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潭秋给三哥、六哥的信

王 谦

　　陈潭秋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与董必武在武汉创建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中共武汉区委，以武昌高师附小为活动地点，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多年，为发展湖北地区的党组织作出了突出贡献。为纪念陈潭秋，1983年，在原武昌高师附小旧址建立了“陈潭秋烈士纪念馆”。在“陈潭秋烈士纪念馆”里，收藏着一封陈潭秋于1933年2月写给他三哥、六哥的信。信系钢笔书写，500余字，信纸为白道林纸，长23厘米，宽17厘米，信后落款“本澄”（系陈潭秋的别名）。当时，陈潭秋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写信给两位兄长，是为把即将出世的孩子托付给他们照顾。
　　陈潭秋在信中写道：“三哥、六哥：流落了七、八年的我，今天还能和你们通信，总算是万幸了。诸兄的情况我间接又间接的知道一点，可是知道有什么用呢！老母去世的消息，我也早已听得，也不怎样哀恸，更可怜老人去世迟了几年，如果早几年，免受许多苦难呵！我始终是萍踪浪迹、行止不定的人，几年来为生活南北奔驰，今天不知明天在哪里。这样的生活，小孩终成大累，所以决心将两个孩子送托外家抚养去了。两个孩子都活泼可爱，直妹（陈潭秋的夫人徐全直）本不舍离开他们，但又没有办法。直妹连年孕、产、乳、哺，也受累够了。十九年曾小产了一男孩，二十年又产了一男孩，养到八个月又夭折了，现在又快要生产了。这次生产以后，我们也决定不养，准备送托人，不知六嫂添过孩子没有？如没有的话，是不是能接回去养？均望告知徐家三妹（经过龚表弟媳可以找到）。再者我们希望诸兄及侄辈，如有机会到武汉的话，可以不时去看望两个可怜的孩子。虽然外家对他们痛爱无以复加，可是童年就远离父母，终究是不幸啊！外家人口也重，经济也不充裕，又以两孩相累，我们殊感不安，所以希望两兄能不时的帮助一点布匹给两孩做单夹衣服（就是自己家里织的洋布或胶布好了）。我们这种无情的请求，望两兄能允许。家中情形请写（信）告我，交徐家三妹转来。八娘子及孩子们生活情况怎样？诸兄嫂侄辈情况如何？明格听说已搬回乡了，生活当然也很困苦的，但现在生活困苦，决不是一人一家的问题，已成为最大多数人类的问题（除极少数人以外）了。（我的情况可向徐家三妹）本澄上二月二十二日。”
　　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我们可看出陈潭秋烈士以革命利益为重而又充满舔犊之情的心情，使读者无不为之感动。陈潭秋1925年春与徐全直结婚后，夫妇俩为了革命工作四处奔波，从武汉到江西，从江西到上海，从上海到天津，从天津到东北，又从东北到上海，正如信中说的“萍踪浪迹、行止不定”。由于萍踪不定的革命生涯，带孩子就是很大拖累，于是他们夫妇把第一、二个孩子都送外婆家抚养，信中写的“将两个孩子送托外家”，就是指的这件事。他们夫妇先后共有5个孩子，第三个孩子于1930年（即信中说的十九年，民国十九年）小产，系男孩，第四个孩子生于1931年（即信中说的二十年），但养到8个月又夭折了。1932年夏末，陈潭秋经党组织营救，从哈尔滨的监狱中出来，不久就回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1933年1月，党中央决定调陈潭秋夫妇到中央苏区工作，那时徐全直正怀着第5个孩子且将临产。他们夫妇商量好，并征得组织同意，决定陈潭秋先走，徐全直等生下孩子后再尽早出发。这即将出世的第5个孩子（实际上是活着的第3个孩子），他们俩也准备托人抚养，托谁呢？孩子外婆家人口多，且经济也不宽裕，何况已有两个孩子在那里，于是，陈潭秋只得提笔写信求助于黄冈老家的三哥、六哥。这便是信中写到的“不知六嫂添过孩子没有？如没有的话，是不是能接回去养？”至于接孩子的办法，是由徐全直在武汉的三妹先来上海接走孩子，然后再转到黄冈老家，这便是信中说的“均望告知徐家三妹（经过龚表弟媳可以找到）。”
　　1933年4月，陈潭秋与谢觉哉结伴离开上海，取道汕头，前往中央苏区瑞金，徐全直因临产暂留上海。徐全直在医院生下孩子出院后，没有回北四川路原居，而是潜居在同乡潘恰如家中，准备把婴儿暂时寄养这里，等她三妹来接回武汉，再转黄冈老家，给六嫂徐少文抚养。同年6月20日上午，徐全直到上海厦门路56号党的联络点请示交待工作，以便去中央苏区。徐全直不知那个党的秘密联络点几天前已被敌人破坏，当她发现情况不对转身回走时，隐藏在四周的敌特一拥而上，逮捕了她。被捕后她化名黄世英，敌人多次严刑审讯，她始终没有暴露真实姓名和身份。在牢房里，她积极组织难友同敌人进行斗争。敌人觉察到她的活动，对她进行严刑拷打，并把她由原判8年徒刑改判15年，最后看到严刑重判都无法使她停止战斗，便将她判为死刑。1934年2月1日深夜，徐全直在南京雨花台高呼“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壮烈牺牲，时年31岁。

　　来源：《党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