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原突围

凌 梅

　　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是毛泽东早就预料到并做着准备的。但它来得这么快，却是毛泽东所没有想到的。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是一个矛盾而又复杂的中国。中国何处去？毛泽东在思考，蒋介石也在思考。民族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内战的阴霾又笼罩大地。一直在保存实力、坐待胜利、准备内战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战刀直指解放区。

　　早在1945年8月10日，日本乞降消息传出的当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下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明确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两个阶段：（一）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存犹豫。（二）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

　　同日，毛泽东就对孤悬敌后，独撑武汉外围抗战局面，直属中央军委指挥的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发来指示，对第五师和鄂豫皖湘赣边区进行了新的战略部署。指出：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所处地位不可能夺取大城市，而应乘机扩大地区，夺取武装，夺取小城市，发动群众，准备对付内战。

　　11日，蒋介石发出两个相互矛盾的命令：一个要求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推进，勿稍松懈”；另一个发给第十八集团军，却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这其中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把八路军、新四军的手脚捆起来，让国民党独吞抗日胜利果实。

　　对抗战胜利到来后所面临的复杂形势，李先念也忧心忡忡。他与郑位三、陈少敏等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形势突变，一切出人意料之外，我们领导机关及干部，对此全无经验，加之地区辽阔，难以照顾周全，深抱急忧……。且今后内战需要正规战、运动战始能解决问题。我目前作一切准备，着重为了应付内战。”因此建议：某些地区、特别是平原丧失后，应以大别山西部、桐柏山东部为反内战基地。

　　李先念决心坚守中原、加强中原的战略性建议，深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许。12日，中共中央同意在鄂豫皖建立中央局，管理现在第五师活动范围之内党政军及河南区党委与河南军区工作，并决定派徐向前任中央局书记。因徐向前患病，“中央指定郑位三为副书记，在徐向前未到之前代理书记。”

　　13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社论，提醒全国人民。同一天，他在延安干部会上演讲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的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楚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

　　15日，毛泽东又谆谆告诫李先念：“时局虽急变，大局于我有利，你们是有经验的，必须对付新环境！只要手里集中一至二万精兵，什么也不怕。整编四五个旅甚为重要，半月左右能否完成？”这次来电，就意味着毛泽东对李先念的建议作了肯定的回答。

　　正如毛泽东所判断的那样：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已经定了，但他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于是玩弄起了两面手法，在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

　　在接到蒋介石的第一、第二次电报后，毛泽东于8月23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新口号，并指出：和平是能够争取的，因为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世界也需要和平。但是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所以斗争是长期的、迂回曲折的，所以我们必须到重庆去。会议还决定在毛泽东应邀前往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临行前，毛泽东与刘少奇谈了一天一夜，告之密切关注东北和中原问题。

　　8月28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经过43天的谈判斗争，双方代表最后于10月10日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毛泽东于第二日回到延安。

　　此时的中原地区正面临紧张的战事。国民党刘峙部队以三个师约六个团的兵力，阻击王（树声）戴（季英）部队于确（山）泌（阳）桐（柏）之线，新四军第五师部队拟在桐柏地区给国民党军以打击。10月17日，李先念亲率第五师野战军三个旅向桐柏周围地区运动，进行自卫反击的桐柏战役。与此同时，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王树声、戴季英率领的河南军区部队和王定烈率领的冀鲁豫军区第八团等正向桐柏山地区聚结。

　　19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电示郑位三、李先念：你们的野战军太少，地方军太多，望从各分区再抽至少1万兵力补充野战军，使九个团每团补充到2000人以上，方能打大仗。20日下午，第五师第十三旅以优势兵力，采取分割包围的战术，首先向桐柏县城的国民党第七游击纵队反击，解放桐柏县城，歼敌1000余人，夺得桐柏战役的首站胜利。

　　2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电示郑位三、李先念：你们须准备至少六个月内在鄂豫活动。三部会师后，集中强大野战军打几个大胜仗，方能有助于整个局势，方能转变你们自己的局势。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下，中原地区部队先后攻克桐柏、枣阳、新野等县城，歼敌2000余人。

　　由于过分的紧张工作，毛泽东于11月中旬病倒了，刘少奇继续主持中央工作。

　　1946年开春，毛泽东的病已逐步好转，工作也逐渐恢复。3月下旬，李先念派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赴延安，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请示行动方针时，毛泽东让王震一定记住告诉李先念：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待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原则是，“能消灭的则坚决消灭之，现在不能消灭的则准备条件将来消灭之”，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毛泽东要求中原军区部队，继续完成牵制国民党军队的战略任务，并要准备作出重大牺牲，即使是全军覆没，也要保障战略全局的胜利。

　　到了6月，毛泽东的健康完全恢复，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此时的中原解放区是大军压境，战云翻滚。经过精心部署的蒋介石，认为彻底消灭中原解放军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密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统一指挥第五绥区和武汉行营之第六绥区部队，按既定计划，速歼中原李先念部，并指令担任攻击的各部队，务必于6月22日前秘密完成包围态势及攻击准备，于7月1日占领中原军区司令部宣化店，实施攻击。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毛泽东于6月1日，即以中共中央名义电示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美蒋对我极为恶劣，全面内战不可避免，必须准备对付敌人袭击，准备突围作战。19日，在对国内形势作深刻分析后，毛泽东指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根据这个判断，毛泽东得出结论：“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

