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湖北早期组织成员刘子通

　　李良明

　　刘子通（1885—1924年），名子栋，谱名泰湘，中共早期党员，革命英烈，湖北黄冈人，中共湖北早期党组织机关刊物《武汉星期评论》的创办者和主编之一。因遭军阀通缉和积劳成疾，1924年3月病逝，终年39岁。

　　投身辛亥革命

　　1885年2月（清光绪十一年农历正月），刘子通诞生于湖北黄冈县东弦乡孙家咀区留书湾（现黄州区路口镇新华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二世祖刘简，江西临川人，明洪武年间进士，官至黄州知府。燕王朱棣“靖难”，刘简弃官居黄州县东弦乡。他为官十数载，清介自持，唯留书数筐而已，人称住所“留书湾”。传到刘子通的父亲秉彝公（名德金）已是十六世。秉彝公为府学上庠生。这是科考制度中府、州、县学生员的别称，耕读为本，兼理刘氏家族事务及族学。刘子通的母亲钟氏，贤惠善良，善料理家务。刘氏家族十分重视教育，在宗祠东侧竖有一座“祠东留书所”，即刘氏家族学堂。1892年，7岁的刘子通，随父在这里开始启蒙。1903年秋，18岁的刘子通来到武昌，入武昌文华学习现代科学知识。

　　1905年春，刘子通20岁，东渡扶桑，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就读东京弘文书院，学习日文，后转入速成师范科。其时，适逢孙中山组织革命团体同盟会。刘子通是首批会员。8月20日，加入同盟会的首批百余名会员齐集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人坂本金弥住宅，举行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同盟会的章程，确认“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的奋斗纲领。民主革命的思想，这时已在刘子通的头脑里扎下了根。那时，在日本留学的湖北籍学生有二三百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贫弱的中国和强盛的日本进行比较，认为日本的强盛，是明治维新、重视教育的结果。“有教育之国其民强，无教育之国其民弱；有教育之国其民智，无教育之国其民愚；有教育之国其民力膨胀能伸国权于海外，无教育之国其民力蓄缩不能与他族相抵抗。然则以强遇弱，以智遇愚，以进取之民族遇柔脆之民族，岂待兵战而后决其胜负……今日言兵战，言商战，而不归之于学战，是谓导水不自其本源，必处于不胜之势。”因此，在他们看来，振兴中华，惟有维新；要维新，就需要培养一批有现代化知识、施行新政的人才。而人才的培养靠教育。国家教育发展了，国民的综合素质便强，智商便高，国力也就强盛了。所以救国之本在教育。刘子通在日本，受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学习十分刻苦。1906年春，刘子通因抗议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国学生规则》愤然回国，从速成师范科结业，1908年受聘于四川成都铁道学堂。1910年10月，因组织学生请愿，向当局提出“早开国会，废除专制”的要求，遭到四川总督赵尔丰的明令通缉。刘子通化装潜回武汉，迅速与湖北革命党人取得联系，继续高扬反抗清朝的革命火炬，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1911年10月10日，刘子通参加了武昌首义。16日受革命军政府之命秘密回到黄州，组织黄州城内革命人士策动清政府黄州营防驻军哗变，一举驱逐黄州知府琦璋和黄冈县知县潘涌捷，光复黄州后，出任黄州府督政科长。

　　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夺，刚刚呼吸了几天民主空气的人民大众，又陷入了军阀专制的残酷统治。随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使刘子通十分苦闷：灾难深重的祖国呵，何时才能见到光明！1917年春，刘子通辞职，离开黄州来到武昌，在黑暗中继续探求着救国的良方。教育救国又成为他的选择，并继续身体力行。

　　加入中共湖北早期组织

　　中华大学校长陈时，也是怀抱教育救国的理念从日本学成归国的，他在日本也加入同盟会，也参加了武昌首义，与刘子通时相过从。陈时在中华大学创立之初，便提出了“成德、达材、独立、进取”的办学校训，千方百计诚聘职业道德高尚、学术水平精湛的人才前来任教。1917年春，他聘请刘子通来中华大学任教，主讲心理学、伦理学课程。1918年，刘子通受聘湖北省第一师范，任该校教务主任，教授他的老本行心理学、伦理学等课程，同时，仍在中华大学兼职。1920年，是刘子通思想由佛学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关键一年。1919年秋末，通过李汉俊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董必武回到武汉，与罗田的江文波、红安的倪季端、沔阳的刘鼎三、汉川的李缄三以及汉口的刘质如联络，商议在武汉创办私立武汉中学。“他们都极力赞成”，还就校址、校舍问题，开办经费和基金问题，董事会的董事长问题及聘请教员等问题达成了共识。经董必武等全力筹划，私立武汉中学在武昌涵三宫正式建立。陈潭秋、陈荫林、钱介磐、刘子通、黄负生、赵子健等相继应聘任教。这是在武汉成立的一所全新的学校，实行男女生同班，设立班主任，建立学生会，国文采用白话文，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引导学生阅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新青年》《向导》《共产党》《湘江评论》《觉悟》《每周评论》等刊物。学校还主办有《武汉中学周刊》，自编《政治问答》，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新思想。

