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英烈——戴补天

李寿和

　　戴补天，原名戴贵舒，湖北公安县人，一九〇一年四月生。一九二六年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公安县委武装委员、公安县委书记、红二军团经济部经济处长，鄂西农民银行和湘鄂西农民银行行长、湘鄂西省苏维埃财政部长等职，一九三二年八月牺牲于洪湖，年仅三十一岁。

　　从书生到“暗杀队长”

　　戴补天出生在公安县仁和垸丹水湖边(今杨厂公社仁和管理区绿化大队)，一个中等偏上的殷实人家。他本姓郭，生父郭小廷，由于养父戴方先没有儿子，他过继到戴家改姓戴。他的养父有田数十亩，并有一栋类似四合院的瓦房。

　　戴补天在戴家从小就受到宠爱，很早就随本家一位叫戴方宣的伯伯读私塾，这位伯伯兼老师的私塾先生，是乡中较开明、较有声望的知识分子，这使戴补天启蒙时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由于他勤奋好学，文才口才很出众，从小就练得一手漂亮的魏体字。他性情温和文静，像个书生，很得师长及乡邻父老们的好评。戴补天读完私塾，又考上了武昌荆南中学，成了一名“洋学生”。在学校里，他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和很多有志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决心走救国救民的革命之路。有人说“补天”这个名字，就是他准备投身革命时，表示他也要像女娲一样改造天地的决心。

　　一九二六年暑假，戴补天跨出了革命道路上的第一步。当时，广州北伐誓师的消息传到武汉，正在武昌荆南中学就读的戴补天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和一批公安籍学生覃济川、涂美中、朱廉元等人一道，迅速赶回公安，以图在家乡闹革命，做好迎接北伐军入境的准备。他回到家乡仁和垸，一改往年寒暑假终日在家以书本为伴的常规，经常与回乡的学生朱廉元、胡方熙(宜昌公安籍学生)等人在一起集会；同伯伯，私塾老师戴方竹等亲戚朋友在一起密谈，而且还常去离家十多里的小集市涂郭巷，在那里的驻军兵营中进进出出。戴补天见涂郭巷驻着一连吴佩孚的部队，就想瓦解它，为北伐军扫清道路。他花了不少钱，装扮成一个浪荡子弟混进了这个部队开的赌场聚赌，初步认识了一些士兵，进而又混入这个部队的兵营，以交“朋友”为名，主动和士兵接触，混熟了四名被迫当兵、思乡心切的北方籍士兵，准备鼓动他们来一次拖枪行动。恰巧这个部队换防，他就抓住部队交接的混乱之机动了手。那天，当这个连集合准备开拔时，却发现不知什么时候丢了四个人和四条枪，全连官兵大惊失色。他们立即进行了一次搜捕，但哪里找得到那四名士兵的影子。当他们弄清了是“戴家的一个麻子儿子”(指戴补天，因他小时出过天花)搞的鬼时，就马上派了一个排的士兵，连夜追到了丹水湖。幸喜戴补天早得到了消息，已秘密启程逃往汉口去了，因此他们扑了个空。这些如虎似狼的军阀部队不由分说地绑走了戴补天的父亲戴方先，将戴家洗劫一空，临走时还放了一把火。此后一连好些天，涂郭巷、仁和垸都处于戒严的紧张状态。受儿子连累的戴方先，后来靠家里用了一千斤皮棉的钱财被保了出来。

　　戴补天这次拖枪行动，在亲戚朋友和乡邻中引起了很大震动，人们真不敢相信这种胆大包天的事会是他干的。

　　戴补天离开家乡后，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在武昌与同乡好友胡方熙一道，由宜昌省立第三师范教师祖三竹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由党组织安排，在省总工会工作了一段时间。不久，戴补天进入毛泽东同志主办的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其间到大革命的策源地广东去了一趟。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和“七·一五”蒋、汪相继叛变后，中共公安县委惨遭破坏，县委主要成员胡竹铭，覃济川、刘煊等人全部牺牲。在这种严重困难时刻，戴补天肩负着上级党交给的恢复革命活动的使命，迎着腥风血雨，于这年秋回到了被白色恐怖笼罩着的公安县。

