衬衣密信

周少怀

　　沈泽民是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杰出的革命作家沈雁冰（茅盾）的胞弟。他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委员，3月，被派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省委书记。1933年，他曾经用药水在一件衬衣上写下一封密信，这背后还承载着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

　　1932年10月，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沈泽民则坚持留在根据地，领导鄂豫皖省委重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当时因受党的“左”倾冒险错误的影响，红军和根据地遭受严重损失，处于极其艰难的境地。至1933年9月26日，红二十五军进行缩编，全军只剩三千余人。严峻的斗争形势，促使沈泽民以及鄂豫皖省委必须坐下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考虑今后的斗争方针。

　　1933年10月16日，沈泽民抱病在红安紫云寨主持召开了鄂豫皖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决定派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成仿吾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情况，接受中央指示，请中央派军事、政治干部到鄂豫皖工作。因持续恶劣的战争环境，此时的沈泽民已是心力交瘁，肺病复发，虚弱到了极点，不得不躺在担架上随军行动。会后，沈泽民躺在病床上与成仿吾研究了向中央汇报的报告。由于当时鄂豫皖省委没有电台，接受中央指示和与中央联系是靠“地下交通”和书信来往，而且交通不畅通。因此，沈泽民极为重视这位派往中央的特殊交通员，他郑重地对成仿吾说：此行的任务非常重要、十分秘密，你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将报告安全地交给党中央。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沈泽民用药水在成仿吾的衬衣上写上“派成仿吾同志到中央报告工作”，并用俄文署上“沈泽民”。

　　沈泽民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做了沉痛的检讨。他说，在郭家河、潘家河战斗胜利后，到现在根据地和红军出现如此局面，完全是过去的错误造成的，是由于路线差错，才使根据地和红军逐渐削弱，“今后工作，如转变到真正面向群众，团结群众，敌人再狠些。‘坚壁清野’计划亦包不住我们”，并决心纠正“偏于军事观点，忽于群众工作与秘密工作”的现象，表示今后要“洗心革面，重新做起”。报告还提到了今后的斗争方针，主要是：转变过去的军事斗争方针，及时采取游击战的方式来钳制敌人，消灭敌人，以恢复和巩固根据地。

　　主力红军要在游击队的配合下，深入到敌人占领区去活动，在敌人后方袭扰与打击敌人，求得物资上的补充。同时宣传与组织群众，建立秘密工作点，以利开展白区的工作。报告对便衣队的斗争形式给予了肯定，决定党组织、苏维埃政府、红军及游击队，要用一定的力量去发展这种武装斗争形式。他在报告中深刻检查了自己在政治和领导上的不足，“请中央派军事和政治上的主持人来，并给我们具体指示……”这一时期，沈泽民正视现实，认识错误，主持制定了比较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抱病向中共中央写报告，代表省委作了沉痛检讨，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光明磊落的品质。

　　沈泽民将报告写好后，还没来得及召开省委常委会审查讨论就病逝了。后来鄂豫皖省委常委会开会通过了这个报告。郑位三根据常委的意见加写了一份《补充报告》，并于12月9日代表省委签发了这份报告。

　　郑位三的补充报告这样写道：“上面的报告，是泽民同志起草的，常委会通过的……我们感觉交通关系没有建立好，与中央关系不密切，实是我们工作上的大损失，也是我们的大错误。现在需要干部的要求更加迫切了，特别是希望中央火速派一省委书记和高级军事干部来……”

　　由以上内容可见，这是一份多么重要的绝密报告。

　　为了把这份绝密报告安全顺利地送到党中央手中，省委决定由吴焕先安排部队护送成仿吾这位特殊的“秘密交通”安全坐上南去武汉的火车。吴焕先经慎重考虑，决定派第二一九团来完成这项重要任务。

