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政治宣传工作咋开展？

宋冰梦 陈骁文

　　长征，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次全局性、大规模的军事战略转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谱写的一部壮丽的英雄史诗。长征更是一次思想上的伟大远征。
　　毛泽东曾经说过：“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在经历炮火硝烟，跨越千山万水的艰难征途中，红军将共产主义的火种播撒在广袤的西南、西北大陆，让身处落后偏僻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第一次了解到这支“为穷人谋利益”的部队，激发了无数贫苦工农奋起革命的意识；在自身处于危急关头的时刻，仍始终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唤起了沿途千万民众的爱国热忱；在长时间、高强度的作战与行军压力下，以灵活多样的方式，鼓舞士气，壮大自身实力，瓦解敌军。
　　这一切，都归功于红军颇具智慧且不可复制的政治宣传工作。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历史最能证明精神因素的价值和它们惊人的作用。80年后的今天，让我们拨开历史深处的云烟，在一份份珍贵的档案中感受长征时期红军政治宣传工作的魅力与力量。
　　一、对红军指战员的思想动员宣传
　　“夫将之所以战者，兵也；兵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 。一支部队的气势和凝聚力常常决定着战争关键时刻的成败。长征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于极其被动的情况下实施的战略转移。长征初期，由于博古、李德等人错误的军事指挥，红军经受了严重损失，湘江激战后减员严重，许多将士在思想上出现了迷茫困惑的情绪，加之物质条件匮乏、部队转移频繁、作战任务繁重，红军内部急需凝聚军心、提高战斗情绪、重振士气。
　　为此，我党要求红军各部队高度重视政治宣传工作，尤其强调从连党支部等基层党组织入手，激发红军指战员的坚定信念和旺盛斗志。在宣传内容上，既有宏观的革命路线宣传，也有对某一具体战役战斗的动员，既有对战斗员的鼓舞，也有对伤病员的慰问。
　　在宣传形式上，既有印发报刊、编写歌曲等传统宣传方式，更有红军应用于行军途中和战斗间隙的创新宣传方式，如化妆演出、“飞行表演”、五分钟军人大会等。这些独创于长征途中、生动活泼的宣传方式力求在短时间内，运用一切可以兴奋战斗情绪的活动，来达到有力的鼓动。红军中的宣传队员们则比一般的战士更加劳累，常常刚打完仗，脸都顾不上抹一把，便迅速投入组织部队开展宣传活动的任务中去。
　　在红军长征途中，先后进行了600多次重要的战役战斗。对广大指战员的政治宣传常常贯穿战役、战斗的始终。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便是典型的例子。在整个战役过程中，中央红军在极其险恶的情况下，争分夺秒、随机应变、英勇果敢、秩序井然，除了军事指挥上的高超外，不得不提政治宣传工作的功劳。时过境迁，当年强渡大渡河的行军讲话材料如今被完整保存了下来。
　　在这份手刻油印的毛边纸档案上，形象地画着红军指战员的头像，时间为1935年5月25日。两页档案短短几百字，却精炼而明确地指明了红军目前的形势及任务，并以17勇士成功渡河的捷报激励了军心，鼓舞了全军士气。最终，中央主力由泸定桥陆续渡过大渡河，创造了又一个奇迹。
　　二、对沿途群众的革命政策宣传
　　群众路线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长征时期，向沿途人民群众进行政策宣传是红军政治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红军在沿途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红军每到一地，都会张贴大量的标语、布告，同时，通过演话剧、唱歌曲、召开群众大会等方式来宣传动员当地群众。
　　这些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传播了红军的抗日主张、阐释了红军的各项政策。这种成熟于苏区，扩展于长征路上的政治宣传使中国西南、西北仍处于封建甚至奴隶社会政治文化统治下的广大群众接受了一次彻底的思想上的洗礼，使他们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初步的认识，也调动起当地群众的革命热情，扩大了红军自身队伍。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是当时较为完整地阐述中国工农红军对沿途百姓的政治宣传内容的一份档案。这份布告形成于1935年，由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陈昌浩以及副主任周纯全、杨尚昆签署。
　　布告总体阐述了红军的各项政治主张：“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实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彻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消灭豪绅地主封建势力，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消灭洋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解放回番蒙藏等一切少数民族，为创造工农群众自己的政权！苏维埃而奋斗！”寥寥数语便使群众了解了红军的宗旨、性质和革命任务。
　　红军首先是穷人的军队，是“绝对保护工农贫民的利益”的军队，这让长期遭受国民党军阀及地主豪绅的贫苦百姓感受到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同时，红军是抗日救国的军队，“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长征的最终目的即是实现“北上抗日”的目标。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便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红七军团、红二十五军在长征时分别以“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为旗帜进行战略转移；其次，红军还是“维护回、番等少数民族利益”的军队，实施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民族政策。
　　布告还专门强调了红军严明的纪律规范：“红军是有严格纪律的军队，不乱杀一个人，不拉夫，不抽丁，不侵犯群众一点利益，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买卖按照市价，如有违反红军纪律的行为，每个群众都可到政治部来控告。”严明的纪律和随时接受群众监督的机制使先前国民党反动宣传中对红军的污蔑不攻自破，提升了红军在群众中的形象。
　　扩红始终是红军一项重要的工作，由于长征途中红军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非常严重，扩充兵员就变得十分紧迫。除了在布告、传单上进行普遍号召外，红军还采取专项动员，如召开群众大会、个别走访等方式。据统计，红军长征沿途共补充兵力1.7万人。
　　红军对沿途群众的革命政治宣传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诚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言：已有千百万年轻的农民听到了这些青年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福音，即使这些青年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如今已经牺牲了，对这些农民来说，中国古旧文化的禁忌束缚是绝不会再那样有效了。不论命运使这些红军颠沛流离到什么想象不到的地方，他们都有力地要求进行深入的社会改革……他们给穷人和受压迫者带来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