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讲 反腐倡廉——清正廉洁　拒腐不沾

　  1952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批准人民法院判处大贪污犯、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死刑。刘青山、张子善事件震惊全国，人们从中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真正是一个倡廉反腐的无产阶级政党，一个与人民同甘共苦的群体。
　　廉洁即清白，腐败即堕落。廉则兴，腐则亡，这条客观规律已为历史的进程所证明。廉洁奉公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特征，反对并铲除腐败是其革命的目标之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湖北地区的共产党人凭着一颗对党和人民的赤诚之心，与腐败现象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廉洁奉公的颂歌。
　　一、倡廉守洁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的性质决定了这个政治团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就是要推翻压迫人民、剥削人民、贪赃枉法、腐败无能的反动政权。在建立政权以后，又自然会把纯洁组织、建设廉洁政府，同铲除腐败现象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曾多次这样教育党员：“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最可尊敬的。”从1920年8月武汉共产党早期党组织组成立那天起，“打倒贪官污吏”，就成为湖北共产党人的一句革命口号，而“廉洁奉公”就自然成为湖北共产党人的自觉行动。这种自觉行动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第一，严格自律。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我们的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全心全意地为党的利益和党的发展而奋斗，并且应该把党的、阶级的成功和胜利，看作自己的成功和胜利。”严格自律，就是为了党的宗旨和目标的实现，严格按党的规矩办事，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湖北的许多共产党员都是这样做的，特别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更是身先表率。
　　董必武是党内德高望重的“五老”之一，他的严格自律首先表现在对自己和亲属的高标准、严要求。1927年大革命高潮时期，董必武身居湖北党政重要领导岗位。一次，一位叫黄存瑞的亲戚听说他在省城做了大官，就从老家黄安赶到武汉，请他给安排一个工作。董必武对他讲：“你是一个很好的劳动力，适宜到农村种田。要我介绍工作，就介绍你回黄安去种田。”全国解放后，不少亲戚找董老安排工作或索取钱财，他都十分明确地告诉这些亲戚：“我们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和过去的改朝换代不同”，后来，董老干脆写了一封通函，打印出来，分别寄给家人和亲友，要他们各安其业，不要存非分之想。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董老也要求很严。刚解放时，他就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约法三章：（一）不许向地方要东西；（二）不许以他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特殊化活动；（三）不许接受礼物。董老对亲戚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如此，对自己和子女更严。1965年，董老在广州，夫人何莲芝带着孩子到广州与他团聚，竟是自己掏钱买的硬席车票。1969年春，他将小儿子良翮和儿媳送到河北晋县农村当农民。后来，晋县的党组织准备提拔良翮当干部，董老得知后坚决不同意，认为良翮还要在基层继续锻炼。
　　徐海东大将曾被毛泽东称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他参加革命后，一家38口人为革命牺牲，留下了一个女儿在湖北大悟县的穷乡村。新中国成立后，女儿来北京找到父亲，要求在北京安排一个工作。徐海东当然知道自己有这个能力。他为革命南征北战，6次负伤，全身留下17处伤痕，左腿为二级残废，曾被毛泽东誉为“一个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他却居功不自傲，常常称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公民”。这次将女儿留在北京，组织上不会说什么的。将军却不这么想，他想的是不能用自己的地位去搞特殊，于是就劝女儿说：“你已经是有孩子的人，又没有文化，能在北京干什么呢？还是回去吧。”女儿听父亲的话回到家乡务农，以后几十年再没有提出工作的要求。将军因战争年代留下的伤病折磨，中央让他养病。1955年解放军授衔前，周恩来总理去看望他。他恳切地对总理说：“总理，我正有一件事向你汇报。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听说中央授我大将军衔，感到有愧，我请求中央能将我的军衔降低些。”授衔以后，将军感到不安，常常对儿子徐文伯说：“我是一个窑工，是党培养才有今天，今天所得到的一切，都是无数先烈和战友们用鲜血换来的，我们这些幸存者，千万不能忘记他们。”