　　21日，李先念、郑位三等请示中央：鉴于国民党军队对中原军区主力部队之包围封锁最近愈益加强，并且不断攻占驻地周围各军事要点，紧缩其包围圈，形势已十分严峻。提出：现在我区局势确已发展到必须迅速主动突围的地步。原定向南突围有长江之隔，向东突围则国民党在津浦线上有强大兵力，难于达到目的；由界首附近北渡黄河则由于不能徒涉的河流多，危险极大；较安全的，只有由豫西南、鄂中向西突围的两条路。但这两条路因最近顽军已占我信阳、随县地区，已失去其一。如顽最近再将应山、安陆、云梦各要点占去，则成纵队的集体突围路线完全丧失。在此情况下，部队虽还可以旅团为单位突围，但由于此种分散突围路线也不很多。可能有半数部队突围不出去，特别是如等顽军部署完毕，正式向我进攻时才突围，则我不仅在战略上也在战术上处于被动地位，那个局面很难设想。由此提议：中央能允许我们在本月底开始实施主力突围计划，即经鄂中分两个纵队分别向陕南及武当山突围，然后转至陕甘宁边区。基于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和无比的勇气，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指示中原军区坚决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实行战略转移，粉碎敌人的阴谋。

　　23日，收到李先念和郑位三关于突围部署电报后，毛泽东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复电：“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以免延误时机。望团结奋斗，预祝你们胜利。”

　　26日晚，中原军区部队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的突围部署，分路举行突围，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行动，打响里解放战争第一枪。

　　由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机关和第二纵队第十三旅、第十五旅四十五团、第三五九旅及中原军区干部旅共1.5万人所组成的北路突围部队，在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的率领下，首先选择在信阳以南的柳林车站至李家寨车站一线作为突破口，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越过平汉铁路。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高度关注中原突围部队。7月5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电示郑位三、李先念、王震，指示行军中应注意军队纪律，做好群众工作，坚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国民党军官家属进行慰问，教育他们认识打内战，残害百姓可耻；坚决打击反共的民团和保甲人员，争取中立或同情我军；尽可能利用旧机构、沿袭旧办法，摊派钱粮，解决部队给养，但应注意合理负担。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七七”九周年纪念宣言》，揭露美蒋勾结发动内战的阴谋，断言“内外反动派的企图是可以被打败的”，号召全国人民更坚强地团结起来，更勇敢地行动起来，把一切敢于挑战的反动派打回去。根据战局的发展变化，毛泽东又于13日以中共中央名义电示郑位三、李先念，提出战略调整计划。毛泽东指出：蒋介石决心大打，其计划是先攻苏皖，反攻华北，并企图消灭我中原军。我党决心粉碎反动派的进攻，在鄂、豫、皖、川、陕广大地境内，在外线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帮助我内线作战部队取得胜利。

　　中原突围部队在李先念等的指挥下，或以昼夜兼程的急行军冲出敌人的合围圈；或以殊死的反复冲击突破敌人严密布防的阻击阵地；或以小部队阻击追敌、掩护主力加速开进。7月12日，突围主力部队进抵河南淅川。当时，前有丹江横锁和胡宗南部队堵击，后有敌军追击和空中飞机跟踪轰炸扫射。形势万分危急。为加速部队行进速度，同时分散敌人的兵力，李先念当机立断，兵分两翼，勇猛顽强，抢渡丹江。为抢时间，负责渡江开路的前卫部队第十三旅三十七团、第三十八团，在李先念司令员“只准成功，不许失败”的命令下，不怕牺牲，拼命渡江，终于按预定计划闯过丹江。13日，分作另一路的第三五九旅在荆紫关阻击了堵截的敌军后，也顺利强渡丹江。

　　15日，当得知中原突围部队突破丹江天险的消息后，毛泽东异常高兴，及时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向中原军区和李先念发电祝贺：“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同时还指示“应考虑在陕南是否可以给追兵以打击，歼灭其几部分。并考虑是否可能在陕南建立临时根据地。”李先念等经过综合分析，认为争取时间就是胜利，命令部队乘胜前进，进军陕南。

　　17日，李先念率部冒着大雨进入南化塘地区的玉皇顶附近。在玉皇顶及其西南一线山梁，号称“天下第一军”的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师、第九十师、武汉行营的第三师、第十五师已据险构筑了工事，左右两侧均是陡峭的悬崖，突围部队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

　　面临困境，李先念镇定自若，以“生存第一，胜利第一”鼓舞全体指战员，率中原将士在南化塘玉皇顶，与敌人杀得天昏地暗。第三十七团一营教导员薛国斌肠子从伤口流出，还一手捂着腹部，一手提枪带领战士往前冲。第二营营长李俊山胸部负重伤，仍忍受剧痛，指挥部队向敌人强攻，直到最后牺牲。二营排长许家闰与敌人拼刺刀时身负重伤，最后紧紧抱住敌人，一同滚下悬崖。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第七一九团更为惨烈，伤亡数百人，团长、政委、参谋长都牺牲了，终于杀开一条血路，突出敌人的铁壁合围，胜利到达陕南。

　　中原军区主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对各解放区起了重要的屏障作用，为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争取了时间。因此，对中原军区部队的胜利突围和王震部回到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十分欣慰，多次致电李先念、郑位三加以慰勉，指出这是战略上的伟大胜利。7月20日，他在《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指示中指出：“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9月30日，他还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欢迎会，欢迎归来的第三五九旅指战员。10月1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三个月总结》中，毛泽东对李先念率部中原突围给予高度评价：“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分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着老解放区作战，并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

　　（来源：《胜利的旗帜》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