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八七会议前后

　　毛泽东从井冈山斗争到召开古田会议，周恩来从六大秘书长到苏区中央局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集中体现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当毛泽东率部到达井冈山地区的时候，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新的破裂。在中国南部，李宗仁部同唐生智部之间的战争正在进行，当地的军阀部队纷纷北调，湘赣边界空虚。毛泽东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全力进行边界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
　　1927年11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了边界各县党的负责人会议，指示各县尽快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因为自马日事变后，边界党组织全部遭到破坏，只剩下一些避难散居的党员。毛泽东等经过3个多月的工作，使边界党的组织逐步健全起来。工农革命军还对袁文才、王佐率领的武装进行改造，并积极帮助边界各县和乡建立赤卫队等地方武装。正在这时，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在发动湘南起义后，带领一万多人向井冈山转移。1928年4月下旬，朱德和毛泽东两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名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这次会师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其武装力量从原来的2000人增加到10000多人。接着，又成立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当时，蒋介石命令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多次“进剿”。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对策。毛泽东、朱德把红军作战的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16字诀。这是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对红军游击战争起了有效的指导作用。此外，从1928年5月至7月，在边界各县掀起了全面分田的高潮。
　　1928年夏，在宁冈县茅坪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民众在打土豪后相信毛司令，在分田地后相信党相信苏维埃。”6月间，受盲动主义影响的中共湖南省委派代表到达井冈山，要求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毛泽东对这种主张力持异议。红四军第29团主要由湘南宜章农民组成。他们参加湘南暴动是坚决的，但身上依然保留有不少农民小生产者的弱点，家乡观念浓厚，又不习惯井冈山的艰苦生活，听到湖南省委指示后，强烈要求返回湘南，甚至不顾朱德、陈毅的再三劝阻，开始自由行动。朱、陈担心其单独行动会招致失败，不得不率第28团同他们一起向湘南开进。湘南这时已是反动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红军攻下郴县后，敌军反攻导致第29团士兵自行散回家乡。朱德、陈毅率余部向桂东转移，毛泽东率第31团一部前来迎接，一同返回井冈山根据地。在这次行动中，红四军和井冈山根据地都受到很大损失，其教训说明：把农民武装改造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的人民军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红四军主力返回井冈山后，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收复了边界大部分失地，粉碎了敌军“会剿”，使根据地在相当程度上得到恢复。中共中央又决定重新组织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统辖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工作。1928年10月，湘赣边界党委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它的一部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指出实行这种“工农武装割据”的意义和经验，回答了红军中有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可见，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建立革命武装、深入土地革命、加强政权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不仅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起义武装树立了榜样，而且为中国革命道路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经验，同时在广大革命者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布哈林别墅召开。6月中旬，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等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斯大林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他以俄国的二月革命为例来说明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又说：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是低潮。李立三争辩说：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回答：在低潮时也有几个浪花。这次谈话使“六大”有了明确的指导方向。
　　6月17日下午，由周恩来主特召开了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初步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周恩来担任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18日，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84人、候补代表34人，代表党员4万多人。
　　在“六大”发挥作用最大的人要算周恩来。作为大会的秘书长，他主持了全部日常工作，并且担任组织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召集人，向大会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6月30日，周恩来向大会作了组织问题的报告，他说：自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以后，“中国的白色恐怖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上所绝无仅有的残酷”。在这个时期内，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约有31万至34万人，还有6400多人被监禁着。工会、农会和其他群众团体遭受严重的摧残……7月3日，周恩来又向大会作了军事报告。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六大”，但仍被选为中央委员。他在实践中认识到“六大”还没有认识到的许多新东西，最终在农村站住了脚。朱、毛红军成了中国革命的象征，他们开创的以农村为中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中国革命的道路。
　　1928年11月，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首脑机关成为极其秘密的地方，周恩来在这里从事地下工作将近4年的时间。他相忍为党、顾全大局，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全身心地负责各项工作的实施，恢复被打散了的党的组织，指导各地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保卫党中央的安全。
　　党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回国后，非常注意党的建设。那时候党还不成熟，主要领导人频繁更换，先后3次出现了影响全局的“左”倾错误。
　　这时，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刘安恭被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他以“中央代表”自居，以贯彻“二月指示信”为名，在红四军“七大”上，不仅给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而且逼迫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到红四军召开“八大”前，很多干部要求毛泽东复职，前委致信要求毛泽东出席会议。毛泽东坚持原则，不分清是非不回红四军前委。并回信说：陈毅要我作“八边美人四方面讨好”，我办不到；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回信送到福建上杭，红四军前委又给了毛泽东党内“警告”处分，并要求他马上赶来开会。不得已，毛泽东只好坐担架，由一排地方武装从永定县合溪送他到上杭，但毛泽东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了。
　　1929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不久，陈毅到达上海。8月29日，陈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的争论，认为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指示信。决定以中央8月21日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为基础，由陈毅执笔起草这封指示信。它经过三人多次讨论修改，于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封信，史称“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全面回答了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肯定了红四军前委两年来斗争经验和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正确地解决了红四军党的“七大”、“八大”所未能解决的主要问题。指示信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九月来信”为红四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根据。
　　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后，他以中央“九月来信”为指导，展开已经总结出的建党建军的一些重要思想，对红四军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听取了地方党组织和工农群众对红军的意见，还集中了广大指战员的正确意见，从而完成了红四军党的“九大”决议的起草工作。红四军党的“九大”于12月28日29日在上杭古田召开，即古田会议，它贯彻了中共中央“九月来信”指示，经过学习和讨论，统一了思想，通过了近3万字的《古田会议决议》——成为我党我军建设最早的纲领性文献。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并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全国红军集中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使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它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为了停止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暴动部署，周恩来接连为中共中央起草发出了3封致长江局的指示信。在9月1日的指示信中，周恩来明确指出：“在今天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暴动的前夜”，“红军向中心城市发展这一路线是不会实现的”。并认为“我们估计敌人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过低的估量”，“当我们估计我们自己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夸大的估量，不容许我们有架空而不切实的计划”。在9月4日的信中，周恩来直接批评长江局：“你们一切工作计划，最中心的缺点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章”，“中央因此更加严重指出：如不能知道下层群众实际情形，不仅工作计划不好，便连你们所说的政治影响的扩大，群众革命情绪的高潮，也还与实际行动离着很远”，“是不能达到革命胜利的”。信中指出：“你们第一个任务，便是要将武汉工人群众的实际生活与要求弄清。”他强调指出：“‘左’倾的危险也在党内继续发生，你们应坚决反对‘左’倾会比右倾好些。”他告诫说：“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在9月9日的指示信中，周恩来强调指出：城市工作“必须极实际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加强红色区域的领导是你们万万不可忽视的”。周恩来3封指示信的发出，从而使湖北党的建设工作扭转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了。
　　10月29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致红军一、三军团前委的指示信中提出：苏区中央局在项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暂由毛泽东代理书记。为了加强对苏区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交通局，由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余泽鸿、吴德峰组成委员会，担负起建立通往苏区的交通线和全国的交通网以及苏区的运输任务。次年1月15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小布成立。当时周恩来、任弼时、余飞等人均未到苏区。5月，苏区中央局改选，由毛泽东担任代理书记。12月底，周恩来进入苏区后，任苏区中央局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