　　湖北干部群众非常怀念的老省长张体学也有一个送亲弟弟回乡的故事。张省长有一个亲弟弟叫体再，与省长失散20多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兄弟俩才见面。弟弟在武汉市一个工厂里当工人，工作也干得挺好。后来，城市精简，省长的弟弟属于精简政策的回乡人员范围。张省长把弟弟找来做思想工作。弟弟想不通，质问兄长：“厂里领导并不想下放我，你为什么一定要我下去？”“因为你是省长的弟弟。”“省长的弟弟咋了？”“吃苦的事，吃亏的事，就得带头。”张省长苦口婆心终于将弟弟说服。几天后，弟弟就回乡了。省长的弟弟就应该回乡，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的省长的弟弟，吃亏的事要带头，这就是共产党的道理。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没有那一朝有过如此的“官”，只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才能做得出来。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雨绵绵秋风寒。”在革命战争年代，湖北有多少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去参加了红军、新四军和解放军。湖北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内有236多位将军来在湖北诞生的红三军团、红二军团、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新四军第四支队和第一支队第一团、新四军第五师。将军们为革命东征西战，成为人民的有功之臣。革命胜利了，当年的泥腿子穿上了将军服，却没有改变一颗“人民公仆”的心。在这个将军群体中，有一位被称为“身居将军位，不改黎民风”的上将，他就是曾任第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和沈阳、济南、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的王建安。王建安经常教育子女不能有“父贵子荣”的思想，从来不准家人坐他的汽车，不准爱人和孩子以工作之便去游山玩水。儿子请当中央军委顾问的父亲将自己调回北京，父亲严肃地说：“我没有这个权力。”他的部下都知道将军下部队有个“三不准”：不准前呼后拥；不准层层迎送；不准在生活上有特殊照顾。王司令员到连队事先不通知，到了吃饭时间就突然来到战士食堂端起大碗同战士们一起吃。在这个将军群体中，还有一位当国防部长的上将，他就是从红安山乡走岀去的秦基伟。他没有让那些一次又一次找他的亲戚们当上兵，唯有一个侄儿凭自身的条件参军入伍，三年后还是以战士的身份复员当工人，没有沾上国防部长一丝一毫的光。像这样的湖北籍上将还可以列出一大排名字--陈再道、王宏坤、贺炳炎……，将军们以自己严格自律、立党为公的壮举为中国共产党的党旗增添了新的光辉。
　　著名革命烈士方志敏曾在《清贫》一文中写到：“矜持不苟，舍己为公”，“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正是共产党员具备了这种美德，中国共产党才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中国的革命才能不断取得胜利。
　　第二，不损公肥私。公款公物不能私用--这一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特别是当自己的母亲、妻儿去讨米要饭、奄奄待毙之时，也不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公款公物的一分一毫，就更难能可贵。然而在湖北党的历史上，像这样的共产党员却不计其数。
　　1930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五纵队党代表何长工以鄂东南地区和红五纵队代表的身份，到上海参加在那里召开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全国军事会议和湖北省的党代表会议，随身带着鄂东南地区上交中央的1000多两金条。一路上，何长工和随行的同志巧妙伪装，躲过敌人的搜查，将金条安全带到上海，交给中央。收款的同志一称，发现金条的实际重量比应交的多了。中央有关领导找到何长工，将多余的金条交给他，建议他用这些钱去打通关系，把留在家乡的妻儿接到上海，由组织负责安排。原来，何长工自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即转战各地，妻子和孩子还留在国民党控制的湖南乡下，处境十分危险。对于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关心，何长工十分感激，但却一口回绝，说：“公款不能私用。”仅仅过了半年，湖南的反动军阀何键就亲自下令杀害了何长工一家--妻子、两个孩子其他亲属，一共几十口人！
　　抗日战争时期鄂豫边区党委组织部长杨学诚，也有一段类似的佳话。1942年7月，时任新四军鄂皖兵团政委的杨学诚率部进军鄂南。部队途经杨学诚的家乡黄陂县木兰山下的杨保湾，杨学诚顺路去探望离别多年的老母亲。随行的一位干部的马背上驮着两袋银元。杨学诚一进家门就看见年迈的母亲穿着打满补钉的棉布褂，幼小的弟妹也是衣不遮体面黄饥瘦，心一下就碎了。母亲告诉儿子，当长工的父亲已去世，家中全靠母亲纺棉纱和弟妹们上山打柴，维持四日八餐、半瓜半菜的日子。儿子流下了辛酸的眼泪。乡亲们听说杨学诚回来了，纷纷来瞧，有的人见杨学诚骑着马就估计他一定做了共产党的大官，有的人摸着银元袋就惊叫：“他家发了！”夕阳西下时，杨学诚拉着母亲的手说：”妈，我要去赶部队了。我知道家里困难，可我这马背上的银元全都是军饷，儿一块也不能动啊！等赶走了日本鬼子，建立了新中国，那时我们家和全国穷人一样翻身解放，就再不受穷了！”母亲理解儿子，她拄着拐杖把儿子送到村头小河旁，拉着儿子的手说：“儿啊，当共产党就要像这河里的水一样清白。去吧，再苦，娘经受得住，不要挂念娘。”儿子含着眼泪走了，母亲的话却长在他的耳边回响。杨学诚直到1944年病逝，也未给母亲和弟妹一点点特殊的照顾。
　　如果说党的高级干部的这些自觉行为显示了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那些党的基层干部和党员以血的代价维护党的形象的生动事迹则表现了一种彻底的革命精神。