　　戴补天回公安后，以仁和垸一带为基地开展活动。面对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他决定先组织一支秘密武装力量，狠狠打击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因为仁和垸一带曾是全县农民运动的中心，群众基础好，他的主张马上得到了早就想向反动派复仇的积极分子们的赞同。但白色恐怖也的确把一些人吓怕了，一些好心的亲戚朋友又出来劝阻。戴补天毫无畏惧，只是坦然地一笑。经过戴补天的组织和积极分子的活动，一支精干的秘密武装终于组成了，他的另一位伯伯戴方耀也被动员参加了这支武装。为了显示鲜明的战斗性，这个组织取了个惊心动魄的名字——“暗杀队”(后敌人叫它“暗杀党”)，戴补天亲自担任暗杀队队长。

　　关于这个暗杀队，当时中共湖北省委在写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有过记载：“杀土豪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指公安全县——编者)，尤以七区为猛烈。第七区本无新式武装，仅由农民选出最勇敢的三十余人，组织暗杀队，每以土豪劣绅之手段回报。土劣则收买流痞为其工具，现已进行杀流痞之工作。正如这个报告中所记载的，暗杀队初成立时只有三十余人，下分四个小组，队员白天在家生产，晚上秘密集中，采取偷袭的手段镇压了那些欠了人民血债的土豪劣绅、流氓土匪。全队虽然没有一支枪，所用的仅仅是一些匕首、短刀，但由于队员们同仇敌忾，机智勇敢，因此，一成立就发挥了很大的战斗威力。

　　暗杀队成立不久，一举除掉了仁和垸一带的“三害”，引起了四乡的震惊。这“三害”是指清乡团团总樊纯香、保董朱洁成、恶霸段显义。“三害”在地方上为非作歹，戴补天决定把“三害”作为暗杀队首战的目标。戴补天与队员们周密计划，充分准备，决定对“三害”同时采取行动。

　　一九二七年初冬的一个夜晚，北风呼啸，乌云密布，轻装紧身的暗杀队员们个个腰藏匕首或短刀，借助天气的掩护，兵分三路朝三个方向扑去。戴补天为了鼓舞士气，亲自带领一部分队员扑向朱洁成家。朱洁成是戴补天一位叔伯舅舅，队员们见自己的队长这样大义灭亲，斗志倍增。半夜前，三路暗杀队都按计划分别暗暗包围了“三害”。朱、段两人正在家里睡大觉，樊纯香则被暗杀队的内线稳在一家酒店里打麻将。半夜时分，朱洁成家突然起火，火光映红了半边天。戴补天趁朱家混乱之际，带领暗杀队员直冲入朱洁成的卧室，亲手处死了这个家伙。另两处的晴杀队员望见朱洁成家的火光，知道队长动了手，也就紧跟着以迅谱不及掩耳的动作，破门冲进了樊纯香打麻将的酒店和段显义的家，干净利索地干掉了他们。

　　暗杀队一夜之间除掉“三害”，使得土豪劣绅们胆战心惊。他们慌忙收买了一些流氓土匪与暗杀队作对。如南王洲土匪兰天作，纠集了二十多名地痞流氓，开办了一个所谓“武学”。日夜练武，并扬言“杀尽暗杀党，活捉戴麻子”。但这个狂言放出没几天，兰天作自己倒被暗杀队杀死，死后身上还被贴了一张条子。“我辈暗杀队，布下天罗网，哪个敢作对，他就是下场。”一帮地痞流氓被吓得鸟兽散。

　　暗杀队成立不到两个月，就这样在仁和垸，涂郭巷、南王洲一带。接二连三地除掉了二十余名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土匪流氓。一时间，暗杀队和暗杀队长戴补天的名字威镇四乡，使得反动派闻风丧胆，而四乡的老百姓则无不为之拍手称快。当时在仁和垸一带流传过一首歌谣，赞扬暗杀队的活动。

