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诚：“这是公款，我一个子也不能动”

黄玉梅

　　他是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杰出领袖，豫鄂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主要开创者和重要领导人，为革命献身的湖北省委书记。他就是青年革命家杨学诚。

　　1915年8月，杨学诚出生于湖北黄陂，自幼家境贫寒，但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在亲友的资助下，杨学诚读完高中，1934年又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1935年，面对日军企图吞噬华北地区、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刻，杨学诚挺身而出、振臂高呼，成为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1936年5月，杨学诚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职业革命者，从此便将全部身心奉献给为中华民族争独立、为中国人民谋解放的伟大事业。他历任湖北省临时省委委员、青委书记、青运部部长，鄂中特委书记，鄂中区党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豫鄂边区党委组织部长兼社会部长和豫鄂边区行署副主席、党团书记。在异常艰苦的抗日斗争中，杨学诚呕心沥血、勤奋工作，为豫鄂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1944年4月，杨学诚积劳成疾，不治而逝，年仅29岁。

　　在豫鄂边区七年的抗战生涯中，杨学诚身居高位，却始终克己自守，廉洁奉公，不谋私利，其感人事迹至今仍流传广布、历历在目。

　　杨学诚虽然职务高，但却没有一点官架子，特别平易近人。他在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同大家吃住在一起，干在一起。在京山丁家冲根据地的创建初期，他同战士一起肩靠肩、背靠背地睡地铺。“八条枪”小游击队刚上丁家冲的时候，有一天，心毒手狠、反动透顶的应城老反共头子“蒋老七”带着应城保安团二三百人从这里路过，大家怕他向游击队下手。杨学诚知难而进，挺身而出，拿起大枪，亲自去站岗放哨，直到“蒋老七”的队伍全部过完才换哨。在开辟鄂南抗日工作期间，由于条件艰苦，加之操劳过度，营养又差，杨学诚病倒了。回到边区党委机关后，经医生检查，他患了肺病、肋膜炎、肛门结核、喉结核等多种疾病。边区党委非常关心他的病况，千方百计搞药并派专人医护，但他经常对护理人员说：“党和人民对我太优厚了，我很不安。不要给我用好药，我没给党做多少工作，现在又要花党和人民这么多钱给我治病，我真对不起党和人民。”

　　杨学诚不仅不为自己谋利，还坚决不让家人占组织一点便宜。他的家境十分贫困，父亲给地主当长工，母亲操持家务，养育杨学诚兄妹5人。父亲去世后，杨学诚一家陷入极度贫困，常常只能靠借贷典当度日。从清华大学毕业的杨学诚本可寻找一份体面的职业养家糊口、帮助家庭，但面对山河破碎、大地陆沉、家国危亡，他毅然投入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家庭的贫困依然如故甚至更变本加厉。武汉沦陷后，母亲得知他就在湖北率部打击日本侵略军时，时常捎信给他，让他抽空回家看看。杨学诚为民族抗战事业日夜奔忙，他战斗的大悟、安陆、应城等地离老家黄陂并不远，但总是无暇回家。只有一次，在前往鄂南开辟工作的途中，杨学诚带着一位连长，骑着马顺路去看望了母亲。回到家里，乡亲们见马背上驮着两袋银元，就议论开了：“这下他家好了，有钱了。”杨学诚闻言对母亲说：“娘，这是公款，是抗日部队的口粮和枪炮，我一个子也不能动，等将来遍地开红花，革命胜利了，我再接娘到武汉去住些时日。”1943年，杨学诚兼任豫鄂边区行政公署副主席、党团书记，参与管理边区的钱粮工作。一次，当得知杨学诚在应城活动时，母亲闻讯去找他，当面诉说家里的困难，希望得到他的帮助。见到许久未见的母亲，杨学诚非常高兴，但对母亲的要求，他却坚定地说：“娘，我现在是有组织的人，我们党正在开辟根据地，是在做大事，帮贫苦人打日本鬼子。战士打仗要吃粮、造枪炮，经费也很困难，都需靠自己解决。家里没钱，可先把房子卖掉，克服暂时困难吧。”母子重逢，家庭困难没有解决，但血肉亲情一点也不能少，他专门借了辆小独轮车亲自推着送母亲回老家，没想到路上车翻到河里，母亲也被摔伤了。1944年初，杨学诚卧床不起，母亲和弟妹们来看望他。此时，杨学诚已是骨瘦如柴，说话都很吃力，即使这样，他也不让母亲和弟妹多住，要他们赶快回家，说组织上现在很困难，时间住长了，要花很多钱。他们走的时候，边区政府想给一点路费，他坚持不让他们接受。不久，杨学诚在随军转移中终因病情危重逝世。

　　（来源：《党员生活》，作者单位：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