　　在武汉中学，刘子通与董必武、陈潭秋等交往甚密。他们经常在一起研讨社会主义学说和各种新思想。董必武和刘子通都是同盟会会员，有参加辛亥革命的共同经历。他俩常在一起讨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董必武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主要是革命方法不对，孙中山利用军阀打军阀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刘子通完全赞同董必武的观点，并且认为：“非革命不能救国”，于是，在政治上开始倾向马克思主义。

　　1920年6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建立共产党组织。8月，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这是在中国成立最早的一个党组织，也是全国各地早期党组织的发起组织。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后，李汉俊从上海写信给董必武、张国恩，后又亲自到武汉会见董必武，商议在武汉建立中共湖北早期党组织。与此同时，陈独秀派刘伯垂回到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同年秋，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由刘伯垂主持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中共湖北早期组织，成员有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郑凯卿、包惠僧、赵子健。中共湖北早期组织建立后，发展自身组织，到1921年春，先后吸收进步教师刘子通、黄负生和失业工人赵子俊入党。这标志刘子通的世界观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为了宣传革命，1921年1月，刘子通与恽代英、黄负生等创办了“以改造湖北教育及社会为宗旨”的革命刊物《武汉星期评论》，这个刊物随即成为中共湖北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社址设在武昌黄土坡27号，先后由黄负生、刘子通、李书渠、陈潭秋任编辑。该刊旗帜鲜明地宣传革命思想，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旧教育制度，主张改造社会，改革教育，指导革命青年积极投身革命斗争。

　　领导湖北女师学潮

　　1921年夏，刘子通37岁，受聘于湖北省女子师范学校，讲授伦理学和国文等课程。在这前后，黄负生和陈潭秋也受聘到该校任钟点课教师，即没有固定的月薪，只是按讲课时数计薪。一般每周2—4课时。

　　湖北女子师范学校，被代表封建势力的经心书院派把持着，他们抗拒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依然用腐朽没落的封建道德来束缚学生的思想，教学生如何做一个具有“三从四德”的“贤妻良母”。学生被禁锢在学校内，不许出校门，连学生的来往信件也要检查。刘子通任教后，大胆革新，从《新青年》、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选择优秀的作品作教材，油印发给学生，向学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启发学生破除封建迷信、争取妇女解放。他还在学校组织读书会，向学生灌输《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基本思想，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

　　陈媲兰是刘子通的学生。她回忆说，在刘子通老师的教育下，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中，“我们的思想起了急剧的变化。而我个人在此时期中，完全朝这一方面（学习新思想、新文化——笔者）偏向的发展，一有闲暇，手里总是抱着新思想的书籍和杂志贪婪地阅读；甚至在上其他不感兴趣的课时，也是偷看它们。这样一来，我的思想便如狂潮一般猛进了。”

　　在刘子通、陈潭秋、黄负生的教导下，湖北女师涌现出了大批优秀学生，除陈媲兰外，还有夏之栩、徐直全、杨子烈、袁溥之等进步学生。她们对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强烈不满，支持刘子通改革湖北教育的意见，要求学校彻底改革。她们进而提出“择师”，要求学校辞退不学无术的旧学究，多聘任像刘子通这样的好老师。女师学生的正当要求，触犯了学校守旧派的根本利益，他们既仇恨，又恐慌。这些“冬烘”先生，一股脑把仇恨集中到刘子通的身上，认为学生的行动，是受了他宣传“赤化”影响的结果，强烈要求解聘刘子通等人。

