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勤俭节约 不搞特殊

孟 素  袁佩红

　　董必武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却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他喜欢书法，其字清秀、挺拔，集中了颜、柳诸家之长，又自成一体。他工作、会议之余，经常练字，可总是用些旧报纸，大楷写了写中楷，中楷缝里插小楷，把一张报纸写得密密麻麻的。一条毛巾先用来洗脸，旧了就用来擦手，再破旧了就中间剪开两头接上用来擦脚。董必武不仅自己率先垂范这样做，还十分重视培养子女从小就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他用《锄禾》一诗作孩子们的启蒙教材，常常为孩子们讲解，并且要求孩子们背诵。孩子们上学后，从小学到大学，家里一直采取“实物供应”的办法，牙膏用完了给牙膏，毛巾太破了给毛巾，从来不给钱买其他零食和消耗品，只给刚够来回乘公共汽车的车费。小儿子董良翮一心想买双自己喜欢的布鞋，竟要在车费中三分五分地积蓄两年才买了这双鞋，上大学后也仍然穿着布底鞋！儿子到外地读书，必要的钱家里自然会给，但董必武夫妇要求孩子们用钱必须记账。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说：妈妈要你们“用钱记账，不单是怕你们多花钱，而是要你胸中有数，并借以了解物品在市场上的价格。这样做，养成习惯，你将来为国家、为人民服务，要用钱的时候，就会从实际出发，不至于专从需要方面着想而要顾及可能了。”
　　1957年，董必武任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当时，他家住在北京钟鼓楼后的一个昔日王府的大院里。院子很大，很气派，儿女们也都乐意住在这里。由于“高院”离此很远，每天往返不仅不方便，而且还需要很多人来送文件，花费了不少人力物力。他考虑着搬到离“高院”较近的中南海去居住，尽管当时中南海的房子较为窄旧，但他仍不改初衷。一天晚上，他和盘托出自己的主意，却立即遭到尚在读书的子女们的反对。董老耐心细致地对全家人说：“第一，为我一个人，要有警卫排，要单独烧锅炉取暖，费煤，要人跑这么远送文件，搬到中南海，这些都统一解决了，为国家节省了人力物力。我不该搬吗？该搬。这第二呢？”稍作停顿后，他更深沉地继续说道：“我上班太远，要坐很长一段距离的汽车，要用掉不少汽油。如果家在中南海，再到‘高院’上班，近了一半路程，也就节约了一半汽油。我们国家还穷啊。”
　　1958年初春，还在读初中的女儿董楚青养成了一种吃饭较快的习惯。一顿饭，三扒两赶地吃完了，却掉了不少饭粒在桌上。董楚青丢下碗筷就想走，结果被董必武叫住。“你看看，你看看。”他连连说道。年岁还小的女儿楚青茫然不知所措，怔怔地望着饭粒，默不作声。一生惯读诗书的董必武马上联想起古老的“锄禾日当午”诗句，绘声绘色地对女儿说道：“碗里、桌上有多少饭粒？‘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粒粒不能丢啊。”接着又严肃地说：“拣起来吃了。”此后，女儿再也不浪费粮食了。
　　1969年，小儿子董良翮高中毕业面临着就业问题。年已83岁高龄的董必武，对小儿子的就业去向态度十分明朗：“干部子女不能特殊，良翮还是下乡插队去！”于是，董良翮被安排到河北省晋县周头公社贺家寨大队插队落户。临行前，董必武把自己的一条在战争中用了多年、打着补丁的旧毛巾送给小儿子，叮嘱他说：“你是革命的后代，要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共苦，决不能高人一等！”“你不能当特殊农民，要做一个普通农民。你要听老农的话，听队长的话。”董良翮到农村后，董必武继续对儿子进行安心在农村劳动的教育，打消了他想离开农村去当兵的念头。在董良翮担任大队干部后，董必武曾让儿子把同他一起出差来京的干部请到家中，当着董良翮的面，对这些公社、大队干部说：“你们要帮助良翮，他还年轻，工作上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经验丰富，当他的老师，教育他在农村好好工作，参加农业劳动，让他还是当一位普通农民好。”
　　董必武不仅教育儿子安心做晋县人，而且希望小孙子（董良翮的儿子）长大了也到晋县农村去。1972年，86岁的董必武在给小孙子的诗中写有这样的诗句：“父母在晋县，农忙事田亩。望尔速长大，协作左右手。吾意亦云然，世为农人好。孙良颇茁壮，天逸符大造。”
　　1975年初，89岁的董必武病重住院期间，董良翮曾回京照顾父亲，但董必武却让儿子赶回晋县：“你是地方干部，农村工作忙，不能长期耽搁。我这里有人照顾，你还是回农村安心工作。”于是，良翮只得与父亲挥泪辞别……
　　董必武的二姐夫有一次未打招呼便乘火车来到北京。他出了火车站，坐三轮车找到董必武的住地。下了三轮车，自称是“董必武副总理的姐夫”，没有付车钱就一走了之。三轮车工人不肯罢休，向住地工作人员反映了此事。董必武的夫人何莲芝得报，立即给三轮车工人付了车费，并表示了歉意。董必武下班回家听说了此事，大发脾气，严肃地批评了自己的姐夫。
　　董必武的亲属们看到他位高权重，一度向他提出过一些要求。有的要求希望他批给紧缺的物资，有的想利用他的关系从边疆调回内地工作；还有的想请他出面“说句话”介绍进北京的大学念书。董必武对亲属们一一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解释，对不合理的要求，予以拒绝；对合理的要求，则劝告他们通过所在单位的正常途径申请解决。
　　1964年春，董必武的一个侄孙子从外地去北京看他，一方面想见见世面，另一方面很想通过他的关系谋得一份较中意的工作。董必武一面热情地接待了侄孙子，一面又提出几个基本“注意事项”严格要求他：“在北京逛逛可以，但不准租用小车，更不许在外面暴露与我的亲戚关系。”那位侄孙子在北京住了大约一个星期，董必武即要求他回家投入生产劳动。临别的前一天，董必武给侄孙一些路费和小礼物，并把他叫到跟前说：“我在政府里的地位很高，但我们都是靠各自的工资生活，除了看病、住房、取暖等不要钱外，其余都不能乱花国家一分钱。你家的困难，主要靠自己克服，实在克服不了的，可以找当地政府救助。”早就在寻找提出自己想法时机的侄孙子赶忙说道：“你没钱给我不要紧，那你写个‘条子’给我，我拿你的‘条子’去找县政府，肯定很见效。”董必武严肃地说：“那怎么能行？我不能插手地方政府的事，更不能要求地方政府给你特殊照顾，你要相信地方政府会秉公办事的。”并语重心长地勉励年轻的侄孙子要安心农村工作，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不要向政府乱伸手，也不要向政府提出不符合政策的要求。
　　后来，董必武见仍有亲友向他提出各种自我要求，便干脆写了一封通函，说明不应通过领导干部个人关系办私事的道理；并将这封通函打印数十份，分别寄给亲友们。这样一来，请他利用职权办私事的亲友果然越来越少了。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