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敌人心脏

孝感市委机要和保密局

　　谢甫生，原名谢祥荫，1902年8月3日出生，大悟夏店谢家湾人，1922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谢甫生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往返奔走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传递情报，负责联络。

　　1932年年底，在西安从事中共地下工作的谢甫生，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特科发来的密信，令他将已建立的西安情报组织交给可靠的同志负责，火速赶往上海接受任务。

　　谢甫生来到上海中共中央秘密驻地，南汉宸受周恩来的委托找他谈话并交代任务说：“党中央决定派你到武汉，不惜一切代价，打入蒋介石的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获取‘围剿’我苏区的情报。你看怎样？”

　　“只要是党的需要，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敢闯！”谢甫生坚定地说，“但不知道有什么关系可以利用？”

　　“1925年你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干部学校学习时，不是有一个挚友叫刘景武吗？他现在是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的上校参谋兼机要秘书，很受‘剿总’参谋长曹浩森的信任和器重，你可以找他帮忙。”南汉宸说到这里表情严肃，“不过，前几个月我们曾派刘子华到武汉找过他，请他帮忙，他不仅严词拒绝，还当场翻了脸。所以你这次见他，也不会是轻而易举就能办到的，你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应变措施。”

　　“刘景武在西北军干部学校时，能写善画，我们志趣和爱好一致，是莫逆之交。他为人正直，有正义感，在校时曾受到邓小平、刘伯承同志的教育，同情革命，思想比较进步。但是自从五原会师我俩分别后，将近十年未曾交往，尚不知道他思想有什么变化。”谢甫生说。

　　“为了确保安全，党中央要求你：一是不同任何人、任何党派来往；二是不同地方党组织发生任何联系；三是一般情况下用密写信寄往上海，重要军事情报，你要快速直接送往中共中央上海局，你看还有什么困难？”

　　“没有什么困难，我一定想尽办法闯进魔窟，完成任务。”

　　其实，当时的武汉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蒋介石为防止共产党和红军渗透，推行“五家联保”：五家之中，一家与共产党或红军有联系，五家人的性命都难保。在这种情况下，别说打入戒备森严、特务如麻的“剿共”魔窟，就是在武汉居住下来，能闯过“五家联保”也是非常困难的。谢甫生的坚定，绝对源自对党的无限忠诚以及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1933年1月初，谢甫生乘船来到武汉，他找了一处离刘景武家不远的茶馆坐下，要了一壶西湖龙井和两个茶碗，然后拨了一个电话。不一会儿，刘景武穿着便衣来到茶馆。

　　两人一见如故，亲热倍加，寒暄之后落座。碍于环境险恶，刘景武出于职业敏感小声地问：“你是不是还干共产党？”

　　“看起来，我这辈子是与共产党结下了不解之缘，干共产党是干定了！”

　　“那你找我干什么？”

　　“是想请你在总司令部谋一份差事……”谢甫生毫不忌讳地说。

　　“老弟，你知道我是有老婆和六个儿子的人，你不怕杀头我可怕杀头，怕老婆孩子不得安宁。你的忙我帮不了。”

　　谢甫生见状，为缓和紧张气氛，急忙转变话题：“咱们先不说这个。我现在还饿着肚子，另外也没有住的地方。”

　　刘景武以为谢甫生放弃了找工作的念头，就说：“那你到我家先住一段吧。”说完，拉着谢甫生就去了他的家。住在蒋介石“剿匪”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家里，如同住进了保险箱，既逃避了“五家联保”的纠缠，也躲开了特务的追查。谢甫生心想，现在既然以“亲戚”关系住下来了，就要做好长期隐蔽工作的打算。为了获得刘景武全家人的信任，必须与他们相处得更为融洽。于是，他帮刘景武干起了家务事，照顾摇篮中的婴儿，一点儿也闲不住，真像一家人一样。时间一长，刘家老老少少都很喜欢他，刘景武也逐渐消除了紧张心理。为了避免暴露，也为了刘景武一家的安全，谢甫生总是深居简出，不抛头露面。

　　每当夜深人静与刘景武闲聊时，谢甫生便借机向他介绍革命形势，以增强他对革命成功的信心。当看到刘景武思想上有所转变，对革命充满同情时，便适时对他说：“老兄，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形势你应该清楚，蒋介石在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指引下，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仍倾全力对共产党创建的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而对日本军队的进犯则一再妥协、一再退让。谁是谁非不是十分清楚吗？就是在国民党内部也是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贪污腐败，社会危机日益加重。我们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人，不能不作出正确的抉择。否则，我们也无颜去见列祖列宗。所以我还是建议你投入到共产党改天换地的斗争中来，为人民做些好事，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的。”

　　刘景武也非常诚恳地道出了他的苦衷：“我有老婆孩子，我怕全家遭到不幸。”谢甫生为使他放心，一再表示：“你放心，我决不会连累你。就是蒋介石逮住了我，剥了我的皮，我也不会出卖老朋友。”

