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俊巧设中共“一大”会场

陆米强

　　李汉俊早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时，深受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教授的影响，阅读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外文书籍。1918年他毕业后，毅然回国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919年春他在上海结识董必武，向董必武等人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并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此，董必武曾多次称李汉俊是他的“马克思主义老师”。李汉俊参加《星期评论》编辑工作，以饱满的热情从事翻译和撰写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建立马克思研究会。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在老渔阳里2号创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以后李汉俊为筹备中共“一大”会议，创建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重要的工作。  
　　1921年6月3日，荷兰人马林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自莫斯科经欧洲抵达上海。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派尼柯尔斯基接替魏金斯基的工作，也抵达上海。
　　马林、尼柯尔斯基与李汉俊、李达建立了工作联系。他们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七八个中心地区有了组织和活动，因此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根据各地党的早期组织业已开展的建党活动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李达、李汉俊分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当年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及军阀政府在上海严密禁止一切进步和革命的活动，更不允许在上海建立与苏俄政府有关系的共产党组织。因而中共“一大”会议，只能在秘密环境下召开。为了安全稳妥的安排中共“一大”会场，同年6月24日，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专栏发表了《（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一文。28日，北京《晨报》也作了全文转载。文章宣称编辑《新时代丛书》有三个目的：一、普及新文化运动；二、为有志研究高深些学问的人们供给下手的途径；三、节省读书的时间与经济。其宗旨是“以增进国人普通知识”。文章又特意公布了编辑《新时代丛书》的通信地点为“上海贝勒路树德里一百零八号”，并写明李汉俊为编辑人之一。
　　贝勒路树德里108号，就是现在的黄陂南路树德里108号，也就是原望志路108号，今兴业路78号的后门。树德里底层建于1920年夏秋之间，当时沿望志路的马路对面还没有盖上房子，是一片菜地，在菜地旁仅有一所庵堂，沿马路西边的房屋也没有建造，仅有一些平房和几家小手工业工场。就像现在上海的市区和郊区的结合部位，人烟稀少，地方很冷偏。1920年秋天，树德里房屋刚建成，李汉俊就跟随他的兄长李书城及兄嫂薛文淑从白尔路三益里《星期评论》社搬迁到这里。当年沿望志路共建造了一排五幢一上一下的石库门房屋。李书城租下了望志路106、108号（今兴业路76、78号）一上一下两幢房屋。
　　由于望志路房屋周围环境比较僻静，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因此李汉俊就决定在自己的寓所召开中共“一大”会议。另外，李书城曾在北洋政府当大官的身份也给“一大”会场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李汉俊回国后一直在上海从事翻译和写作工作，还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兼任编辑工作，因此在他家里编辑丛书，也是合情合理的，不会引起反动当局和法租界巡捕房的怀疑。
　　1921年6月上旬，李汉俊和李达已事先把开会通知写信寄往各地早期党的组织，要求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参加大会。6月下旬，张国焘受李大钊指派，最早到达上海，与李汉俊、李达及共产国际代表商议大会召开的准备工作。从这里可见，这次大会的具体地点，是李汉俊和早期党组织在报刊上公布编辑丛书前，就商量决定了。薛文淑后来曾对此事分析指出：“根据许多当事人的回忆，李汉俊当时是筹备‘一大’的负责人之一，曾接待过马林、张国焘等先期到达的与会者。并给在广州的陈独秀写信要求派代表来参加‘一大’，安排在自己家里开会的事完全由他自己作主。”
　　李汉俊把自己寓所作为中共“一大”会址，对这次会议的召开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1921年7月30日晚，中共“一大”召开第六次会议，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出席了这次会议。不料，会议刚开始不久，法租界巡捕房探长程子卿突然从树德里弄堂闯入望志路108号（今兴业路78号）后门，在中共“一大”会场东张西望。代表问他干什么，他含糊其辞地回答：“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又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接着就匆忙退了出去。现在根据史实分析，程子卿确实是来探查全国各界联合会情况的，因为各界联合会反对北洋军阀政府，支持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政府，所以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立案侦查。程子卿在寻找联合会地址时，的确走错了门。正巧，该联合会办公地点就在树德里另一幢房子。然而，当他在“一大”会场看到有外国人和中国人在聚会时，就怀疑可能有苏俄政府派人到中国来组织革命活动，于是马上回到巡捕房去报告。他走后大约一刻钟，巡捕房军警就来包围和搜查“一大”会场。当法国巡捕盘问李汉俊“你们开什么会”时，李汉俊早有防备地回答说：“并不是开会，是请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谈谈编辑《新时代丛书》的问题。”巡捕又问“为什么有许多社会主义书籍？”李汉俊说：“我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什么书都要看看。”巡捕教训说：“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就这样，李汉俊利用编辑新时代丛书的工作，利用自己和家里的社会身份，机智灵敏地把巡捕的盘问应付过去，最后化险为夷，非常幸运地使中共“一大”会议免遭一场意想不到的劫难，使“一大”代表们的身份都没有暴露。
　　

　　原载《世纪》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