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纽带

周少怀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大别山区有一位鲜为人知的地下交通员，在红二十五军两次实行战略转移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就是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地下交通员石建民。

　　石建民，1905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 箭场河乡石岗村（今属河南省新乡），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幼时只读了几年私塾，随后在七里坪一家中药铺当学徒。1927年11月13日，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1932年11月红二十五军在红安县檀树岗重建后不久，石建民被安排担任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秘密交通员。从此，他就像一条红色的纽带，将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与党中央紧紧地链接在一起。

以“健民”名义向党中央报告

　　中央档案馆存有一份《关于鄂豫皖苏区敌情和红军行动向中央的报告》，落款署名和时间是“健民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三日”。

　　报告中写道：“中央：我自月前带了中央给鄂豫皖苏区的文件多种，经过河南由京汉路一直回到鄂豫皖苏区之鄂东北道（即罗山、光山、红安三县中间天台山地带），是一个游击根据地，省委常委兼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同志在此地。当时把各种文件交给他了，省委的各种问题及红军的问题，他个人不能做报告，因为有些情形不熟悉。此时红军及省委将由皖西北过来，在东边之东八区，接近游击总司令部。总司令是戴季英同志，他参加省委常委，因此位三同志叫我到东边会省委，带最近的鄂豫皖省委的情形报告中央。……我由西边到东边去时，红军和省委负责同志刚从皖西北过来，由新集以北游击到西边去了，未会着，……而且中央限我回去的时间也快到了，恐延迟久了又怕失掉关系。……在这个短促期间，又未能与省委负责同志见面，所以此次没有带报告，只是带了省委最近的工作决议案和红五月的工作大纲各一份，中央可以大概了解鄂豫皖省党的工作情形。……戴季英同志就给了我致中央的介绍信，他及时将鄂豫皖省的最近的情形，即前次送来的报告以后的一般形势，当面同我谈了几点主要问题，嘱我来中央用口头传达：（1）苏区的敌情；（2）红军的行动；（3）党的领导；（4）地方武装与游击战争活动；（5）群众工作与苏维埃的恢复；（6）粮食问题。……”

　　报告最后写道：“以上是省委负责同志嘱我口头传达中央，因我写得不清，有的重复，有的遗漏。”

　　省委领导嘱咐他口头传达的几个问题，他却写成了一份条理清楚、内容详细的文字报告，报告长达6000多字。由此可以看出，他对革命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和谦逊、严实、认真的工作态度。正是因为他的高度负责、机智勇敢，才把远在千里之外大别山深处的鄂豫皖省委及红二十五军的情况，及时准确地报告党中央。

　　很多事情说起来也是机缘巧合。就在石健民写成报告的当天，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给鄂豫皖苏区发了一份“军事训令”，即《中共中央及军委给鄂豫皖苏区的军事训令》，时间恰是1934年6月13日。石健民当时就带着这份标有“急！绝对秘密！”的机要文件，又急匆匆地离开上海，于7月初返回到鄂东北境内，及时送交给鄂豫皖省委代理书记徐宝珊。“军事训令”的末尾，写有这样一笔：“中央苏区准派军事干部来帮助你们工作。”

　　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所期盼已久的党中央派军事干部来鄂豫皖终于有了明确答复。所派的军事干部又是谁呢？鄂豫皖省委当时就作了安排，决定还是让石健民完成这个极其重要而特殊的任务。石健民马不停蹄地又踏上了去往上海的行程。

不寻常的护送任务

　　1934年9月19日，郑位三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曾这样写道：“由中央苏区来的程同志于8月28日已到苏区了。所带之7月29日补充训令及7月26日的秘密通知（关于组织红军北上抗日先锋队）、7月25日中央局关于开展武装自卫运动的指示信，共计3份都收到了。”报告中提到的“程同志”，即程子华。1933年10月16日，鄂豫皖省委在红安县紫云寨召开的第三次扩大会议决定，派省委宣传部长成仿吾去上海找党中央报告请示工作，并要求指派军事指挥干部。后成仿吾从天台山出发，辗转到达中央根据地瑞金，向中央及周恩来详细汇报鄂豫皖及红二十五军的情况，才使党中央和周恩来对鄂豫皖苏区的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战略部署，派程子华到鄂豫皖根据地参加军事领导工作，并指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

　　1934年6月，石健民将鄂豫皖省委文件送达上海并转党中央后，又将中央秘密文件《中共中央及军委给鄂豫皖苏区的军事训令》安全带回鄂豫皖省委。这时省委又把接中央派的军事干部程子华回鄂豫皖这项重要任务交给他来完成。

　　石健民受领任务以后，就按照规定的秘密联络方式，很快在上海跟程子华接上了头。经过一番周密准备，他们装扮成普通商客，随身带着几样简单的行李，搭乘一艘普通的客轮，沿长江逆水而上，直抵武汉。他们决定搭乘北去的火车时，考虑到两人的年龄相同，口音却又不同，走在一起势必引起敌人的怀疑。于是，石健民又化装成老百姓，程子华仍是地道的商人打扮，两人一前一后相跟着。表面上装作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实际上则以眼神、手势作为暗号，互相照应着步入汉口车站。