　　黑夜一阵风，

　　土匪钻窟窿。

　　土劣更害怕，

　　逃得影无踪。

　　好个暗杀队，

　　百姓都敬佩。

　　不沾种田汉，

　　恶霸尽倒霉。

　　年关暴动响起的枪声

　　一九二七年冬，段德昌受上级党派遣到公安县，很快恢复了公安县委，段德昌任县委书记，戴补天担任县委武装委员，兼任暗杀队队长。段德昌的到来和公安县委的恢复，使戴补天获得了更大的力量，他立即按照县委的指示，将暗杀队进行了一次整顿和发展。全队由三十余人扩充到九十余人，战斗小组由四个扩充到九个。虽然这时暗杀队仍然没有枪，但这也算是一支很可观的力量了，段德昌和戴补天就是凭着这支力量，发动了一次震动荆江两岸的年关暴动。

　　一九二八年元月(即一九二七年农历腊月)，暗杀队正在南王洲一带整顿，段德昌和戴补天得到了一个意外情报：大土匪傅祖光率匪众窜犯到离南王洲十多里的桥埠头，四乡群众纷纷要求戴补天的暗杀队除掉这股十恶不赦的土匪武装。傅祖光是长期活动于公安、江陵边界的匪首，常在公安斗湖堤至藕池一带搜刮民甜，奸淫妇女，群众恨之入骨，当时这一带曾有首民谣愤怒地唱道：“土匪傅祖光，心毒似虎狼，借名逼枪款，地刮三尺光。”这次傅祖光匪部被国民党收编，傅祖光成了所谓“营长”，他得意忘形地带着匪众来清剿暗杀队。他一到达桥埠头，竟当街树了一杆大旗，旗上写着几个大字：“铲共清乡团”。

　　段德昌和戴补天根据这一情况，决定利用暗杀队来一个突袭，消灭掉这股土匪，以此响应上级党关于在荆江两岸对敌开展年关斗争的号召，为暗杀队搞一批枪支，然后由“晴”转“明”，成立一支正式农民武装。于是，他们向暗杀队员做了紧急动员，队员们听说要采取这样一次太的行动，个个跃跃欲试。同时，他们还指示附近各党支部分别串联和组织了一百余名群众积极分子，准备到时配合暗杀队。按他们的要求，暗杀队员们除了备好平常所用的武器外，每人又赶制了三个“酒瓶手榴弹”，群众积极分子则每人发了三个大爆竹，整装待命，统一行动。元月二十二日(即一九二七年农历腊月三十)，九十余名暗杀队员和百余名群众积极分子，顾不得吃传统的团年饭了，他们在段德昌、戴补天的带领下，怀揣着随身携带的武器，三三两两地从四面八方向桥埠头汇集，于傍晚时分到达目的地，分别隐蔽在傅祖光匪部营房四周的老百姓家里。

　　约定动手的时间——除夕到来了。这时，昏黑的夜色中，出现了三条人影，大模大样地朝匪部营房走来。打头的一位是戴补天，中间是胡方熙。他们身上暗藏着武器，手里则提着几刀肉和几瓶酒。走在最后的是段德昌，他装扮成挑夫的模样，挑着一担箩筐，里面塞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看上去像是一满担礼物。他挑在肩上的一条“扁担”，则是用黑布裹着的一支步枪，仅把扳机露在外面，黑夜中很难看出破缝。这条步枪是这次行动中暗杀队唯一的一条枪，而且还是在六区陈祠桥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李金生得知这次行动后派人送来的。

　　就在段德昌、戴补天、胡方熙三人向匪部营房走来时，这里的团年饭才刚刚散席，整个营房里酒气熏天，烟雾弥漫，灯光昏暗。喝醉了的匪兵们横七竖八地倒在地铺上，没有醉倒的则又拉开牌局，吆三喝四地赌起来。傅祖光本人也赌性大发，醉醺醺地强逼着手下的几名头目陪他玩牌。