　　成仿吾将写有密信的衬衣贴身穿在最里层，隐藏好报告，骑着一头毛驴，在部队的掩护下沿着铁路线辗转游击奔波十多天。由于敌人戒备森严，成仿吾始终无法靠近火车站。郑位三、吴焕先得知此消息后十分焦急。他俩商定必须马上采取紧急行动，派出精干有力的队伍来完成这项重要任务。最终决定由特务四大队接替护送任务，尽快把成仿吾送出去。

　　这个特务四大队，原是一支秘密的便衣武装，人员都是经过挑选的战斗骨干，武器装备较好，行动神出鬼没。他们活动于铁路沿线，主要任务就是搜集情报、侦察敌情、筹备经费和医药物资，并担任接送来往于中央和鄂豫皖苏区之间的交通联络人员。陈先瑞、韩先楚、刘震等同志，当时都在特务四大队。因为红军和游击队经常出没于孝感与信阳之间的铁路沿线上，这一段将近150公里长的大小车站，敌人都驻有重兵防守，越是靠近车站的地方，敌人越是盘查得很严。在此情况下，他们必须采取灵活机动的秘密方式，乔装打扮，见机行事，方可搭上南去武汉的火车。为了保险起见，特务四大队给成仿吾进行了化装，穿上长袍，戴上礼帽，把他打扮成教书先生模样，趁黑夜送到靠近花园火车站的一个可靠的“关系户”那里，由这户人家将“亲戚”顺利送上了南去武汉的火车。

　　1933年12月底，成仿吾从武汉乘船顺江而下，到达上海。原来接头的党的联络机关，已经过了半年，按照地下工作的规定，不能再使用了，他十分焦急。正在这时，成仿吾忽然看到国民党官办的报纸骂鲁迅是“准共产党”。成仿吾觉得有了希望，他决定去找鲁迅。

　　成仿吾通过上海内山书店日本朋友内山完造联系上了鲁迅先生，并约定了见面的暗号。两天后的一个下午，成仿吾和鲁迅在北四川路的一家咖啡馆会面。这对曾经有过笔墨之争的朋友没有想过会以这种方式会面，成仿吾说明来意，把他的住址告诉了鲁迅，两人约定了接头的暗号就分别离开了。直到这时，成仿吾才知道党中央已由上海转到江西瑞金中央苏区。

　　第二天，一个自称老赵的人来到成仿吾的住处，对上接头暗号后，成仿吾才打开小箱子，郑重地将那件叠的整整齐齐写有秘密信的衬衣交给了老赵。隔天，成仿吾在老赵的安排下住进了法租界的一个亭子间。又过了几天，成仿吾终于走进了党的联络站。党的上海分局听取了他的汇报，并通过地下电台向党中央报告了情况。很快，瑞金回电了，要成仿吾在1934年1月10日赶到瑞金开会。

　　在武装护送下，成仿吾于1934年1月11日到达中央苏区。这正是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开会的第二天，邓颖超接待了他。下午，成仿吾身穿红军服走进了会场，周恩来热情地与他握手，并高声向大会宣布：“鄂豫皖的代表成仿吾同志来了！”会议的第四天，成仿吾作了五分钟的发言，简要地汇报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五中全会后中央专门组织了由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李维汉等同志参加的会议听取了成仿吾的详细汇报。

　　1934年2月12日，中央发出了《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随后，中央决定派程子华到鄂豫皖根据地参加军事领导工作。临行前，周恩来找程子华谈话，对鄂豫皖的工作再次作了重要指示。他说：当前在鄂豫皖地区，敌人占绝对优势。敌人用碉堡、封锁线，把我根据地压缩和分割成几小块。根据地发生了人力、物力的严重困难。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将发生极大的问题……中央决定了，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也就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根据地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老根据地。

　　1934年6月，程子华奉命离开瑞金到了鄂豫皖，向省委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最终，红二十五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南建立了根据地，红二十八军坚持在鄂豫皖根据地战斗，两支部队都得到了发展。

　　可见，正是由于一封写在衬衣上的密信和它背后发生的传奇保密故事，才使党中央和周恩来对鄂豫皖苏区的情形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战略部署；才有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才有红二十八军的组建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革命局面。

　　（来源：《红色密码》 金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