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40年 从跟跑到并跑 领跑

杨智杰

　　改革开放之初，科技界的重点工作是清算极左思想，恢复正常的科研秩序，扩大科研队伍，重建“文革”前的科技事业。高考恢复以后，大学及科研院所研究生的招生培养、留学人员出国交流学习等也陆续恢复。
　　季向东是这些政策最早的一批受益者。1978年考上同济大学的他，本科还没正式毕业，就在1982年被北京大学物理系录取为研究生，并被北大推荐参加当年的公派留学项目CUSPEA(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
　　当时，中国科技人才严重短缺，邓小平提到，“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1979年1月访美期间，邓小平和美国总统卡特签订了中美互派留学生的协定。但是中美考试制度不同，最初中国学生留学渠道不通畅。面对这种状况，一些在海外具有很高学术声誉的华裔科学家主动担负起了牵线搭桥的责任，成为中国向世界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一个特殊的窗口。

开启科技体制改革

　　1979年，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探索了代替美国GRE和TOEFL的新方式，发起派遣中国学生到美国攻读物理专业的项目CUSPEA。受李政道的启发，80年代高校又出现了生物化学领域的CUSBEA项目和数学领域的陈省身项目。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带来了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次出国留学热潮。
　　季向东顺利地通过CUSPEA笔试和面试，并领到人生中第一笔“巨款”——800元留学置装费，读大学时他每个月助学金才只有19.5元。季向东对国外一无所知，买了西装、皮鞋、皮箱和各种生活用品，怀着忐忑的心情在1983年飞往美国德雷塞尔大学攻读物理学。
　　随着科研体制的恢复与重建，经济建设也越来越需要科技的支持。1982年，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第一次把科学技术列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随后在10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上，国务院领导提出“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战略指导方针(简称“面向”“依靠”方针)，这成了以后指导科技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
　　建国初期，中国科技体制按照“苏联模式”建立，和经济体制一样实行中央计划管理。有人把这种体制称为“举国体制”，其优点很明显——能够将有限的资源向战略目标领域动员和集中，解决重大科技课题。但也有人认为，“举国体制”缺少对于市场的敏感性以及调整的灵活性，目标的设定一旦出现偏差，缺乏可行的纠偏机制。
　　1980年代初，国内科技资源不断积累，科技人员由几万人发展到了几百万人，科研机构由几十个发展到了上千家，科技投入也由每年几千万元增加到几十亿元。随着规模的扩大，原先高度集中的科技管理体制问题日渐暴露，产业部门研发力量薄弱，科研队伍臃肿，效率低下。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个月后，时任国家科委委员的吴明瑜带着代表团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突然接到要求他回国的通知。回来后他才得知，中央决定要进行科技体制改革，要求他尽快回国参与改革方案的起草工作。
　　吴明瑜在其口述自传《科技政策研究三十年》中解释，相较于其他领域，科技口算是先行改革。1977年以来，科技工作的对外交流开始最早，对世界发达国家的科技工作体制、趋势有较多了解。
　　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正式开启。改革的根本目的很明确，是“使科学技术成果迅速地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使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大大解放科学技术生产力，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胡耀邦曾把科技体制改革形象地比喻为“动员千军万马上山摘桃子”，“上山”是让科技界、知识界投入“四化”建设当中，“摘桃子”就是把创造出来的科技成果应用于“四化”建设当中。
　　科技与经济的关系始终是贯穿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1985年的科技体制改革是一个重要节点，奠定了此后三十多年中国科技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能够快速服务于经济。
　　对于当时过分强调科技的有用性，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科院原党组副书记方新认为，这需要联系具体历史环境去考量，很多博弈也是无奈的选择。她记得，80年代初期买什么都需要票，她当年结婚时买家具的票都等了很久才领到。那时候是计划经济时代，整个社会供不应求，怎么发展经济、满足人们的需求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政府对科技给予了厚望。
　　和当时经济体制改革一样，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引入市场机制。例如改革对研究机构的拨款制度，科研机构不再像过去一样“等米下锅”，而需要从别的来源获取资金。通过竞争资助和完善技术市场等经济利益，转变科研机构和人员的观念。同时，改革还打破了科技人员终身制，促进合理流动等。
　　“863”计划是当时科技体制改革非常有代表性的举措之一，这个计划提出的背景实际上也是当时中国科技发展面临的现状。
　　1984年，美苏争霸的格局下，美国里根政府推出“星球大战计划”。此计划引发连锁反应，1985年，西欧多国联合出台“尤里卡计划”，苏联及东欧集团制定《新技术政策声明》，韩国推出《国家长远发展构想》。
　　此前，中国的科技取得过一些重大成就，如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但改革开放之后，人们放眼国际才惊讶地发现，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一场革命——科学与技术、技术与经济紧密结合，使得科技成果快速应用到经济领域。各国之间的竞争已经由原来单一的军事、经济竞争转向以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
　　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2)》显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高技术产业产值不过100亿。在这样的国内外环境下，1986年3月3日，4位军工领域的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联名给邓小平写信，提议中国也要有自己的高技术发展计划。总体目标是，积极追踪国际新技术发展动向、力争有所创新，培养科技人才，实现高技术产品的商品化、产业化，为21世纪国家发展储备力量。
　　邓小平很快作出批示，认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1986年8月，“863计划”正式通过，并在1987年初开始实施。
　　“863计划”通信主题首届专家组组长钟义信参与项目时，发现了“863”和此前项目的不同，比如项目专家必须通过竞选才能加入，项目课题会面向企业招标。而这些新举措，是1985年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实践。
　　同一时期科技体制的其他调整还有：1985年实施了旨在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村经济、普及科学技术、带动农民致富的“星火计划”；1987年，《技术合同法》通过；1989 年，中科院、教委建立开放实验室制度等。
　　科研机构的发展沿着预计方向前进，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方新说，当时的科技体制改革断了科研机构的粮，但经济发展对科技并没有内在需求，这就导致了有的科研机构发不出工资。80年代末，出现“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现象，“脑体倒挂”严重，科研队伍人才断层。
　　“863计划”的出台，一方面是为了跟踪高新技术，同时，中央也希望通过重大项目来稳定人才队伍。