　　段德昌等三人走到乱糟糟的营房大门前，见两个无精打采的哨兵在站岗，戴补天就上前打招呼说：“烦两位弟兄进去禀告一声傅营长，涂郭巷傅家三爹(涂郭巷商会会长傅祖清，是傅祖光的叔父——编者)派人送年货来了。”哨兵见他们提着酒和肉，还挑着一担“礼物”，信以为真，其中一名哨兵马上进去通报去了。等这名哨兵一进去，戴补天和胡方熙就猛扑上前，卡住了另一名哨兵的脖子，缴了他的枪，并将他绑在一边。然后三人借着昏暗的灯光，悄悄地朝大门里摸进去。

　　正在玩牌的傅祖光，听哨兵报告他叔父送年货来了，高兴得连忙丢下手里的牌，起身出去迎接，他刚走到二堂门口，就碰上迎面而来的三个人。只见段德昌飞快地把手一扬，“叭”的一声枪响，傅祖光应声栽倒在地上。

　　听到这枪声，埋伏在四周的近两百名暗杀队员和群众积极分子，同时从各个角落里冲了出来，呐喊着朝营房里扑去，并且纷纷投出了那些“酒瓶手榴弹”，点燃了那些大爆竹。霎时，喊杀声和爆竹声响起一片，惊天动地。

　　醉得迷迷糊糊的匪兵们，本来就是些毫无战斗力的乌合之众，现在遭到这突然袭击，个个惊得魂飞魄散，纷纷从地铺上和牌桌边跳起，哪里还敢拿枪，都赤手空拳地四散逃走。只有傅祖光的一个文书还想顽抗，当场被暗杀队员打死。整个战斗结束，暗杀队和群众没有损伤一个人，傅祖光匪部被全部瓦解，所有长短枪支全部被暗杀队缴获。

　　歼灭傅祖光匪部之后，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夜晚，戴补天又亲自带领八十余名暗杀队员，从仁和垸出发，奔袭二十多里来到闸口。由于有内线配合．未响一枪就解除了闸口清乡用的武装，缴获了长短枪三十二支。至此，暗杀队已拥有一百多条枪了。县委根据形势的需要，正式将暗杀队由“晴”转“明”，改编成了一支农民赤卫队。

　　傅祖光的被歼和闸口清乡团的被袭击，使公安县反动政府恼羞成怒。他们于一九二八年春调集全县“最精锐”的谢博明、邱在中、李大贵三个清乡团，分三路向农民赤卫队驻扎的仁和垸包抄，妄图将赤卫队一举歼灭。戴补天得知这一情报，在敌人出动的那天拂晓，也将赤卫队分兵三路，悄悄地撤离仁和垸驻地，其中两路分别埋伏在曾埠头、涂郭巷，他自己则带一路埋伏在仁和垸东堤边，并动员青壮年和妇女小孩也转移了出去。上午，三路敌人仗着人多枪多，大摇大摆地分别经赤卫队埋伏的三处地方向仁和垸丹水湖杀来，等敌人刚刚过去，三路赤卫队就悄悄地分别跟在他们的后面。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不仅没有包围住赤卫队，却被赤卫队实行了一个反包围。

　　三路敌人到达仁和垸丹水湖一带，挨家挨户地搜查，他们不仅没有见到赤卫队的影子，就连一个青壮年和妇女小孩也没见到，只看到一些留下看家的老头子和老太婆。敌人只好抓了十几位老人来审问，然后虚张声势地在墙壁上刷上“消灭共产党，活捉戴补天”“活捉戴补天，赏洋两千元”的标语。敌人闹腾了半天，仍然没有找出赤卫队的半点踪影，急疯了的敌人拖出了一个叫戴还生的孤老头，硬逼他交出戴补天，这老头交不出来，疯狂的敌人就当场将他杀死。敌人还放火烧了戴补天等十多家戴姓的房子，一时浓烟滚滚，遮天蔽日。这时，对敌形成了包围之势的三路赤卫队出其不意地向敌人发起了进攻。霎时枪声四起，赤卫队员们如从天降，敌兵们有的惊得丢下枪支抱头鼠窜，有的跟着几个团总且战且退。最后，敌人丢下了十几具尸体和八十余条枪支大败而去。戴补天在这次战斗中，不幸腿部中了一枪。