　　进入汉口车站的检票口，对于北去孝感与信阳之间沿途所经过的花园、王店、杨寨、广水镇等地的乘客，敌人向来盘查很严，目的就是严防共产党潜入鄂东北境内。军警森严的进站处四周还有不少便衣暗探。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们都买了直达信阳的车票，大摇大摆地接受检查。石健民随机应变，很快就穿过了检票口。可是，当他回头一看，刚走过检票口的程子华，偏又被两个军警拦在一旁，盘问个没完没了。石健民只怕发生什么意外，心里急得火燎油煎一般。因为一路上，他就听说程子华在作战中负过枪伤，左手腕子还留着一块明显的伤疤，这与他的商人打扮显然很不相称，一旦被敌人发现后果将难以设想！就在这时，石健民忽然灵机一动，急忙示意程子华挥动扇子。程子华顿时心领神会，趁着敌人翻皮箱检查的当儿，不慌不忙地从腰里掏出一把纸扇，用左手摇晃起来，若无其事地扇着扇子。敌人就是把皮箱翻个底朝天，也不会查出可疑物品。程子华迈步登上火车，直到这时，石健民才长长地舒了口气。

　　北去的火车过了鸡公山以后，他们不等到信阳，就在中途的柳林车站下了车。石健民找到一个秘密接头处，他们暂时居住了下来，并对通往鄂东北根据地的地形道路、敌情等做了一番了解、分析和研究，这才决定进入根据地境内。石健民鉴于他上次寻找省委不遇的情形，就决定采取“昼伏夜行”的方式，抄小路进入天台山卡房一带，首先把程子华护送到鄂东北道委。

　　他们趁月光赶了一晚的山路，拂晓之前，就进入鄂豫交界的崇山峻岭。正是这时，恰好跟一支地方游击队不期而遇。游击队见程子华身穿长衫大褂，还有随从提着一个皮箱，误以为是个大土豪，就把他们武装护送到鄂东北道委所在地——卡房。

　　果然不出所料，省委这时已率领红二十五军到皖西北根据地去了。程子华来了以后，首先向郑位三传达了周恩来关于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创建新的根据地的口头指示，并将带来的党中央的3份秘密文件交给郑位三。

　　石健民是程子华抵达鄂豫皖苏区的向导，又是沿途担任交通联络、负责安全保障的得力卫士。10多天，他就顺利完成了这次极不寻常的护送任务。

神秘“香客”

　　1934年11月11日，根据程子华带来的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中共鄂豫皖省委召开常委会，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即实行战略转移。16日，红二十五军从罗山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之后进入陕南创建了豫鄂陕边革命根据地。而石健民千里迢迢接到程子华之后，便带着郑位三写给党中央的报告，又匆忙地赶到上海。

　　1935年7月13日，恰是焦岱、引驾回两地逢集之日，来自四乡的农夫山民，提篮儿的，挑担子的，推着小车的，一路上络绎不绝，潮水般地涌向集镇。许多男女香客，在朝拜过南五台庙会之后，也混杂在赶集的人群中，街上人来人往。就在这一天，活跃在商洛山中的红二十五军，猛虎般地涌向集镇。许多男女香客，在朝拜过南五台庙会之后，也混杂在赶集的人群中，街上人来人往。就在这一天，活跃在商洛山中的红二十五军，猛虎般地从山里扑了出来，横扫焦岱、引驾回两地民团，直抵西安近郊。

　　7月15日，红军威逼西安的第三天，有一位朝山“香客”，骑着一头紫灰色的毛驴子，由一个赶脚的老汉相随，从西安西关出城而来。从郭杜镇到香积寺，5公里的路程不多会就到了。可是，不等走进香积寺内，“香客”给老汉付了脚钱，拱手相别，然后急忙朝着南面不远的子午镇方向直奔而去……

　　红二十五军军部此时正驻扎在子午镇。豫鄂陕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正在为红二十五军下一步的战略行动思考着。自从离开鄂豫皖苏区之后，红二十五军即与党中央失掉联系，对于全国的斗争形势不甚了解。看到来人后，吴焕先喜出望外：时隔八九个月之后，石健民给他们送来了两份党中央的文件和密码！

　　这次石健民带来的两份中央文件和“甲乙两组密码呼号”，因为电信器材残缺不全无法使用联络。但他还带来了在外界所了解到的敌军正在向川陕边调动集结的情况，以及各种报纸上所披露的消息。这些消息对吴焕先和红二十五军十分宝贵。吴焕先连夜在长安县丰裕口主持召开了省委紧急会议，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到陕北“同红二十六军会合起来，集中成一个大的力量，有力地去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建西北新的革命根据地”。

　　7月16日，红二十五军即从丰裕口出发，沿秦岭北麓向西挺进。9月15日，胜利到达山西延川永坪镇，与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

　　两天以后，即1935年7月18日，石健民又怀揣吴焕先向党中央写的书面报告，离开了红二十五军，肩负重要使命，踏上了新的征程。

　　抗日战争初期，石健民曾两次到过陕北。1939年，他在新四军工作期间，在护送张云逸的爱人及其儿子去安徽庐江县的途中，不幸被敌人逮捕。不久，即在立煌县（今金寨县）英勇就义，时年34岁。党的交通员石健民英名千古，永垂青史！

　　（来源：《红色密码》 金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