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泽民：痛定思痛 知错即改

　　30岁出头的沈泽民留着小胡须，戴着八角军帽，穿着红军灰色军服，腰里也系着皮带，腿上打着绑带，红四方面军上上下下都亲切地称他沈胡子。
　　1931年5月，沈泽民、张琴秋夫妇化装成一对商人，受命奔赴鄂豫皖苏区。 此后，沈泽民生命的最后3年多时光就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度过。其间经历的腥风血雨、是是非非扑朔迷离。在钟桂松的《沈泽民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今天我们回顾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那段风雨如磐的岁月，也很难用情景再现的方法寻找历史的绝对真实，何况当年身在其中的沈泽民！许多事都是在经验之后逐步认识的，沈泽民对张国焘的认识也有个过程。前期在土地改革等问题上，沈泽民也同样犯有“左”倾错误，而张国焘则利用沈泽民“缺乏工作经验”的不足，大肆推行其错误政策，企图成为苏区“创始人”。
　　当沈泽民逐渐认清张国焘的个人野心，他对扩大化的“肃反”产生了忧虑和怀疑。一批红军将士，在他的保护中逃脱了张国焘的毒手。当时，在苏区真正敢于当面批评并与张国焘作斗争的，只有沈泽民一人。
　　1932年10月，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悄然撤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下子抽空了红军在苏区的主力。当时有人力劝经常吐血的沈泽民也离开苏区，但被他拒绝了：“我的岗位是和红军一起保卫鄂豫皖苏区。”
　　12月，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25军。沈泽民重用徐海东，任命他为74师师长，随后取得了郭家河等好几个战役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然而，根据以博古为首的中央指示，根据地发起了七里坪战役，遭到惨败，红军损失惨重，被迫转移阵地。沈泽民开始意识到问题的的性，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认为围攻七里坪的失败，“是机械的执行了中央军事指令”。
　　恶劣的环境，让沈泽民心力交瘁，他肺病复发，还染上了疟疾。没有医疗条件，将士们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两眼一天天凹陷，脸色一天比一天惨白，最后不得不让战士用担架抬着行军。
　　当突围至刘家湾时，沈泽民在紫云寨抱病主持了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省委决定派成仿吾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揭发张国焘的行径，并要求中央派军事指挥员。沈泽民躺在床上，用颤抖的手，在成仿吾的衬衫上写上“派成仿吾同志到中央报告工作”字样，用俄文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晚上，沈泽民就着一盏樟油灯，忍受着病体和精神的双重苦痛，给党中央写报告。13000多字，花了他好几个夜晚。写完那天是1933年11月10日。
　　痛定思痛，沈泽民对工作中的错误作了真诚而深刻的认识：“在郭家河、潘家河之战，轰轰烈烈的胜利后，到现在弄得如此局面，完全是过去错误所造成的。”痛心疾首的沈泽民自责自己“实在是一个书生”，决心“洗心革面，从新做起”，“今后惟有万死的决心来转变”。
　　写完报告后几天，沈泽民抱憾离世。1934年4月1日，为了纪念沈泽民，江西瑞金的苏维埃大学改名为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