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农村改革的排头兵：宜昌五峰升子坪

肖海波 谢群山

　　20世纪70年代末期，湖北省宜昌地区（现宜昌市）五峰县（现为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升子坪公社（原共计7个自然村中的3个现属升子坪村）曾在全省农村改革的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立新大队偷偷搞“一村两法”

　　据中共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委档案记载，早在1978年4月，升子坪公社立新大队就实行“包产到劳、联产计酬”的改革方法，随后在全公社逐渐推广开来。
　　40年后的2018年5月28日，笔者一行从新县城渔洋关镇出发，驱车爬上海拔800余米的升子坪村。沿途七弯八拐，草木葱茏，田中绿油油的苞谷苗已有半人深，生机勃勃。在一位郑姓村干部带领下，我们经过一片山林包围的狭长平地，来到升子坪村2组原立新大队党支部书记向光早气派的新家。紧挨其旁，为其当年也算气派的老屋。
　　向光早今年已是77岁高龄，脸色红润，身体还比较硬朗。他告诉我们，当年的改革是他和当时的大队支部副书记罗士培、会计陈金百一起，偷偷在村里领导部分人搞的。原因是大集体生产有诸多弊端，比如生产队员普遍积极性不高，偷懒耍滑的多，吃亏的总是老实人。生产队员胡有胜在当地是个有名的“老实陀”，怕集体上工来不及，夜里睡觉觉不敢脱草鞋，至今还让乡亲们笑话。
　　他老伴向光秀告诉我们，1977年冬，为不张扬改革的事，丈夫深夜外出联络相关事宜后回家，因没钱买电筒，照明用的是火把，半途被寒风吹灭，还吹走他厚厚的棉帽，害得他跌跌撞撞回到家……
　　她还记得，虽然村里在悄悄搞改革，“面子上”所订“规矩”却“铁硬”。向家邻居胡士梅家有“伢子”七八个，家大口阔。为养活一大家子，胡士梅不得不常在向家门口集体的油菜田里扯猪草。但这在当时队里绝不允许，一旦被村干部抓住就要给“好看”！于是，她和胡士梅暗暗约好，一旦“向书记”不在家或在家睡着，她就给胡士梅“望风”，见“向书记”回来或醒了，就以咳嗽声为号而提醒。直到今天，胡十梅还很感谢她…
　　就是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立新大队153户560人每人年均口粮280斤，当年的辅助菜果也少，根本不够吃。向光早所在的第6生产队，罗士培、陈金百分别所在的第1、第5生产队，在各队长的带领下，先在改革积极分子家试了一段时问的“各干各”。一比较发现好处比“拖大班”多得多，于是在“胆子大”的生产队中推广。1977年底，全大队共有8个生产队，其中“胆子小”的4个生产队人平口粮依然只有280斤，而包括第1、第5在内的3个生产队达到320斤；第6生产队最高，达到400多斤。
　　当时，虽然本大队的这些做法“在外面瞒得很紧”，但瞒不住在此蹲点的升子坪公社主要负责人之一周绪早。他为此忧心忡忡，“这样搞，行还是不行？”直到一年后，他在党报上见到一则肯定全国相类于此事的“火柴盒”简讯才放心，开始坚定不移地在全大队实行“包产到劳、联产计酬”的改革方法。
　　升子坪公社平均海拔700米，是个半高山地区。全社15个大队、116个生产队、1.0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01万人。耕地面积1.8万亩，其中平墒田8000亩，历年生产在全县居中等水平。1979年因推行“包工到组，包产到劳，包产到户，定额管理、季节包工、小段包工”等四种生产责任制形式，调动和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升子坪公社一跃而为全县16个公社的第3位。1978年，全社粮食产量由1977年的648万斤上升到912万斤，增产40.7%，结束了生产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1979年，在上年大丰收的基础上，全社粮食产量上升到994万斤，仍增产9%。其中，实行“包产到劳、联产计酬”的队生产发展最快，增产幅度最大。这年，立新大队二生产队粮食总产14万余斤，比前一年增加3.9万多斤，增长38.2%。1979年，立新大队三队特困户张新莲家从集体收入292元，比1978年增加123元，增长72.5%；欠款由1978年的130元下降到70元。