“攀高峰”

　　1991年，季向东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完博士后留校做助理教授，开始有机会回国访问、跟国内学术界交流。他当时明显感受到，国内做科研的条件差，教授待遇低。而且，当时国内正值下海潮，愿意做科研的人比较少。
　　季向东对比了美国和中国教授的工资待遇，美国要比国内高出100倍。当时开国际会议，大家都形成了共识，要请中国的学者参加，需要担负他们来回的机票费用。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提出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同年10月，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新阶段的科技体制改革提供运用市场机制的重要依据。
　　这一阶段，科技工作的方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95年，《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颁布，在80年代初提出的“面向”“依靠”指导方针的基础上增加了“攀高峰”。
　　在方新看来，这是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转折点，强调“攀高峰”，也就是强调科学技术不仅要面向经济建设，而且要保证自身发展，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科技政策也随之改变为“稳住一头，放开一片”，希望稳住基础研究工作和科技人员这支队伍，同时放开面向社会，面向经济建设这一方面。
　　明显的变化是对科研工作的财政投入增多，基础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1992年，国家实施“攀登计划”，即国家重点基础性研究重大关键项目计划，以解决一批长期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学技术难题。自然科学基金的投入也在加大。1986年，自然科学基金创立之初的拨款只有8000万，到1996年增加到了6.45亿。有数据显示，1996年以来，国家在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仍连年增加对自然科学基金的投入，使基金的年均增长率超过20%。
　　1997年，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提出，要按照“大集中、小自由”的原则部署基础研究工作。自然科学基金主要支持自由探索，而重大科技问题，由国家计划支持。
　　因此，在“攀登计划”的基础上，“973计划”，即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实施。“973计划”旨在加强原始创新，围绕农业、能源、信息、资源环境、人口与健康、材料、综合交叉与重大科学前沿等领域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截至2006年，“973计划”共立项301项，国家财政投入62亿。有学者因此评价，该计划资助范围之广，强度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
　　《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科教兴国”战略，要把粗放式的经济增长转变为集约式的经济增长，走上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而实现经济增长的轨道。
　　为了弥补前些年科研队伍人才老化、后继无人的现象，各部门出台了不少吸引人才的计划。例如，199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为促进青年科学和技术人才的成长，鼓励海外学者回国工作，设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同年，中科院设立“百人计划”，招聘国内外优秀人才，并给予极高标准的待遇。“长江学者” “春晖计划”“国家百千万人才培育工程”，还有针对高校的“211”“985”工程都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
　　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教授刘云统计，1995年到2001年，国内当时有107个针对科技人才的政策，其中对人才激励的政策占比最大，达21%，人才使用的政策有15%。伴随着项目支持和人才政策的吸引，科技人才在社会上的地位得到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