　　张凤林是一个基层的工委书记。1946年8月，中原突围后在蕲春、广济一带活动的中原军区独二旅政委张体学，亲手将1000块银元交给张凤林保管，嘱咐他必要时可以随时处理。部队走后，国民党军队在蕲春、广济一带“清剿”，党员无法就地坚持活动，只好转移外地。张凤林将银元秘密地埋藏起来，带着妻子儿女一路讨饭，四处躲藏。400多个日日夜夜，张凤林一家人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都没有想到去动用一块银元，因为那是公款。1947年10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鄂东又成为解放区，张凤林赶紧挖出银元一块不少地交给了党组织。
　　戴德昌是通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3年3月，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围剿”，以29个团进攻鄂东南的红军。道委机关和鄂东南兵工厂、红军总医院、红军被服厂等转移至通山境内。身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戴德昌为保证红军的供给，不仅动员群众节约粮食，而且全家带头吃薯渣、咽野菜。他唯一的女儿高烧几天几夜，想喝一口米粥。他尽管掌管着上万斤粮食，也没有动用一粒米，去满足女儿这低得不能再低的要求。当县委其他同志听到消息赶紧送来一碗米粥时，7岁的女儿已经离开了人世。女儿的死，使戴德昌很悲伤，他却将悲伤化为力量更加忘我地工作。他组织小分队到国民党控制区去筹款筹物资，保证红军的供应，最后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一位刚满40岁的党的基层干部，就这样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献出了自己与女儿两条生命。
　　正是这些共产党员无私的奉献，为党树起了一座清正廉洁的丰碑。
　　第三，与人民同甘共苦。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血肉的关系。这种血肉关系是靠什么建立的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廉洁奉公、廉政为民，就是共产党人与人民同甘共苦。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组织呢？毛泽东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中国古代也有一些“清官”，但他们只能做到为民请命，不能做到与人民同甘共苦，因为他们虽然也为民，却仍然是高居于人民之上的“清天大老爷”。共产党人则不但能廉政为民，而且能同人民打成一片，原因就在于共产党人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只有清正廉洁，才能与人民同甘共苦；只有与人民同甘共苦，才能真正做到清正廉洁。湖北老一代共产党人已经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60年代的湖北省直机关曾经发生这样一件事：由于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粮食特别紧张，省直机关的干部，不管是省长、厅长、处长，还是一般干部，都只能在食堂里吃豆饼饭。省内一个农场的职工听说以后，非常感动，就想方设法弄了一批面粉送到省直机关。如何处理这批面粉？分管机关的副省长将这件事提到省长办公会议上，省长们集体作了一个决定：将这批面粉全部送到幼儿园。孩子们吃上了雪白的馒头，而省直机关的干部们还是吞着那难以下咽的豆饼饭，没有一个人有一点意见，因为他们认为在这种困难时期，粮食就应该这样处理。没有高谈阔论，也没有大肆宣扬，连那些吃上白面的孩子们也不知道这件事。直到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了，那些孩子也长大了，人们才知道曾经有一批送到干部嘴边上的面粉又被转送到了幼儿园。老百姓眼中的“当官的”也与大家一样，吃豆饼，吃野菜。群众们也不奇怪，因为共产党的干部就应如此，否则那就不是共产党。
　　为了帮助群众度过难关，掌握全省的缺粮情况，省长张体学组织省直机关干部下基层搞调查，并定了三条纪律：（1）不准先给下边打招呼，防止有的干部弄虚作假；（2）直接到食堂和群众家里了解情况；（3）有突出问题立即报告。张省长来到下边街上的一家餐馆，买了一个又黑又硬的馒头和一碗只有一寸长的面条，馒头啃不动，面条又稀又糊。省长流泪了，曾经倾家荡产支援革命的群众就以这样的食物度日！他连夜给他的老首长、中央分管财经的副总理李先念打电话：“天灾人祸，湖北入民在挨饿呀！我没有做好工作，给我什么处分都没有意见，只求中央支援我们粮食。”几天后，中央给湖北调拨了3亿斤粮食。
　　湖北的党组织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干部下基层要“三同”。所谓“三同”就是同吃--在老百姓家里搭伙，吃完还要交钱与粮票；同住--住在老百姓家里；同劳动--不能当官做老爷，要参加群众的生产劳动。实行“三同”是要求党员、干部不忘群众，要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与群众交朋友，它是保证党员、干部清正廉洁的一个重要措施。有一位在省直机关工作多年的同志回忆说：有一次下乡，他被安排在群众家的一间杂屋住，进门就是一口黑漆大棺材，他就在这间房子里住了一年多时间。在群众家里吃饭，有时多了一点豆腐之类的菜，还要多交一点菜金。就是这种“三同”，使群众感到共产党的清白如水廉洁无瑕。在他们眼里，共产党的干部不是高高在上的“官”，而是他们的真正朋友。
