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朱德：维护党的团结，鼓舞革命精神

岳忠豪

　　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而采取的战略转移——长征，在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在历时两年(1934年10月——1936年10月)的长征中，中国共产党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保存了革命力量；纠正了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左倾军事路线错误，继而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改正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维护了党的高度团结统一。这一时期，中共坚持宣传抗日并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抗日力量。
　　一、总揽全局，居中调度
　　长征的首要任务就是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另谋根据地以求发展，因而军团之间的协同作战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作为红军总司令和中革军委主席的朱德，在军团战略部署和协调突围方面审时度势，有序调度，促进了红军突围和进军的胜利。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与红军总部开始从瑞金转移，人数达八万六千余人。13日，朱德对各军团进行了任务安排，指令红五军团 “立即进行兴国城市区及其以北的坚壁清野工作，并加紧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同时要求中央军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红军转移。15日，他致电红七军团，命令他们立即派数小组便衣侦察队，分途联络失联部队，并对部队进行整理和补充。此后，他又多次致电各军团首长进行“反围剿”的战略安排，要求他们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对于军事的整体安排、各军团的失误，朱德等人也进行了统筹兼顾。在突破国民党第三次封锁线时，担任掩护任务的林彪不顾大局，私自改变行军路线，使红军总部直面国民党军队的威胁，朱德致电林彪勒令其占领沿线制高点，这才保证了红军左翼的安全。11月10日，他致电林彪、聂荣臻、罗炳辉、蔡树藩，批评一、九军团行动的无计划和执行命令的迟缓，“使迅速通过敌人封锁线成问题”。在发给彭德怀和杨尚昆的电报中，他表示“因一、九军团不得已情况下转经延寿抒西进，以致使通过封锁线的时间延长数日”，因此不得不重新进行军事部署。他认为三军团的任务是“保证野战军全部通过封锁线”，故“三军团主要的力量应用在宜章方向，必要则将炮兵及四师之一部使用在宜章方向”，并要求三军团应在政治工作上及部队指挥上帮助八军团。正因朱德等人的协调部署，灵活指挥使各军团任务明晰，11月15日红三军团第六师迅速占领宜章城。至此，中央红军顺利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
　　长征期间，朱德还拥护了正确军事主张，消除了党内错误军事路线的指导。朱德对于博、李等人的左倾错误早就有着清晰的认识，并提出过质疑和规劝。1933年11月中旬，博、李二人从瑞金赶到作战前线，朱德向李德介绍红军作战的传统特别是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验，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不能打阵地战死守，不能处处设防，但李德不以为然。此后虽然朱德又多次致电彭德怀、林彪等各军团首长，要求他们避免与国民党的优势兵力作战，充分发挥红军游击战的优势，并多次撰文重申红军对敌运动战、速决战、各个击破的优势。但在左倾总路线的错误指导下，中央要求方面军首长对“一切命令必须服从”，军事行动“决须根据军委意图”，这致使红军的努力多是苦战无果，丢城弃池。
　　长征之初，中央红军处于左倾军事路线的指导之下，但在转移过程中，博古、李德等人转而采取了惊慌失措的“避战主义”。红军的主动转移变成了被动逃跑，作战部队因承担的多是搬家式的行动和掩护任务，难以放手作战，这就使得艰难的突围战役更加雪上加霜。
　　1934年12月12日中央在通道县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会上，毛泽东从国民党军重兵阻拦红军北上，难以和红二、六军团合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建议改向西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朱德首先表示同意这一意见，接着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人也表示了赞成。朱德还在会上提议将刘伯承从五军团调回军委并恢复其军委总参谋长职务，以便增强中央红军的指挥力量，并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但由于李德等人仍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会议没有达成实行战略转兵的一致意见，最终决定在行军路线上作出适当调整，先西进贵州，尔后沿黎平、锦屏北上，去会合红二、六军团。博、李的固执程度可见一斑，这也正显示出朱德对错误路线首先发难的弥足珍贵。在其后贵州的黎平会议和乌江南岸的猴场会议上，博古、李德仍然坚持要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决定红军何处去留的这一重大问题上，朱德都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的遵义会议上，朱德继王稼祥、张闻天之后发言，表示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提出改变错误领导，认为“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此次会议最终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决策。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渡过金沙江后的行动方针。会上，朱德对林彪反对机动作战、埋怨尽走“弓背路”给予严肃批评，并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赞成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指出在危急情况下，由于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会议要求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克服右倾情绪，并决定立即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合。因朱德军事能力强，又常年处于“反围剿”作战一线，因而他的发言更具有影响和说服力。他以红军总司令和中革军委主席身份，旗帜鲜明地反对错误领导、支持毛泽东，这对于确立和维护正确的军事路线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