　　刘景武在西北军干部学校时，就对谢甫生有全面了解，知道他办事光明磊落，说话算数，对他的人格深信不疑，对共产党的言行也很佩服。经过谢甫生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刘景武终于答应为革命工作尽心效力。

　　当时，刘景武在鄂豫皖三省“剿总”司令部专管苏区的军事情报和“围剿”苏区的作战计划。他又与“剿总”参谋长曹浩森是同乡，曹浩森对他非常器重和信任，每次拟订“围剿”作战计划，都指定刘景武负责起草，然后再送蒋介石审定。所以，有时作战计划还未送到蒋介石手里，谢甫生就看到了。就这样，谢甫生在刘景武的帮助下，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先后获取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西、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第五次“围剿”的作战计划。在敌人实施“围剿”前，即把敌人投入的兵力、番号、驻地、指挥关系、兵力部署、作战方案等详细情况报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特科接到这些情报后，通过特科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由特科电台的毛齐华转给中央苏区及相关的红军部队，使相关苏区战前就掌握了敌人的动向。

　　1934年6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非常重要的军事会议，蒋介石主持并同与会的十几个军长研究，将鄂豫皖边区划为6个“驻剿区”，以60多个团担任“驻剿”，以11个团组成4个追击队，计划在3个月之内消灭红二十五军，这个计划制订后，专门指定一个参谋兼印了几份，原稿立即销毁，应该说蒋介石的警觉性足够高了。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蒋介石将这个计划交给曹森浩后，曹森浩便让机要秘书刘景武代为保管，这一绝密文件自然很快到了谢甫生手里。

　　当谢甫生看到蒋介石制订的“围剿”红二十五军的作战计划和十万分之一的作战附图时，他即刻意识到，这是十万火急的军事情报，攸关鄂豫皖苏区和红二十五军指战员生命，必须立刻报告党中央和红二十五军。为此，他连夜摘抄了敌人的“围剿”计划，并将十万分之一的作战附图描绘下来。天将破晓，他不顾一夜辛劳，带着敌人的“围剿”计划和复制的作战要图，匆匆踏上了通往上海的征途。

　　当时武汉到上海的客轮有三个公司，一是中国招商局的客轮公司，

　　二是日本的日清客轮公司，三是英国的太古怡和轮船公司。这三个公司为了招揽乘客，竞争十分激烈，他们同时在武汉开船，同时到达上海。这极大方便了谢甫生的隐蔽行程。

　　这天早上，谢甫生身穿米黄色西服，头戴乳白色遮阳礼帽，手提一个只能装几件衣服的小提箱，镇定自若地从汉口江汉关码头登上英国的客轮。7点多，客轮慢慢地离开码头，顺流而下。

　　在这条水路上，谢甫生来往于武汉和上海送情报，已经很多次了。但这一次，因情报极为重要，不免心情忐忑。为此，他假装悠闲地阅读报纸，吸着烟，喝着茶，努力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并不时环顾四周，察看有无异常情况，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船过九江时，谢甫生发现有特务盯梢，顿觉情况不妙，必须采取应变措施。为了稳住敌人，他一边旁若无事地继续看报，一边盘算着应对措施。

　　船到南京时，盯梢的国民党特务下了船。他知道危险并未解除，一面做好跳船的准备，一面两眼紧盯着码头。果然，盯梢的特务带着军警向码头赶来，就在他们赶到码头时，“呜——”的一声，船开了，谢甫生这才吐出一口气，安下心来，而国民党特务在码头上急得直跺脚。

　　谢甫生并没有松懈，他知道敌人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们还会乘汽车提前赶到镇江码头，再上船。因此，必须设法脱身。船到镇江时，他向码头远远望去，看见码头上站满了国民党军警，那个盯梢的特务也在其中，他立刻在船舱内换上一身瓦灰色的西装，头戴灰色凉礼帽，鼻梁上架一副深棕色的墨镜，沉着、迅速地从太古怡和轮船背后乘小划子上了日本的日清客轮。待到国民党特务和警察上到太古怡和轮船后，查遍所有房间和所有旅客，也没有看到他们要抓的人，只好懊丧地下了船。

　　谢甫生为什么能上日本的轮船呢？那时候的镇江码头和全国其他码头的情况完全不同，来往船只不能直接靠岸，轮船只能停在江心，来往的乘客必须坐小划子上下船，而且日本的日清客轮正好同时停在英国太古怡和轮船的侧后，正是这两客轮的竞争，助了谢甫生一臂之力，使他顺利甩掉特务的追踪，化险为夷。

　　中共中央接到谢甫生送来的“围剿”红二十五军的情报后，立即通知鄂豫皖省委取回情报，才使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从敌人兵力配置薄弱地带冲出重围，顺利地进行了长征，极大地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

　　蒋介石听说红二十五军过了平汉路，进入桐柏山区，不禁惊呼：“我们太大意了！”但他仍然蒙在鼓里，依旧不知谢甫生一直隐蔽在此持续战斗，及时准确地向党提供了大量国民政府的重要军事战略情报。

　　（来源：《红色密码》 金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