　　“天下为公”，是孙中山先生的一句名言。但是，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中国国民党并没有成为一个“为公”的政党，而是中国共产党做到了。因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它不能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以致逐步腐败堕落，蜕变成为完全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反动政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有能力克服腐败，保持党的纯洁。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都能够自觉做到清正廉洁，因为他们对着鲜红的党旗作过庄严的宣誓！
　　二、拒腐防变
　　毛泽东曾经教导广大党员和干部：“拒腐蚀，永不沾。”要保持清正廉洁，就得坚持拒腐防变。中国共产党从自己的早年开始，就认识了这个道理，并坚持不懈地进行反腐倡廉“两手抓”。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反腐败文件，可见于国共合作北伐革命取得胜利的1926年，中共第四届中央执委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的《中央政治报告》指岀：“同志中之一部分，发生贪官污吏化（即有经济不清楚、揩油等情弊）”。不久，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如有此行为者，务须不容情地洗刷出党”。此后，每当革命取得阶段胜利时，中国共产党总要对党员进行拒腐防变的教育。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创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党在局部地区建立了革命政权，党在这些根据地中成为执政党，党员成为各级根据地政权的负责人。为防止处于执政地位的党员发生腐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又制定了相应的规定和要求。湖北地区的党组织在这方面抓得尤其严格和具体。
　　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中共湘鄂西省委制定了一系列规定。这些规定包括：（1）一切工作归支部，将区、县以上的负责人全部编入支部和小组，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实际支部生活。（2）建立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的监察。（3）建立群众举报站、控告代收处，随时接受工农群众和一般党员的意见和情况反映。（4）实行“党员职业化”，发给党员一定津贴或补助，禁止他们以职务之便谋取私利。（5）提倡“干部群众化”，要求党员干部作群众的表率，生活待遇相同，与群众打成一片。（6）不断清理“挂名”党员。对于以权谋私的党员干部，早期党组织可以处以死刑，后改为开除党籍交苏维埃政府依法治罪。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为强化同党政机关中的官僚腐化倾向作斗争，从特区、县、区、乡由上至下普遍建立工农监察委员会，将党员干部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工农监察委员会由群众选举产生，特区15人，县为11~13人，区5~7人，乡3人。工农监察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1）督促检查苏维埃政府的法令和决议执行情况。（2））检查苏维埃政府中的工作人员有无官僚腐化、脱离群众等倾向及违背苏维埃法令和决议的行为，并接受工农群众的控告和申诉。（3）清理并审核苏维埃政府及其机关的帐目，调查在分配土地、税收等工作中有无徇私舞弊的行为。在根据地党的建设上，各级党组织除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外，防止腐化的重要途径就是将党员和干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反腐工作是极为严厉的，各级党员干部哪怕有一点违纪，就要受到纪律处分。鄂豫皖根据地有一位乡干部的妻子穿了一件公家发的制服，群众反映后，这位干部立即被开除。若犯贪污、男女关系等错误，则要处以死刑。1931年，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通知，给予麻城三名干部开除党籍的处分，并交苏维埃政府依法处理。这三名干部，一名是调戏了青年妇女，一名是私放了政府扣押的一位亲戚，另一名仅因为不服从工作调动和要求政府将分给他家的田换成一块好田。中央分局在通知中告诫全体党员，这些党员的行为破坏了革命，损坏了党的威信。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特点就是民主化。根据地的政府为抗日民主政府，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与其他抗日进步党派联合执政。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后，中国共产党更加成熟，执政水平更高，为防止腐败产生，在党内确定了严格的纪律和监督制度，政权建设方面法规也更加完善。在这种条件下，党着重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拒腐守廉的思想觉悟。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块较大的地区。边区党委为纠正党内的不正之风，对全区的党员干部进行了两次较大的自我教育运动。第一次是根据地刚刚建立的1940年，边区党委在全区开展“反不良倾向斗争”，对全区党员干部中的思想错误进行整顿。第二次是1942年，全党的整风开始后，边区党委根据中央的布置，对党员干部进行“三整”（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和“三查”（查历史、查贪污腐化、查政治）教育。1942年8月，边区行政公署召开县长会议，抓住典型予以公开分析和批评，撤换了不称职的县长，严惩了贪污腐化的税务局长。在整风中，边区党委副书记陈少敏还亲自解决了一个支部的不止之风。