　　一九二八年初夏后，由于敌强大的正规部队入境围剿，段德昌和戴补天领导的这支农民武装按照上级指示撤离了公安县，转移到长江以北的地区去了。后来段德昌率主力到石首、监利一带打游击，少数几个人随戴补天潜入江北沈家洲一带继续坚持斗争。

　　与南王洲、斗湖堤一江之隔的沈家洲，当时属公安管辖(现在属江陵)。由于它单独地撇在江北，公安反动政府一向对它疏于管理。再加上宽阔的江面阻隔，反动军队也不易过江清剿，因此，戴补天选择了这里作为新的活动区。这里早已有党的组织活动，江南暗杀队的活动也曾波及到此，戴补天的到来，给这里的革命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力量。

　　为了活动方便，戴补天以“游学佬”的身份，来到沈家洲一带走村串乡，并以在一位叫沈大春的农民家做女婿为名定居下来。沈大春家有三间茅房，单门独户，周围是一大片毛竹林子，很便于进行秘密活动。戴补天在这里定居下来后，一边动员沈家亲属参加革命，一边和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准备将沈家溯和江陵边界一带建成一小块苏区。经过戴补天和当地党组织一年多的努力，这一小块苏区终于形成了。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六日，戴补天和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沈汝成等，在黄家场召开了隆重的江睫县南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在会上镇压了当地的土豪劣绅黄选清等三人。这次大会后，沈家洲的九个乡普遍成立了乡苏维埃，形成了一块纵横各三十余里的“赤区”。

　　区乡苏维埃政权成立后，戴补天曾带领农民武装发动群众兰打观音寺，造成了很大的革命声势。观音寺位于这块赤医的西船边缘，一直驻扎着极端反动的任子宽清乡团，这成了江北一带的反动堡垒，时刻威胁着沈家洲这块“赤区”。因而要使这块“赤区”存在和发展，就必须打掉这个反动堡垒。

　　第一次打观音寺，是一九三〇年元月三十一日（即农历正月初二）。由于这次我方枪支太少，仅戴补天等三人有三支手枪，因此没有把观音寺攻下，而且我方有数十人中敌人乱枪伤亡。但对敌人却是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

　　第二次打观音寺，是二月十日（即农历正月十二）。这天正好下着大雾，雾浓得几步开外就看不见人影，戴补天就借着这浓雾的掩护，率部突然出现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团丁们在这突然发生的勇猛攻势下，纷纷丢下阵地而逃，有的则干脆举手就擒。这次攻占观音寺，虽没有捉到任子宽，但缴枪十几支。后来由于沙市国民党驻军赶来增援，我方军民才退出观音寺。

　　第三次打观音寺是四月十日（即农历三月十二）。这次不仅攻占了观音寺，缴枪几十支，而且乘胜将敌追击到五十里以外的姚湾。

　　跟随贺龙转战洪湖

　　一九三〇年春，为了迎接红四、六军会师公安，上级任命戴补天任公安县委书记。他为了做好迎接红军入境和渡江南下的准备，曾频繁地来往于陡江两岸的沈家洲、窑头埠、斗湖堤、涂郭巷一带，制定了打掉斗湖堤团防局和组织公安县革命委员会的计划，串联和组织群众为红军准备住房、粮草和渡江船只。七月四日，红四、六军在公安县城南平胜利会师。戴补天闻讯，立即带人一举击溃了斗湖堤团防局，并于七月七日在斗湖堤成立了临时的公安县革命委员会，亲自担任革委会主席。斗湖堤是一个临江集镇（现为公安县城），平时是公安进出日的大门之一，这次则是红军选择的主要渡口。戴补天将县革委会设在这里是便于领导沿江群众迎接和支援红军。为了造成一个迎接红军、支援红军酌浩大声势，戴补天在斗湖堤召开了有市民和附近农民参加的千人群众大会。这天，斗湖堤大街小巷都充满了一种扬眉吐气的热烈气氛，这是大革命失败以来斗湖堤一带第一次召开这样的大会。会上，县革委会宣布就地镇压了斗湖堤大烟土犯王海堂以及土豪劣绅共七人。戴补天在会上讲了话，他号召城乡人民要迅速行动起来．打击土豪劣绅，没收他们的财产，为红军筹集军饷，用实际行动迎接和支援红军。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一日，红二军团总指挥贺龙同志率队来到了斗湖堤，戴补天组织市民热烈欢迎。大街小巷都贴满了五颜六色的欢迎标语，家家户户的大门前都摆满了茶水、饭菜。红军战士们吃过午饭后，就开始渡江。贺龙同志亲切接见了公安县委和革委会的全体成员，听取了戴补天关于全县和沿江两岸的工作汇报，并对公安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晚上，因有敌舰袭击，戴补天陪同贺龙同志转移到斗湖堤上游几里路处的窑头埠住宿。第二天早晨，又陪同贺龙同志从窑头埠渡过了长江。

