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是我们的“金珠玛米”

王闲乐 郑子愚

　　迪庆如今以“香格里拉”闻名于世，记者却未曾想到，当地随处可见长征痕迹。香格里拉市独克宗古城内有座迪庆长征博物馆，松赞林寺（归化寺）内保存着贺龙赠予的“兴盛番族”锦幛复制件，金江镇矗立着红军长征纪念碑和“红军渡”纪念碑……
　　“很多人不知道这段历史，但我们从未忘记。”金江镇文化站站长张立国说。在当地藏民的心中，红军是“金珠玛米”（意为救苦救难的菩萨兵）。

渡大江仅靠7条小船

　　香格里拉市金江镇与丽江市玉龙县隔江相对。这段公路依山而建，一侧是高耸的山崖，不时有飞石落下，一侧是咆哮的金沙江，拍打着石壁。张立国告诉记者，1936年，红军从东起丽江市石鼓镇，西至巨甸镇的7个渡口渡江，金江镇是他们进入迪庆的第一站。
　　“红一方面军巧渡金沙江被誉为‘神来之笔’，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的故事同样精彩。”多年来致力于收集研究长征史料的张立国说，1936年4月10日拂晓，强渡普渡河失败的红二、六军团突然南下直逼昆明。当滇军星夜赶回，普渡河防守空虚时，红军再次转向，于4月25日抢占丽江石鼓镇。
　　“贺龙到了石鼓镇，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去找船、找船工。”张立国说。在当地船工帮助下，红军找到了7条小船，赶制了20几只木筏。
　　在木斯札渡口，“红军渡”纪念碑巍然矗立，眼前的金沙江水流湍急。老船工说，4月的金沙江比现在“温柔”得多，否则红军就更危险了。由于船只不足，红军让妇女、伤病员和不会游泳的战士坐船。水性好的战士身上栓根绳，另一头拴在船上。
　　水性一般的就把竹子砍成几段，绑在身上当救身圈游过来。经3天4夜奋战，至4月28日黄昏，1.8万名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甩开追兵，彻底粉碎蒋介石要求围剿于金沙江以南的企图。
　　“盘江三月燧烽扬，铁马西驰调敌忙。炮火横飞普渡水，红旗直指金沙江。后开鼙鼓诚为虑，前得轻舟喜欲狂。遥望玉龙舒鳞甲，会师康藏北飞缰。”萧克将军的《北渡金沙江》，也随着革命的火种，传遍大江南北。

我家里住了“贺大胡子”

　　正如张立国所说，当地人从未忘记红军。在金江镇兴隆村，记者遇到了66岁的村民姚喜艳。“我家可是‘贺大胡子’的指挥部。”说起红军，她满脸自豪。她口中的“贺大胡子”就是贺龙元帅。
　　两层楼高的木屋，一进门是一张贺龙的画像，另一侧的墙上挂着红军二、六军团五位主要领导人的画像，桌上摆放着红缨枪枪头、酒葫芦、五角大碗、马灯等20余件红军用过的物品，早已锈迹斑驳。姚喜艳说，这是爷爷的意思，这栋老屋所有东西，都要保持原样。
　　1936年，姚喜艳的爷爷姚杰勋时年56岁，是一名奔走在茶马古道南段的“马锅头”，往来于云南与西藏，运送盐、糖、茶叶等物资。当年4月，姚杰勋的马队途经鹤庆，恰逢红军占领了鹤庆县城。通过交谈，姚杰勋了解到红军是人民的队伍，专门为老百姓打天下，便自觉为红军当起了向导。红军对他十分尊敬，以“老哥”呼之。渡江后，姚杰勋邀请贺龙等人在他家的四合院里建立了临时指挥部。在姚杰勋的动员下，村里的百姓家家户户打开门迎接红军，就连村里的空地也住满了红军。
　　在所有的物件中，姚喜艳最看重的是一盏马灯。当时姚杰勋自己掏钱，在村里开办了私塾，用的是煤油灯。“贺龙临走时，把自己的马灯留了下来。”姚喜艳回忆起不知听爷爷说了多少遍的故事，“贺龙对我爷爷说，‘老哥，这盏灯送给你，好好办学！’”

贺龙写下“兴盛番族”

　　在金江镇稍作休整，红军继续前进，从上江翻越海拔4500米的雅哈雪山，进入小中甸。正是在这里，红军召开了著名的“中甸会议”，明确了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师的目标。接下来的任务，便是为后面的行军尽可能多地筹集物资。
　　“红军长征过迪庆，松赞林寺是绕不开的话题。”原迪庆州党史办研究室副主任祁继光说，“在当时，松赞林寺不仅对百姓有极大影响力，还是这里最大的粮仓。”
　　在松赞林寺，记者见到了85岁的喇嘛鲁茸达吉。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红军：“他们衣服破破烂烂，饭也吃不饱，很困难，但纪律很好，不进屋，不抢东西。”1936年4月29日，主持寺庙事务的松谋活佛和“八大老僧”派夏那古瓦拜会贺龙。贺龙委托夏那古瓦带回一封亲笔信和布告，阐述了红军北上抗日的目的和保护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布告规定红军不准进入寺庙，并派哨兵保护。5月2日，贺龙应邀前往松赞林寺，以个人名义送上了“兴盛番族”锦幛。这面绸匾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红军用行动赢得了八大老僧的尊重。鲁茸达吉回忆，松赞林寺打开粮仓，“青稞运到山下的小街子村，堆成了小山包。”据记载，这批青稞共2000斗约6万公斤。此外，寺里还提供了牦牛、红糖、粉丝、猪肉、茶叶等食物，红军则按价付给银元。红军离开时，松赞林寺派出马队护送，呼吁沿途百姓不要害怕，阻止当地土司民团袭击红军。
　　“中甸有7人随红军出发，担任向导。”祁继光说，“后来全都牺牲了。”
　　(选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