有能力粉碎敌人的进攻。到时候来个四面开花,作战略转移;来一个两条腿同汽车赛跑,把围困你们的军队搞得七零八散,精疲力竭,再来一个一个地消灭它。

  周恩来的一腔话语,如春风吹进指战员们的心田,令人惬意痛快,扬眉吐气;又有如一团火焰在他们心头燃烧,令人心潮激荡,热血沸腾。

  下午3时,湖北会馆。周恩来、李先念、王震与鲁荡平、白鲁德、王天鸣依次相对而座,在此召开军事调处会议。

  这是一幢面积2000平方米的清代建筑,也是宣化店的重要标志。清朝中叶,宣化店成为鄂豫皖边界的物资集散地,湖北商人为维护自身利益,相继结成商帮、行会,建造了这座会馆。

  湖北会馆坐北朝南,三进两天井布局。室内大柱支撑,气势恢宏。内壁格扇门窗上,雕刻着一组组取材于历史典故的精美图案。整座建筑结构有序,古朴典雅,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高超的建筑艺术。

  这座建筑物此时已改成接待三方代表、工作人员及新闻记者的“国际招待所”。

  李先念首先报告中原地区最新军事动态:

  国民党第七十二军三十四师从长江以南石灰窑调到了麻城;

  第四十一军一个师从平汉铁路以西调到了潢川;

  第六十六军一个师从平汉铁路以西调到了罗山;

  ……

  李先念指出,政府军队频频调动,步步进逼,显然是在制造新的军事行动。

  王天鸣对李先念的指控进行辩解:政府方面绝对没有围歼中原军区部队的意图,武汉行营也未接到进攻的命令。中国好比一个大家庭,兄弟之间难免发生一些磨擦。

  王震按捺不住一腔怒火,直陈己见:“请问副参谋长,中原军区周围碉堡林立,大军压境,政府究竟是何意图?”

  王天鸣一时语塞,窘迫不堪。

  鲁荡平见势不妙,连忙解围:;“政府方面担心中共军队从该地区冲出去,才派部队进行监视,但没有进行武装进攻。”

  鲁荡平的答复只不过是掩耳盗铃。;??周恩来笑着说道:“政府方面不必忧虑。中共邀请政府代表和美方代表到此视察,表明我们不愿用武力解决问题。我可以代为声明,在未获得军事三人小组同意之前,我相信吾人一定能坚守此乐园。”

  周恩来风趣幽默,会场气氛一下轻松了许多。

  出于团结和友好的愿望,周恩来以退为进,表示相信政府代表的承诺。他要求政府方面提供更多的材料,就军队频繁调动加以令人信服的说明。一方面,解除我方人员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返回南京时,将此情况告诉马歇尔将军,表明这次中原之行取得了积极成果。

  王天鸣、鲁荡平敷衍其辞,却不作正面承诺。

  白鲁德接着发言。他认为自己无权判断谁是谁非,只是执行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他把视线引向周恩来,请周恩来就最近几个月来的停战和谈发表意见。

  周恩来说:“依我看,四个月来的停战和谈,应该说是有进展的。但是,中原地区的形势很严重。”说到“严重”二字时,他的语气明显偏重。

  随后,他对王天鸣说:“李先念司令员刚才揭露贵方军队破坏停战协定的一切行动,都是事实。应该知道,中原内战如果爆发,必将宣告和平结束,成为全面战争的起点。”

  说到这里,周恩来打了个手势:“我希望白鲁德先生和王先生要秉承维护和平的精神,竭力作出有益的贡献。

  王天鸣连声说:“兄弟返回汉口,一定呈禀上蜂,谋求解决。”

  周恩来一面与国民党代表和谈,争取中原部队合法转移,一面指示中原军区作好突围准备。晚上,他又与李先念一道详细研究武装突围的具体方案。

  向东突围到苏皖,靠近新四军丰方,路线行程短,所经地区富庶,容易解决供养,但此方案意图明显,国民党已在东边配置重兵。

  向北突围到晋冀鲁豫解放区,沿途有黄泛区和陇海线挡道,敌军交通便捷,机动性强,易集中兵力截击。

  向西突围到秦岭、武当山,在陕南建立根据地,或相机转入太岳、陕甘宁解放区,沿途山多地广,敌军兵力相对薄弱,便于我军回旋,但距兄弟部队较远,不易解决给养。

  周恩来紧锁眉头,权衡利弊。他与李先念商定,将上述方案同时电告中央,件提出执行第三方案的倾向性意见,请中央定夺

  两位伟大的军事家运筹帷幄,共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上午,中原军区就中原局势答复记者的提问。就在同一时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也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中原根本无冲突”,说什么共军见东边空虚,乃将驻地大肆向东扩张,为防万一,政府不得不派军队警戒,以防东窜。

  何应钦的谈话与鲁荡平如出一辙,只是语气更专横罢了。

  周恩来视察中原,揭露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挫败了他们的战略部署,何应钦等人恼羞成怒,岂肯善罢甘休。他的这番讲话,显然是针对周恩来的。他恶意诬蔑中原部队,显然是在制造进攻中原的借口。

  何应钦对周恩来一直耿耿于怀。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力主张学良、杨虎城释放蒋介石,暴露了何应钦“亲日、反共、篡权”的真面目。为此,何应钦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更加刻骨仇恨。尽管他与蒋介石积怨甚深,但在反共这一点上利益一致。1941年,何应钦组织策划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义正词严地痛斥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何应钦等人企图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

  5月10日,军事三人小组返回汉口继续会谈。周恩来首先发表声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共部队已经转移,而政府军去那儿驻防,显然别有用心。

  周恩来对徐永昌说,他的这番话是对何应钦昨天讲话的回应。这次会谈不是讨论是否有过进攻,或者是否想发动进攻的问题,而是商讨处理紧急问题的暂时措施。

  会议围绕中原解放军转移这一敏感问题继续进行磋商。

  徐永昌请周恩来发表意见,一方面是出于对周恩来的尊重,另一方面是想先了解中共的底细。

  周恩来清楚,要求过高,反而于事无补;泛泛而谈,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他重点提了三条:

  一、中原军区缺医少药,现有伤病员得不到有效治疗,急需转往华北解放区;

  二、双方指挥官应即交换被拘人员名册,凡属政治犯或战俘,应于本年6月1日前释放;

  三、中共军队为整编而复员的人员,政府方面应负责其安全。

  周恩来的提议合理合情,公正公平。尽管如此,国民党方面还是有意阻挠,添加了一些限制条件。

  又经过好一番据理力争,周恩来与徐永昌、白鲁德签订了一份停止中原战事的《汉口协议》。

  《汉口协议》签订后,中原军区合法转移伤病员800余名,陆续复员近万名年老体弱的干部战士,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将干余名干部转移到了华北、华东解放区。

  周恩来的中原之行,虽然未能也不可能扭转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的阴谋,但推迟了战争爆发的时间,为中原军区部队准备突围创造了条件。

  来源:《鸾翔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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