红五月大队的改革一波三折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前，中共中央于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为期36天的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作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指出实现现代化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要求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全会在总结建国以来农业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入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试行草案）》，制定了加强农业的措施，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据档案记载，1979年初，五峰县升子坪公社红五月大队在住队干部、升子坪公社党委书记孔繁靖的引导下，根据山区实际，实行“包产到劳、联产计酬、超产受奖、欠产受惩”的方式。这种计酬方式彻底改变过去“评政治工分、记大寨工分”的做法，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产量迅速提升。随后，升子坪公社由点到面、由群众自发到有领导有组织地推广发展红五月大队的做法，按照土地远近及肥沃程度进行登记划分，实行联产计酬。升子坪公社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36个队，占31%；实行包产到劳、联产计酬的60个队，占51.7%；实行包产到户、联产计酬的2个队，占1.7%；实行定额管理、季节包工和小段包工的18个队，占15.5%。
　　然而，升子坪公社推行联产到劳责任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曾引起一场激烈争论。1979年春节前，在中共五峰县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升子坪公社12个生产指标，在全县排第3位，应被评为红旗单位。但有人说“升子坪包产到户，方向道路有问题”；县委原定发给升子坪公社3面红旗，结果只发了2面。于是，“升子坪方向道路有问题”在全县传开，闹得“满县风雨”。在升子坪公社周围，有的社队架起广播，狠批升子坪公社；在中共五峰县委党校“四个坚持”的党课上，也联系到升子坪公社的“反面教材”；工作中，出现一点差错，有的也归罪于“搞了包产到户的恶果”。
　　在升子坪内部，公社也成为议论的中心，且争论十分激烈。公社书记孔繁靖的妻子是教师，在学校听有的老师说“升子坪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又着急、又担心，埋怨老孔不应该那样搞。
　　升子坪公社党委压力大，抬不起头，不敢大胆领导，没有心思去研究，抱着消极态度等待上级作结论，受处理；直到上级传达下来“关于当前各种责任制要稳定下来”的指示精神，精神压力才减缓。但在基层中仍存在“干部怕纠、群众怕收”的顾虑，有人说：“搞这个办法好像七姐下凡与董永配婚一样，两厢情愿，世间美满，就是上方不许，好景不长。”
　　实行联产到劳责任制，形势发展这么好，干部群众积极性这么高，可是有的人看法却不一致，到底是什么原凶？带着这个问题，1980年7月5日至20日，中共宜昌地委、五峰县委调查组到升子坪公社，就农村劳动管理和各种责任制形式进行调查，半个月调查了8个大队、20多个生产队，召开干部、群众座谈会，走访“四属”户、困难户。在调查座谈中，广大干部群众对全社实行的责任制认真分析特点、比较利弊，认为包产到劳、联产计酬是比较科学、比较先进的一种责任制。具体如下：
　　定额管理、季节包工和小段包工缩小了平均主义因素，比大寨工分、“政治工分”好，在领导力量较强、群众觉悟较高的生产队可以实行。但是多数队反映，单一实行定额管理，农活种类复杂，定额项日繁多，标准难以掌握，容易造成“多劳不多得”、扩大同等劳力之间报酬差异的问题。同时劳动质量和劳动效果无法结合，社员劳动“只顾千分，不想千斤”“只讲工分到手，不管粮食收不收”的问题比较严重。
　　包工到组、联产计酬这种责任制把社员的劳动范围缩小，把组内生产好坏与经济效益联起来，发展较快，但是这种责任制有的组内没有实行定额管理，形成“大呼隆”变“小呼隆”、“大锅饭”变“二锅饭”。干部群众说：“联产到组千斤重担落到组长头上，联乐了队长，联苦了组长。”
　　包产到户、联产计酬这种责任制把面积、产量、投资等一切按人头分配到户，实行百奖百赔，但这种方式不利于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在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就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包产到劳、联产计酬这种责任制以定额为基础，同时又发展定额管理。它把劳动任务、劳动态度、生产质量、经济效果“一致起来”，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劳动者的积极性、集体经济的巩固发展同个人利益紧密结合了。