　　1949年3月已是新中国成立的前夕。在这百废待兴之时，为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在夜以继日地工作。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四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一个拒腐防变的问题。他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资产阶级的捧场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经过28年的流血奋斗，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的执政党，共产党就要走上各级政府官员的位置，成为一方土地的“父母官”，他们是否会像以前改朝换代当“老爷”，成为贪官污吏？中国的老百姓很幸运，他们遇上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等一批来自人民的共和国领袖。毛泽东向全党讲了一段李自成进北京城的历史，提醒全体党员不要做李自成第二。领袖们和党的高级干部为全党率先垂范。毛泽东提出的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以及少敬酒、不送礼等建议被写进党的正式文件，作为党的政治规范和铁的纪律。后来，徐海东大将每当老部下或老战友来访时，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换老婆没有”，只有对方回答“没有”，将军才让客人进门。将军的话是针对当时少数党员干部进城后瞧不起乡下的妻子而闹离婚的现象，他把此类现象与干部的思想变化联系在一起，不愿看见那些在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战友在和平年代倒在糖衣炮弹下。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解放了，进城了，少数党员干部在灯红酒绿中眼花缭乱了，思想开始变化。1951年，中共湖北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全省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不久，省委给中央报告了这场斗争给湖北带来的新气象：“铺张浪费空气，已为之一变，街上汽车已大减少，许多有汽车的同志都改为骑脚踏车或徒步走了。大酒楼的生意已经清淡。一切不必要的房子已一律停止建筑，而'房荒'再也没有人吵了。每个人都在检点自己的生活，人们的观念正在起变化。”1951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写下了如此的批语：“湖北省委这个报告很好，中南局在这个报告前所讲的话也好，很值得一看。”在这次三反运动中，中共孝感地委处理了黄陂、汉阳的两起党员干部违纪案件。其中汉阳县委宣传部长黄绍元包庇亲友，破坏土地改革工作，受到留党察看2年的处分。孝感地委纪委给予黄陂县委的处理决定和黄陂县委的检讨被登在《湖北日报》予以曝光。省水产局局长孙侠夫则因腐化堕落丢掉了乌纱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在进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变化。随着国门大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涌入，腐败现象日益蔓延，逐步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问题。根据这种情况，党在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力度的同时，把反腐败斗争纳入了法制的轨道。1986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党委会上讲：“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属于法律范围内的事情，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纠正不正之风中属于法律范围和社会范围的问题，应当靠加强法制和社会教育来解决。”从此，依靠法制来解决党员和干部中不正之风，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保持党的清正廉洁形象的一条主要途径。一条条法律相继公布，少数党内腐败分子一个个被清除出中国共产党，交给人民的法庭去审判。中国共产党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全国人民，告诉世界：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将历史所追求的廉洁奉公化为现实！
　　腐败困扰了历史上无数杰出的政治家。腐败曾使一个个历史王朝由盛而衰直至灭亡。有人说它是一个人类无法征服的魔鬼，使江山易打不易坐，那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还没有一个政治集团抱着克己奉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去铲除腐败的根源--私有制。中国共产党与历史上的一切政治集团不同，它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消灭私有制，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它要铲除腐败，决不会允许自己身上寄生这个恶瘤。“倡廉反腐”，是一条前人没有走好的路。这条路曲折坎坷，布满荆棘，会有人栽跟头，会有人走回头路，可是无数真正的共产党人一定会奋力前行，并必将到达胜利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