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胜利的政治保证——长征途中的党内政治生活

张 云

　　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不仅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也铸就了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军事行动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非正常化的党内政治生活，为长征的最后胜利创造了基本条件。长征途中恢复和发扬的这种独特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保证了我们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严密的组织体系和铁的纪律，形成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基础上的坚强团结统一，因而具有强大的战斗力。”

党内政治生活的非正常化，是导致红军军事上惨败的重要根源

　　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上，大凡成功的经验往往都是从失败和挫折的教训中获取的。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惨败，既是在一场特殊战争背景下党内政治生活非正常化造成的恶果，又是党内政治生活开始正常运作的发轫点。
　　早在1933年9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占据了中央苏区的领导地位，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他们全然不顾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客观实际，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争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视之为“游击主义”，虽然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争论，然而这对于李德与博古是徒然的。他们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完全取消了军委的集体领导。
　　长征初期，在李德和博古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再一次遭受了严重损失。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在通过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部署20个师的兵力，在湘江以西实行堵截。李德、博古等人对此熟视无睹，不愿丢掉“坛坛罐罐”，继续以甬道式的队形开进，致使部队行动迟缓，延误了四天时间，导致了敌人重兵紧追，失去了战场主动权。虽经红军广大指战员浴血奋战，冲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红军已损失过半，连同沿途的减员，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锐减为三万余人。
　　惨痛的失败和几乎濒临绝境的危局，引起了党和红军沉重的反思和寻找新的出路的强烈要求，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才有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乃至后来的遵义会议。这几次会议，终于打破了由李德、博古等独断专行、一手遮天的状况，彻底改变了党内政治生活非正常化的局面，恢复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开创了集体讨论、集体决策、集体领导这样一种党的政治生活的新局面。特别是遵义会议的召开，胜利地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转折点。从此，红军摆脱了险境，争得了主动，获得了生存，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智取娄山关，突破腊子口，克服了世所罕见的艰难险阻，挑战了人类生存极限，保存和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并且战胜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地到达陕北，建立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需要指出的是，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他们竭力破坏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在他们那里，盲目服从和随声附和是“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和态度；反之，就是反布尔什维克的“右倾机会主义”，就是“调和路线”、“富农路线”，就是“两面派”，并进而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这种政治背景之下，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干部，受到了处罚，被撤销了领导职务，党的政治生活受到了严重窒息。党内政治生活的非正常化，正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红军惨败的重要原因。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党内政治生活恢复了正常，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得到了彰显。从长征的胜利结束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促成和抗日高潮的掀起再到新中国的诞生，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成功运用，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