“升子坪冲击波”闯出一条新路

　　为证实以上档案记载的真实性，笔者一行来到升子坪村7组原五峰县升子坪公社红五月大队长张传金家。张家略显破旧的老屋旁，矗立着1栋比向家新房还要气派的新别墅。郑姓村干部介绍，张家小儿子在村里的“街上”开着最大的超市。而张家前不远处，有一所热闹的学校，即是当年孔繁靖的妻子执教之处。
　　张传金刚从田里挖洋芋归家，他只比向光早小1岁，也是脸色红润、身体硬朗。他告诉我们，当年改革前，“拖大集体”人们积极性很低，“上工像拉纤，放工像射箭”。无独有偶，当年的改革，也是他和当时的大队支部书记胡士久、会计邓寿新等大队干部一起配合升子坪公社主要领导人，在党报上看到四川广汉县改革的“火柴盒”报道后搞的。某次怕“上面批斗”孔繁靖，还将他“收（藏）”到一个农户家中。“久书记”（张传金对胡士久的昵称）甚至说：“即使坐牢，也要搞（改革）!”后改革初步成功，村里专购30部收音机，奖给当年亩产粮食上千斤的大户，其中一半奖品被改革前最穷的“杨家垴茶厂”那个生产队喜气洋洋地领走。
　　五峰县升子坪公社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摸索发展的过程，是广大干部群众在回顾总结20多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认识、总结推广的。1978年，恢复小段包工、定额记分，改变“大概工”“一拉平”的平均主义，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对发展生产起到很大作用。1979年，在恢复定额记分的基础上推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这是中央两个农业文件提出的第三种形式，同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包产到劳、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并进行推广和发展。五峰县升子坪公社60个生产队的实践证明，包产到劳、联产计酬责任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适应干部的管理水平、适应群众的觉悟水平，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具体如下：
　　克服平均主义，空前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家总结实行联产到劳后发生了五大变化：一是过去上工看队长、开工等组长，现在早上工、晚收工、三顿吃饭怕误工，1天能干以前3天活，劳动工效高；二是过去生产只有队长、组长操心，现在个个操心、人人负责，生产责任心强；三是过去干好干坏一个样，交肥集体尽是汤，现在私人投资买化肥、买饼肥、买磷肥，不但除田草，还除坎边、路边草，婆婆管老头、老头管儿子，生产质量高；四是过去对科学技术不关心，现在人人谋良种、个个讲科学，“寻寻地看，找找地学，跟跟地问”，关心科学种田的人多了；五是过去双眼盯着千分，现在一心想着千斤，田里有石去石、缺土添土，田边无坎砌坎、无沟开沟，都在田里争超产，劳动目的明确了。升子坪公社党委副书记胡继桃深有感触地说：“我在农村工作了16年，看了16年，从来没有看见群众生产情绪这样空前高涨，从来没有看见群众的劳动目的这样明确，从来没有看见群众对劳动成果这样关心，从来没有看见干部对增产丰收这样有把握。”
　　加强农村安定团结，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过去搞定额管理，不少队评工分就吵架，结成不少冤家对头。联产到劳，重计算、轻评议，群众扯皮拉筋的少了，左邻右舍关系和睦了。干部聚精会神地抓、群众同心同德地十，生产得到大发展。
　　广开了生产门路，推动劳动力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实行包产到劳、联产计酬责任制，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干部群众十劲大、工效高，1天做以前2天的事，1人干以前2人的活，因此劳动力有剩余，为广开生产门路、发展多种经济和工副业生产创造了良好条件。
　　五峰县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虽然为数不多，但这种敢于冲破“左”的思想禁锢，率先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创举，其作用和意义不可低估。它为推动五峰农村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村经济闯出一条新路。
　　经过40年的发展，如今升子坪村已具“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雏形，特别是生猪养殖产业规模可观，2017年生猪存栏4767头、人平近2头，出栏10922头、人平4头，改革成效明显，乡村振兴在望。
　　（作者单位：肖海波，宜昌市委党史办公室；谢群山，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档案局，摘自《党史天地》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