　　为此，校长王式玉装模作样地召集了一次教职员联席会议。他在会上大诉其苦：“鄙人自主持女师教育以来，像严父慈母般地爱护这个学校，关爱每一个学生，不幸近来少数学生蛮横无理地破坏学校纪律，甚至要闹学潮，使师道尊严扫地、士风败坏，实鄙人管教无方。”说到这里，他哽咽了，假惺惺地挤出了几滴眼泪：“为了救学校，救学生，鄙人不得不引咎辞职。”王式玉讲到这里，他的一班喽啰突然歇斯底里叫起来：“校长不能辞职，要更积极负起责来！”“这都是刘子通宣传赤化的结果！”刘子通是个性急的人，眼见这般乌烟瘴气的情形，再也坐不住了，忽地站起来大声地说道：“学校的主体是学生，学生的管理要求，学校应多加考虑，对学生的教学方法如果能够逐步改进，教学的质量如果能够逐步提高，对学生的管理方法能够合情合理，学生就不可能不安心求学了。如果将学生的要求置之不理，还是沿袭老一套办法，甚至用高压手段管理学生，那就难免要如校长所说，真正酿成学潮了。”围在窗外打听消息的学生大声喊起来：“刘老师说得对，讲得好！”接着是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王式玉见势不妙，急匆匆地宣布：“散会！”随即抱头鼠窜而去，他的喽啰们也一溜烟地逃散了。刘子通从会议室走出来，微笑着向学生们招手致谢。王式玉反受其辱，心里恨透了刘子通。1922年2月新学期开始，他便以“宣传赤化”“煸运学潮”为由，宣布解聘刘子通，顿时激起了女师爱国学生的公愤。夏之栩、徐全直、陈媲兰、杨子烈、袁溥之等12名学生召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了挽留刘子通老师的决议，并向王式玉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收回成命，重新聘请刘子通老师回校任教。王式玉傲慢地说：“重聘刘子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爱国学生的正当要求遭拒绝，她们无比愤怒，决心于2月21日举行罢课斗争。五四运动以来集聚在这所学校的“思想炸弹”，终于在这座封建的堡垒里爆炸了。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武汉地方委员会和陈潭秋一直密切关注女师学潮。陈潭秋鼓励夏之栩、徐全直、陈媲兰、杨子烈、袁溥之等同学说：“你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只要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5月21日，经陈潭秋、包惠僧介绍，在这次女师学潮中表现勇敢积极的夏之栩、袁溥之、杨子烈、陈媲兰、徐全直、李文宜、吴勇、丁仲松、袁之英、庄有义等青年被批准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通过这批学生骨干，进一步把各班进步的同学团结起来，将反对学校当局解聘刘子通的斗争一直坚持了一个学期。暑假到了，王式玉乘学生们陆续回家度假之机，以“违反校规”为由，又宣布勒令夏之栩、徐全直、杨子烈、陈媲兰、庄有义5名同学“休学”。9月，夏之栩等5名同学照常来上学。王式玉恼羞成怒，逆革命潮流而动，竟公然宣布开除夏之栩等5名同学，并把开除牌悬挂在校长室门口。愤怒的学生再也忍不住了，她们当着王式玉的面，砸烂了“开除牌”，随后打出“驱逐教育界蟊贼王式玉”的横幅，赴省教育厅请愿。支持她们的进步学生紧跟其后，浩浩荡荡地向省教育厅走去。社会主义青年团武汉地方委员会，立即通知武汉各大中学校团组织，发动进步学生支持女师同学的正义斗争。湖北一师、中华大学、武昌高师、武汉中学、外国语专科学校、启黄中学等校的团组织，积极响应，也相继开始罢课斗争并组成湖北女师后援会，声援女师学生坚持斗争到底。女师学生也成立了罢课委员会，向社会散发《驱逐校长宣言》等油印传单。湖北省教育厅长宗彝迫于社会压力，也指令王式玉，尽快解决女师学潮。王式玉进退维谷，只好请湖北教育界知名人士李汉俊（武昌高师教授）、陈时（中华大学校长）、李廉方（武昌高师事务主任）、刘觉民（武汉中学校长）、袁达三（湖北高等政法专科教授）出面调解。但调解并不顺利。开始，调解人提出的办法是：“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校长还是让王式玉做下去。”夏之栩等同学坚决不同意：“校长必须引咎辞职！”调解陷入僵局。女师罢课学潮影响在武汉越来越大，社会各界谴责宗彝和王式玉的声浪不绝于耳。湖北省教育厅只得又请5位调解人继续与学生谈判。最终王式玉“引咎辞职”，并得到湖北省教育厅的“批准”；夏之栩等5名学生保留学籍，“校外授课”“毕业证照发”。这场历时9个月的女师学潮，成了湖北现代妇女运动的新声。王式玉解聘刘子通不解恨，又使阴招。他勾结湖北省教育厅宗彝，上书湖北督军萧耀南，污蔑刘子通“仇父诽孝之言，忍心倡导；均产共妻之说，信口雌谈”。军阀萧耀南当即悬榜通缉刘子通。在这种情况下，刘子通愤然离鄂北上，经李大钊介绍，于1923年春到北京教育部任职。由于积劳成疾，刘子通的肺病不久复发。1923年9月，在亲人的护送下，刘子通回到黄冈故里养病，于翌年3月逝世，终年39岁。

　　来源：《党史天地（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