　　由于戴补天领导沿江群众的事前做好了准备工作，再加上红六军十七师提前封锁了各个渡口，因此，整个渡江行动非常迅速和顺利。在上至窑头埠，下至黄水套的近七十里渡江线上，数百只大小船来往竞驶，一万多名红军战士不到两天时间(十一日中午至十三日晨)就全部渡过长江。

　　戴补天领着沿江群众对红军的支援，受到了贺龙同志的赞赏。因此渡江后，戴补天随军东下洪湖，被调到贺龙同志身边工作，任红二军团经济部经济处长。一九三〇年底，戴补天又被调任鄂西农民银行行长。随后任湘鄂西农民银行行长、湘鄂西苏维埃财政部部长。

　　一九三〇年前后，初建立的湘鄂西苏区出现了一个急待解决的经济问题，过去苏维埃政府对经济完全没有计划，形成经济困难与枯竭。有一个时期，苏区各县都发放纸币，有的区，甚至有的乡也发放纸币，而且纸币一般采用的是油印，极不严肃，由于这些纸币的泛滥，造成了苏区货币的大幅度贬值，这不仅直接危害了苏区的经济建设，在政治上也影响了苏维埃政府的声誉。根据这一情况，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平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决定建立农民银行，统一苏区的金融管理。戴补天在经济工作中表现出了他的才干，创办苏区银行的重任落在了他的肩上。戴补天最初在江陵沙岗开办了鄂西农民银行，以后迁移到湘鄂西省苏维埃所在地洪湖瞿家湾，改名为湘鄂西农民银行。苏区银行开办后，统一发行了纸币和硬币，纸币采用的是石印，从版面、纸张到印刷，都比较精致，票面分一圆、五角、二角、一角、五分几种。先期的票面印有“鄂西农民银行”字样，后期的票面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字样。硬币则分银币和铜币，上面铸有“苏维埃”字样。苏区各县设立了分行，各区设支行或汇兑所，而且各级银行都开办农民储蓄和借贷业务。银行的开办和货币的统一，迅速稳定了苏区的经济，扩大了财政收入，为支援和发展革命战争，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戴补天在这些工作中，历尽了艰辛。在那样险恶的战争年代，所面临的一切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由于有党的领导和支持，戴补天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如银行差一个有一定水平的财务总管，他就把自己的塾师、伯伯戴方宣从家乡动员到洪湖，担负这一工作。

　　一九三二年洪湖苏区的第二次“肃反”中，戴补天被诬陷为“改组派”。与他在洪湖工作时建立了亲密战斗友谊的湘鄂西省保卫局副局长彭国才等同志，曾多次为他极力辩护。但丝毫豫有打动“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铁石心肠。八月十二日，戴补天和六十余名同志一起，被五花大绑后押向瞿家湾附近的洪湖边，强行推入湖中淹死，时年三十一岁。

　　建国后，党和政府为戴补天平了反。一九五七年国务院为湘鄂西英勇牺牲的烈士撰写的纪念碑碑文上铭刻着戴补天的英名，他将永远载入湘鄂西革命斗争的光辉史册！

　　来源：《湖北英烈传（第一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